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與尋找文化認同

宗族與尋找文化認同

湯 洋

秋深時分的南開園，梧桐葉落，滿地鎏金。在這收獲的季節，由常建華先生主持編纂的8卷本《中國宗族通史》（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歷經十年耕耘，終告問世。這部被譽為中國宗族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不僅凝聚著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幾代學人的心血，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界重新審視宗族、尋找文化認同的縮影。

常建華主編：《中國宗族通史》（8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

在常先生的書齋內，與案頭嶄新巨著相映照的，是一份紙頁泛黃的手稿——那是他碩士一年級時，在恩師馮爾康指導下撰寫的族譜報告。從薄薄舊稿到煌煌通史，見證了一位歷史學者四十余年對宗族問題的不懈探索。我們從追溯常先生1978年的求學歲月開始，聆聽他講述宗族發展的歷史脈絡，如何挖掘那些曾在宗族中生活過的、具體而鮮活的人。

薪火相傳與研究緣起

問：能否先請您回憶一下，您是如何與歷史學結緣，并進入南開大學讀書的？當時的南開歷史系又是怎樣一種治學氛圍？

答：我是1978年參加高考，那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當時我們是考后填報志愿，在南開大學這個層級，我填報了兩個專業：世界經濟和中國歷史 ；之后的省屬大學志愿，我全部填報了歷史專業。我內心是鐘情于歷史學的，只是當時聽從了一位老師的建議，說經濟學更有前途，且南開的經濟學享譽全國，值得一試，于是填報了世界經濟。最終被南開歷史系錄取，我感到很滿足，因為更符合我的秉性與愛好。

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雖然百廢待興，但治學氛圍很好。鄭天挺先生當時已年屆八十，依然帶頭開課，講授《史學研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談學習歷史與明清的史學與史籍。其他老師也爭先恐后，干勁十足。老一輩學者摩拳擦掌，準備煥發新的學術青春，同學們則如饑似渴地學習。南開的中國史研究以明清史見長，擁有眾多知名學者，開設的選修課也最多。受此熏陶，我在大學階段就立志于明清史研究，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選的都是清史方向。

問：提到南開的明清史和社會史，馮爾康先生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也是您的恩師。當時馮先生是如何引導您進入學術研究的？

答：大學畢業后，我和同窗杜家驥兄同時考取了馮先生的研究生，成為他的開門弟子。馮先生治學嚴謹，非常強調打好學術基礎。他要求我們從閱讀清史基本書籍入手，首先精讀王先謙的《東華錄》，遇到問題查閱《清文獻通考》《清會典》及相關事例，還要善于利用工具書。當時上課是在老師家里，交流非常方便，指導的針對性也很強。大概每兩周，我們要向他匯報一次讀書情況。除了讀書外，他還希望我們在研究生階段就要撰寫達到發表水平的學年論文，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鍛煉。可喜的是，我們都達到了老師的要求。

問：您最近出版的專著《清代宗族研究》附錄中，收錄了一篇是您碩士一年級寫的《讀〈毗陵莊氏族譜〉報告》，那是馮先生布置的課程作業。您對宗族的興趣和研究，是在馮先生的影響下形成的嗎？

答：是的，我在本科時選修馮先生的《清史研究》課程，首次接觸清代宗族制度，當時就感到很新鮮。讀研時，馮先生布置的作業就是要求我們閱讀一部族譜并撰寫報告。我選的是《毗陵莊氏族譜》。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研讀一部族譜，對宗族，尤其是族譜有了更真切的認知，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挖的領域。

后來，我參加了《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編纂，細讀了大量族譜，為我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這項工作的緣起，是1983 年《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出版后，來新夏、馮爾康先生發現各地藏有大量族譜，卻無專門目錄，遂有編撰一部家譜目錄的想法，既作為學術研究的工具書，也能滿足社會上尋根問祖的需求。馮先生讓我去國家檔案局聯系相關事宜，得到了檔案局二處的響應和支持。隨后，國家檔案局于 1984 年發布《關于協助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的通知》，要求各地上報所藏族譜信息。為了解各地館藏和完善族譜目錄，我不僅向鞠德源等學者請教，還赴京津、四川、湖北、上海（上海圖書館目錄沒有整理）等地圖書館、檔案館進行調研，那是我系統閱讀社會史資料和民間文獻的開端。馮先生曾專門囑咐我說，研究族譜的學者不多，我應該借此機會開展研究。馮先生倡議編輯《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和連續發表的族譜學文章，不僅激發了我個人興趣，也直接推動了族譜研究在大陸學界的復興。

