如果以仁義為基礎的全球道德秩序瓦解了，那么“天下”將亡

熱播的電視劇《太平年》，帶熱了本來只有專家才弄得明白的五代十國史，特別是吳越國的歷史。吳越國在五代十國中存續時間最長，境內人民安居樂業，是唯一沒有被宋朝武力征服的地方政權。最后的吳越王錢弘俶主動歸順，原因據稱是為了其人民的福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他的后代也受了祖上的福蔭。其實我最早聽說錢弘俶的故事，還是上高中的時候。這倒不是我有多博學，而是有位錢姓同學，他父親與我父親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北航的同學，他爺爺是錢昌照，在民國與新中國都是重要人物，最高做過政協副主席。這位同學自稱是吳越王的后代，是他第一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

但是，我們仔細想想，作為一國之主的錢弘俶，怎么一點“愛國主義”精神都沒有？在傳統中國歷史上，居然沒有什么人這么指責過他，而大家都覺得他的做法很對。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梁啟超這樣的人出來說，中國之所以被西方列強打敗，就是因為中國人沒有愛國主義精神。

筆者下面會指出，梁啟超講的并不全對，但他確實揭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即現在我們通常理解的“愛國主義”，與所謂“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英文是同一個詞，nationalism）相關，它指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不惜一切代價。而這里的國家，是一個抽象的實體，并不等同于在這個國家生活的民眾的簡單集合。

這種意義上的“愛國主義”，確實不是傳統中國土生土長的，而是西方的舶來品。從西方文明早期，希臘城邦就有為了城邦而獻身的愛國主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通過蘇格拉底的嘴，這種“愛國主義”被更加抽象化了。根據其中一個神話或者傳說（它被稱為“高貴的謊言”），一個城邦的公民都是這片土地下面孕育出來的。也就是說，疆土意義上的城邦就是公民的母親，而公民應該為保衛國土不惜犧牲生命，特別是其護衛者（統治者）的生命。在回應城邦的統治者過得并不幸福的批評時，蘇格拉底指出，我們應該追求的，是整個城邦的幸福，而不是某個公民階層的幸福。這種集體主義精神聽著很高尚，但是，如果城邦里的公民不幸福，城邦的幸福何來？但蘇格拉底似乎暗示，可以有沒一個幸福雅典人的幸福雅典的存在。其實，整個《理想國》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為了城邦公共的善，去消滅一切私的東西。

在后來的羅馬共和國乃至羅馬帝國，這種為一個近乎抽象的國家而犧牲一切的“愛國主義”，也非常普遍。比如，在共和到帝國轉型期間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羅，在其《論責任》一書中就說：“在所有可愛者之中最可珍愛的一個是故國；如果需要的話，那么有哪個好人為國犧牲會猶豫不決呢？”后來羅馬詩人賀拉斯說：“為父親的國土而死是甜美而合宜的”。有意思的是，這里“父親的國土”的拉丁原文是“patria”，是“父親的”的意思。它也是我們現在講的西方愛國主義的英語詞“patriotism”的詞源。

到了歐洲近代，國家林立，其傳統中的“愛國主義”資源又被挖掘出來，并且發揚光大。為了愛自己的國，犧牲自己，蹂躪他人，也在所不惜。這種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非常“自私”（本國利益不但優先，而且絕對），非常具有攻擊性，成了西方近現代以來的主流意識形態。而這種區分敵我的思想，其實也可以上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文本《理想國》。在那里，正義被理解為幫助朋友，傷害敵人。在城邦層面，本國公民都是朋友，非本國公民都是敵人。到了歐洲近現代，則有“我的國家，無論對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的說法，意即無論我的國家怎么做，我都要站在我的國家一邊。這是西式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甚至可以說是軍國主義（jingoism）的重大特征。

如此理解的愛國主義，在傳統中國，尤其是中國思想大迸發的先秦，很難找到蹤跡。戰國時期從國家利益出發考慮的重要學派是法家，其集大成者是韓非子。但韓非子從來沒有講過，一個人應該出于愛國而為國家獻身。一個懂得法術的君主，確實要讓人民為國獻身，但其方法是威逼利誘。對每個具體個人而言，比如對一個秦國人而言，他之所以上陣殺敵，不是因為秦國是燈塔國，其他國家都是蠻夷。敵方士兵，也不是惡人。之所以要沖鋒陷陣，勇敢殺敵，是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等待他的是更加有害的懲罰，而如果這樣做，等待他的是物質獎勵。所以，這個士兵，是根據個人的利害計算去殺敵的。順便說一點，我們經常聽說，中國或者東方是集體主義的，西方是個人主義的。但至少在傳統中國，特別是先秦，連法家都是個人主義的，并不推崇為一個抽象的、與個體無關的集體而獻身。法家理想的國家里面，士兵殺敵不是因為恨對方，只是因為殺敵能賺錢。這聽著很可怕，但我們想想，比起不把對方當人而去大規模殺戮，比如二戰時候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為了錢殺人，還是要好一點。就國家而言，韓非子的理想國家會給冒著生命危險的本國士兵以報酬，這可能比用軍國主義煽動人民，打著“愛國主義”旗號讓人民白白送死，還是要更仁慈一些。