正是基于南開求學期間的學術訓練，我對碩士論文《清朝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及其歸宿》的構思逐漸清晰。一方面，通過精讀《東華錄》，我發現其中包含大量關于孝治政策的內容，引發了我對清代國家治理邏輯的思考；另一方面，我意識到《東華錄》作為官修政書，對于社會層面的記載相對匱乏。于是，我閱讀了50本族譜，希望能將官方記載與民間史料相結合，去探討清代國家治理政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這種問題意識和思維框架，幾乎貫穿于我早年宗族研究的始終。

常建華先生，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問：馮爾康、劉澤華等學者于1986年發起“中國社會史學術討論會”，首次從學科角度對社會史的命名、研究對象、范疇進行了探討，可謂開風氣之先。經過幾代學人的薪火相傳，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已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鎮。您能講講馮先生關于社會史的學術理路的形成嗎？

答：馮先生和劉先生最初都是關注階級關系史，主要研究地主和農民的關系，從中揭露地主如何壓迫農民，以及農民如何受苦。后來，學界開始反思這種研究視角的單一性，并于1983、1985年分別召開了“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和“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生產生活狀況比較研究討論會”，希望能突破將階級分析作為認識封建社會唯一方法的觀念，認識到傳統社會的多種社會關系、人民生活等。在這基礎上，1986年，馮爾康先生在劉澤華先生的支持下，發起了首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主張歷史中各種社會關系、現象、生活、人群都可以被納入社會史范疇，都有研究的價值。這就比原來的階級關系——也就是地主和農民的關系——要廣闊得多。南開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也就是繼承這樣的學術理路發展而來的。

問：您與馮先生均深耕明清社會史研究，又都關注宗族、女性史等議題，研究方向有不少交集。在此情形下，您是如何同馮先生進行交流與互動，并形成自己的治學特色的呢？

答：馮先生的研究方向，我基本上都非常熟悉。我在求學時代就樹立一條比較堅定的原則：既然在南開學習明清史，那么，南開老師們的東西，特別是我的導師馮先生的東西，我都要學習。我覺得，跟隨一位老師，你首先要完全地繼承他的衣缽，掌握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跟馮先生方向重合的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做社會史以后，也希望我轉向社會史。我們本來都是做清史的，當時社會史還是個新興學科。所以，我要學習和揣摩馮先生的研究。

不過我很早就意識到，我既要繼承馮先生的研究，又必須與之區別開來。我們做出來的東西不能重復，我要有自己的新發現。比如我們合作的第一本書是1994年出版的《中國宗族社會》，馮先生關注的面比較寬，主要負責近現代部分，我就承擔宋元明清部分。我看材料時發現，有兩個時段是馮先生當時關注不多的：一個是明代宗族，一個是元代宗族。宋代宗族方面，研究成果比較多，我就決定以綜合為主；元代的研究不多，所以我就系統地看元代文集，寫過元代族譜、墓祭的文章。這樣一來，雖然我和馮先生都研究宗族，但他以清代為主，我的重點在元明時期，既有所區別，又在學術研究上形成了互補，也奠定了以后我們能長久合作的重要基礎。

《中國宗族通史》的編纂

問：這次《中國宗族通史》的編纂，也可以說是南開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不同斷代的學人通力合作的成果了。南開為何能形成如此深厚的宗族史研究學緣？

答：宗族本來就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熱點。研究先秦史，必然觸及宗法制度；探討漢代，則繞不開豪族問題；進入中古，無論是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還是隋唐的世家大族，都可視為是宗族形態的一種；至宋元明清，宗族的組織化是理解社會結構的關鍵。南開歷史學科底蘊深厚，恰好匯聚了各個斷代史領域都自覺聚焦于這一關鍵問題的學者。

當然，背后也有具體的學術師承脈絡。比如在先秦史領域，朱鳳翰先生早年在南開任教，他的著名論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就是在這里完成的，而陳絜教授就是朱先生的學生。在明清史方面，馮爾康先生從社會史視角對族權、宗族問題進行了探究，也直接帶動了我和同門閆愛民教授等人的學術興趣。大家雖然時段不同，但問題意識相通，方法路徑相近，很早就形成了一個具有內在對話能力的學術共同體。當我們后來組織編纂《中國宗族通史》時，一個現成的、能夠貫通各代的合作團體便自然組成了。

問：您在總序中提到，撰寫《中國宗族通史》，應在“通”字上下功夫，做到貫通、匯通、會通。對于一部由多位學者集體編纂的通史來說，要真正做好這個“通”字，恐怕是最大的挑戰，也是最高的追求。您能否具體談談，您在編撰過程中是如何理解和實踐這一點的？

答：是的，各卷作者雖然是宗族史研究的專家，但當組織起來完成通史時，難在做好“通”的工作。我們主要從三個層面上努力，克服這一難題。

第一是縱向的“貫通”，即在時間上打通脈絡。這要求各卷作者不能僅僅深耕于自己的斷代，而必須將研究時段置于宗族形態演變的歷史長河中審視。我從諸位合作者的交流與書稿中，把握他們對于宗族的認識，加上我的理解，將宗族中國宗族史分為四大階段。宋以前分為兩大階段：先秦宗族的商周兩種模式，屬于中國宗族的奠基階段；秦漢至五代宗族的多樣性，屬于中國宗族的變異階段。宋以后也分為兩大階段：宋夏金元明清宗族的組織化，屬于中國宗族的轉型階段；近現代則面臨宗族與現代化的挑戰與調適，屬于中國宗族的蛻變階段。總的看來，宋以前宗族的演變斷裂性較強，宋以后宗族的演變連續性較強。通過這種階段性的把握，我們希望清晰呈現宗族制度如何承前啟后、因革損益，回答諸如“商代宗族實態究竟如何”“中古世家大族如何轉型”“明代江南有無宗族”等宗族史領域的大問題。

第二是橫向的“匯通”，即建立宗族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區域、民族等多方面的聯系。我們不僅要關注漢族宗族的發展，也要將視野投向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例如，負責遼宋夏金元卷的王善軍教授就很好地論述了，在同一時期，遼、夏、金統治區域內的宗族較多承襲了前代門閥士族的觀念與組織方式，而南宋統治區域內的宗族則沿著敬宗收族的方向轉型。元代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發展，也表現出南方與北方的顯著地域差異。這表明，宗族的形態與各民族的社會發展階段、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密切相關。我在明代卷的寫作中，也認識到明代宗族形態的區域性特點比較突出，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閩贛皖型宗族、江南型宗族、粵及北方型宗族，正是為突破南方、北方宗族二分法模式認識，展現宗族與區域社會、經濟結構互動的多樣面貌。

第三是內核的“會通”，即將各種有關宗族的因素融會貫通。這體現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覺。例如，我們強調結合日常生活的視角去探究宗族，考察宗族制度的制定與實行面臨的問題，宗族的衣食住行物質消費與生計模式、家庭的作用、宗族的觀念、族人關系以及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等。從制度層面看，人們是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框架下生活的，皇權籠罩四野。因此，宗族規則的框架與國家的意識形態大致是一致的，國家要求宗族成為順民的理念會影響到族人。但族人在宗族中的日常生活是比較私人化的，宗族可被看作是共同生活的人所結成的共同體，既有合作與溫情，也存在內部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因此，我們希望將綜合論述與個案剖析相結合，既有宏觀把握，又通過具體而微的案例讓宗族的歷史鮮活起來。

從族譜到刑案：宗族研究的日常生活轉向

問：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轉向，就是從宏觀的國家與社會視角，轉向利用刑科題本，從日常生活史的視野來研究宗族，探究制度與生活的關系。可以談談這樣的轉向是如何發生的，您最初如何注意到刑科題本這類史料的？

答：這個轉向的契機，要追溯到1983年。當時，馮爾康先生帶領我們南開學生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教學實習，抄錄清嘉慶朝的刑科題本。我一接觸這些檔案，就被其中所反映的普通人生活的豐富性所吸引住。里面記錄了茶農、剃頭匠、小販等有關田土、債務、婚姻等各種案子，以及他們在官府留下的供詞。他們為了自保或脫罪，巨細靡遺地交代自己的生活細節：住哪里、做什么營生、跟誰有來往、為何結怨。因此，我一直想有機會利用這批材料研究社會史。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成立后，決定對這批抄錄的刑科題本資料進行整理，我重新燃燒起研究熱情，主編了《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分省輯刊》。當時我正從事日常生活史研究，于是嘗試從這一視角出發，利用這批刑科題本來探討宗族。