當然，把敵人想象成壞人甚至禽獸，確實有利于鼓舞本國人民保家衛國，上陣殺敵。現在我們一提秦國，就說它是虎狼之國。其實在春秋乃至戰國早期，秦國被當成華夏諸國中的一員，與其他周統治下的諸侯沒有區別。但當秦國獨大，威脅到他國存亡的時候，秦國（以及楚國）在他國中的形象越來越糟，成了虎狼之國。但直至秦統一六國，西方那種從柏拉圖到近現代那種敵我界限分明的“愛國主義”，最多也只是有一個萌芽。

《太平年》劇照

與這一點相關，強調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儒家的君子圣人，也是犧牲自己、保全民眾的典范。但是，即使儒家看似有更多愛國主義思想的成分，但是他們的人禽之辨、愛國主義，與西式愛國主義，也有根本不同。比如從孟子來看，人與禽獸的差別很微小，其區別在于人有惻隱之心。而惻隱之心的表現在于，哪怕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他如果要掉進井里摔死，在看見這一場景的瞬間，我們心里都會難受一下。當然，這種同情心，雖然普遍，但非常脆弱。所以孟子希望通過家庭培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這種情感推廣出去，從而能把全天下之人，都凝聚到一起。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把惻隱之心培養得這么好。那些能夠把同情心擴展到一個縣、一個郡甚至一個國的人，就應該作為相應政治團體的領袖。如果一個人可以關愛天下所有的人，他就應該是天子，或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世界領袖。不過，即使有這樣的世界領袖存在，但儒家也堅持愛有差等。所以，一個人愛自己的國家，要強于愛外國。本國利益優先，這一點問題沒有。也就是說，儒家可以有愛國主義。但是，本國利益優先，不等于我們可以為本國利益不擇手段。因為如果我們這么做，我們就對外國人沒有惻隱之心，我們就成了禽獸，我們的國家就成了禽獸之邦。為了本國利益去戕害外國人民，孟子是絕對反對的。

并且，雖然儒家有本國利益優先的愛國思想，但是這種“愛國”，是非常具體的，即愛這個國家的人民，希望捍衛他們的福祉。在一段對話中，孟子借古代一位好的君主的嘴說，之所以要保衛國土，是為了給在這片國土上生存的人民提供生產資料以保障他們的生存。但在強大的外敵威脅下，讓人民去犧牲自己，去保衛那些本來是為人民生活提供物質來源的土地，這講不通。所以這個君主決定不抵抗。但他的子民覺得他是難得的好君主，就紛紛跟著他跑到安全的地方，重建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后來替代商朝的周國。

與此相對，如果在君主統治下，民不聊生，那么，如果他國來解放這些受苦的民眾，這個國家的民眾就沒有保家衛國的義務。他們應該做的，是拿著好吃的、好喝的，來歡迎解放軍。當然，也許這個國家的民眾生活太悲慘了，以至于“饑不擇食”，以為來的侵略軍是解放他們的。當侵略軍占領這個國家以后，情況沒有好轉，甚至更壞，那么這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再次“叛國”。

在這里，我們要澄清一個非常流行的誤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有一個（其實是被后人提煉的）說法，“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或者它的變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被當成一句愛國主義的口號。但是，回到原文，顧炎武說的很清楚，保衛國家，是“肉食者”（即統治者）的事情，與匹夫無關。但如果一個以仁義為基礎的秩序瓦解了，這才叫天下要亡了。也就是說，“天下”不僅僅指的是物理意義上的世界，而是一種全球的道德秩序。當這一秩序瓦解，沒有人會過上好日子，因此匹夫才有了責任。所以，顧炎武想說的，恰恰不是我們現在通常理解的（西式）愛國主義的意思，而是先秦儒家的以人民福祉為最高目標的愛國主義。

總之，對先秦儒家來講，愛國愛的是國家里面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超出個人的集體或者國家。我們再次看到，集體主義其實是產生于西方的，倒是傳統中國，無論哪一家，都持一種弱的個人主義思想。而西方可能恰恰因為有這種很強的集體主義，作為一種反動，才產生了非常強的個人主義。而傳統中國所有的，是一種溫和的個人主義，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個人主義。與此相關，法家不講愛國主義，儒家講。但儒家講的是具體的愛國主義，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愛國主義。

因此，從儒家思想出發，回到我們開始的引子，如果錢弘俶是因為希望保護自己的人民不受戰火的蹂躪而歸降宋朝，那他確實是一位仁君。同時，宋朝要善待吳越人民，要讓他們的生活更好，這樣才能讓宋朝的吞并是正當的，也不辜負錢弘俶這位仁君的善意。

但是，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之下，中國的精英慢慢失去了文化自信，開始批評傳統，擁抱西方。當然，西式愛國主義，有它的好處。比如，它確實更具有煽動性，更能讓一國的人民整合起來，去成就一番偉大事業。但它的害處，從前面提到的納粹屠殺，到日本的一億人民玉碎（為了保衛日本國土，不惜犧牲一億軍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西式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甚至是軍國主義影響下，“天下”亡了幾次。西方內部提出的解決，是全球化，是超越國家的世界主義。但現在我們看到，這種全球秩序正在崩潰，很多國家又退回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但這樣的世界我們經歷過，就是天下差點亡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之所以有這樣的反動，可能是超越國家的世界主義，取義過高，適得其反。這時，也許回到傳統中國的具體的愛國主義，或者從傳統中國資源里發展出一套新天下體系（這是筆者在《探尋理想政體：儒家的差等秩序》后半部中做的工作），才能真正解決世界的這種兩極搖擺。因此，《太平年》背后的吳越王的精神，不僅僅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