問：與您之前利用族譜、文集等材料來研究宗族，您覺得以刑科題本為材料，所呈現出來的宗族樣貌相較以往有什么不同嗎？

答：有很大不同。一，刑科題本呈現的是普通人在宗族中的生活和各種關系，而族譜主要由士大夫編修，反映的是他們理想中的宗族形態。二，刑科題本反映的是具體生活中活動的、鮮活的族人，而族譜或傳記里的族人往往是被固化甚至美化的形象。三，刑科題本中揭露了大量宗族內部糾紛，而不是族譜所營造的宗族敦睦和諧生活。四，刑科題本體現的是活態的宗族形態，族譜等資料更多展現的是一種制度化的宗族。

在刑科題本中，我們看到的宗族多是聚族而居的生活共同體，而非統宗譜呈現的大族，具有多種形態。從實際生活出發，可以清楚看到宗族內部成員的關系。比如在兩湖地區，我注意到族長權力較大，不僅管理族人，有的還欺壓族人，這說明族權確實發揮作用。我們也看到不少族人耕種族田，這種租佃關系與民田上的租佃制相同，同樣存在經濟糾紛。族田的存在，首要目的是保證祭祖等公共活動的費用，其次是為了辦理族務和救濟族人。但現實中，也有貧困的族人會利用輪值管理的機會，變賣族田以損害宗族利益。因此，利用刑科題本，我們可以探討宗族生活與宗族制度的關系，讓宗族研究進入新的狀態。

問：這里可能存在一個方法論上的悖論：刑科題本里記錄的案件，多屬非日常發生的，而您的研究目標是重構民眾的日常生活。您是如何通過這些非日常形態的案件，構述和還原人們的日常生活與行事邏輯？又如何看待微觀生活個案與宏大歷史敘事的關系？

答：確實，案件發生本身是非日常的。但這些非日常的事件，恰恰產生于日常之中。因為很多日常的東西，人們往往是不進行記載的。我們現在之所以能知道這些人，知道他們的生活細節，正是因為發生了案件，才被迫記錄了下來。比如很多案子的起因很簡單，就是借東西不還，或者人際關系處理不當，最后升級成了命案，但實際上反映的仍是平常的關系。所以，我們必須借助于非日常的記載，才能呈現出隱沒的日常。

就像最近很多人關注到易代、逃亡時期的文人日記，正因為人們記載了這一時期的事情，我們才可以看到如此豐富的歷史細節。朱亦靈曾利用的《侯岐曾日記》，構述鼎革之際一位江南士紳的日常生活。在動蕩時代，人們的日常和非日常往往交織在一起。劉永華先生《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則是借助排日賬，構述和平年代一位徽州鄉民的生活。不同的材料展示出來的歷史內容不一樣，這也導致作者盡管掌握很多方法，但最基本的還是要根據材料屬性進行呈現。

至于微觀與宏觀的關系，我的態度是務實的。面對刑科題本里面豐富的材料，我的首要任務是把資料里的那些情況梳理清楚，盡最大可能揭示歷史的本來面貌。在這個基礎上，能與大歷史聯系就聯系，不能聯系也不一定先勉強聯系。揭示歷史真相本身，就是史學學者最基本、最重要的責任。

問：您在《眾生百態：清代刑科題本里的“打工人”》一書中利用刑科題本，對剃頭匠等清代底層勞動人民生活進行描繪。您當時也是抱著揭示普通人生活實態的態度去書寫他們的嗎？

答：是的，這正是社會史，或者說新的社會史，與過去研究取向的一個關鍵區別。過去一說研究“人”，往往局限于社會階級關系中的抽象角色，比如地主、農民。對于一些社會邊緣的小人物，幾乎不碰，即使碰也是偶爾涉及。新的社會史則認為，社會中的各種人，各種社會現象，都值得去探討。刑科題本里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他們的悲歡離合與生計掙扎，都是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其實很多搞社會史的人也想寫，但沒有相關資料。我們通過發掘刑科題本這類材料，恰好為這種研究提供了可能。

宗族在傳統社會中的生命力

問：宗族的存在和影響貫穿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在您看來，宗族在歷史中的發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比較關鍵的節點、事件和不同階段性的特征？

答：東漢到魏晉南北朝，世家大族興起并不斷壯大。到隋唐，宗族主要表現為士族貴族形態。他們以文化修養和貴族精神區別于庶民，長期占據社會統治地位，但這一制度逐漸固化，最終隨著科舉制的興起和社會結構的轉型而走向衰落。中晚唐以后，隨著均田制瓦解，小農經濟和商品經濟得到發展，科舉制逐漸取代了士族門第，成為主要的選官途徑。通過科舉崛起的宋代士人階層開始思考社會秩序的重建，宗族成為他們關注的重心，于是提出一系列方案。如張載提倡明譜系與立宗子法，程頤程顥兄弟主張放寬祭祖禮制限制，朱熹設立祠堂禮制、家族禮儀等。這些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

明代朝廷將程朱理學作為意識形態依據，并將《家禮》推廣社會。至嘉靖朝禮制改革，頒布推恩令，使程頤“祭始祖”得到官方認可，促使建立宗祠、祭祀始祖在民間廣泛普及。此外，明中后期社會形態也發生深刻變化，國家對社會的強力控制減弱，商品經濟日趨繁榮，社會風氣趨向奢華，許多做法逐漸突破明初禮制規定。在此背景下，宗族組織積極借鑒鄉約，制定族規家訓，選舉族長，形成具有實際管理職能的族權，旨在教化族人、維護鄉里秩序。這一系列變化，其背后的動因是復雜的，與生產方式的變化、選舉制度的更替，及國家意識形態的引導密不可分。

問：您覺得，這樣以祭祀同一祖先而形成的共同體為何能夠不斷建立、延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生生不息？

答：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精神與文化層面的需求。祖先崇拜是中華文化的基因，這是數千年未曾間斷的歷史形成的。這種慎終追遠的情感，依靠一些基本制度維持與延續，形成祠堂、家廟等信仰建筑，家祭、墓祭等祭祖形式。有文章說，祠堂是“國人靈魂的棲息地”，形象地說明了祠堂在國人精神層面的作用。祠堂不僅具備祭祖功能，同樣也是處理宗族公共事務的機構。宋元以降，宗族由祭祀向提供公共服務職能擴展的趨勢，看到了祭祖功能的變化。

其次，宗族的運作離不開現實、功利性的需求。要把人組織起來，就需要有活動，而活動需要資金和協同。因此，宗族往往也是應對現實經濟與社會需求的工具。比如族人可以借助血緣網絡的信任，合作從事買賣、經營，形成類似股份制的經濟共同體。反過來，籌備祭祖等公共活動需要資金，通常靠族產收入或各家湊份子。成功的經濟活動能為宗族事務提供更充裕的支撐；而宗族事務的順利開展，也可能增強內部的凝聚力與合作基礎。不過宗族功能的實現程度，在不同地區差異顯著。比如較為富庶的小江南地區，許多宗族擁有義莊、族田，收入除供祭祀外，還能開展救濟工作。而在經濟條件一般的地區，共有族產往往僅夠維持基本祭祀開銷，難以實質性的周濟貧弱，更多只能在族人遇到婚喪大事時提供一些幫助。

最后，宗族在傳統社會中承擔治理與教化功能。隨著宋以后宗族的組織化，尤其通過設置族田、義莊、義塾等公共產業，宗族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基層的救濟、助學和公益職能。族規家訓是社會治理的產物，重視貧富貴賤的矛盾，其內容反復強調富人要幫助窮人，士大夫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不能簡單視為地主階層抹殺階級性的手段。從歷史記載看，這些理念確實導向了實在的行動，宋以后的墳山、義田、救濟，反映出宗族建構共同體的努力，也使宗族超越了單純的血緣團體，成為一種基層社會治理的單元。

宗族的現代回響

問：您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宗族留給當代中國最大的精神遺產是什么？宗族中有哪些方面仍值得我們汲取和學習？

答：宗族是基于祖先崇拜和認同所形成的家國一體形態下的共同體文化，由此產生了宗族共同體、姓氏共同體，乃至中華民族共同體，有助于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這是宗族留給當代中國最大的遺產。宗族作為生活共同體是實體化的，聚族而居于村落，有親戚關系，平時生活上互相幫助。宗族作為觀念共同體，則生活在各地，未必相識，但在共祖觀念下也是共同體。因此，對宗族的建構會促進對整個中華民族即國族的建構。對于建祠、修譜這些宗族存續的基本形式，予以一定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認識是必要的。

雖然傳統的宗族組織形態已經式微，但宗族在歷史中存續發展的智慧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在當下仍有其價值。它提醒我們，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關注人與人之間的聯結、互助與認同，需要尊重文化傳承的內在脈絡。現代化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革，更是社會結構與文化心理的調適。從宗族的歷史中，我們或許能找到關于安頓個體、凝聚社群、延續文化認同的本土啟示。

本文原載于《博覽群書》2026年第3期

本文作者湯洋，女，江蘇無錫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2024級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為宋以降的社會文化史與思想史。

頭像題字：劉集林

刊頭題字：張經緯

編輯排版：徐嘉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