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都城變遷簡史（一）

國都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乃至經濟中心，地理位置的選擇自然十分重要。國都的概念最初并不明確，因為那時還沒有明確的行政區劃，最高統治者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國都，比如商朝。為什么不從夏朝開始說呢？因為夏朝是否存在尚有爭議，或者說，即使夏朝存在，它的都城也不一定就在二里頭遺址。

商朝跟后續的周、秦、漢相比有很大區別，它的國家形態還比較原始。商族內部已經有完整的國家機器，其他部族只要認可商王這個老大，就可以視作這個國家的一部分，這種認可可以是主動臣服，也可以是被武力征服，類似于大哥收了一幫小弟。

商朝的前期都城變更頻繁，且說法較多，這里采用六遷之說。商初成湯居亳（bó，也稱南亳或東亳，在今河南商丘東南，不是今天的安徽亳州），仲丁遷隞（áo，也稱囂，今河南鄭州西北），河亶（dǎn）甲遷相（今河南內黃縣附近），祖乙先遷耿（今河南溫縣東。一說遷邢，即今河北邢臺），后又遷庇（今山東鄆（yùn）城縣北或梁山縣西南），南庚時遷奄（今山東曲阜），直到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后才穩定下來。

頻繁遷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商族可能原本是活動在黃淮下游地區的游牧或漁獵民族，這里的游牧并不是草原上那種游牧，當時的華北地區氣候濕潤，水網密布，商族驅趕著已馴化的水牛、亞洲象等動物沿著水網遷徙，順便捕魚和打獵，并用多余的魚獲和獵物與其他部落交換物品。這可能就是后來把攜帶貨物四處游走，并與他人交易的人稱作商人的原因。后來隨著氣候變化，水網縮小，他們逐漸轉向農耕并定居，但仍然保留了遷徙的傳統，每過一段時間就換個地方居住。

在成為了這片土地的統治者以后，這種遷徙的動機就變得復雜了。一是為了擴張或加強對某個地區的控制，以及因此而進行的軍事征伐。二是為控制銅礦等戰略資源。三是因自然災害或久居某處后對環境的破壞，使其變得不再適合居住。四是商族內部的權力斗爭，新王為了擺脫舊勢力而重塑政治格局。但不管怎樣遷徙，都城的位置始終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徘徊，因為這里一馬平川，適合農耕，可以獲得足夠的糧食供給，是商朝統治的基本盤。直到今天，這片區域仍是我國除東北外最大的糧食產區。

商朝歷任都城示意圖

商朝末年，遠在西方的周族完成了從游牧向農耕的轉化（這里的游牧就是大家通常所理解的游牧），他們幾經遷徙，來到了肥沃的關中平原。以這里為依托，他們的農業得到了極大發展，人口迅速增加，部族因此實力大增，并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最終聯合其他部族滅亡了商朝。

周族剛進入關中平原時，先聚居在周原（今陜西岐山縣和扶風縣交界處），后來遷居到鎬（hào，今西安市長安區西北）。之所以選擇這里，是因為灃河和渭河在這里交匯，水源充足，土地也較其它地區肥沃，而且這里地處關中平原腹地，去平原內其它地方都比較方便。周滅商后，鎬自然就成了周朝的都城。

關中平原地勢平坦，且有渭河及其支流提供水源，非常適合農耕。

鎬位于離灃渭交匯處不遠的灃河東岸，西岸則是周族稍早前的聚居地灃。

周朝的統治仍然類似于商朝那種大哥收小弟的模式，但跟商族完全散養小弟不同，周族得防著小弟們聯合起來把他這個大哥給端了，因為他干翻商朝走的就是這條路線。所以他把眾多小弟，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國家或部落按照實力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根據他們的居住地劃出各自的活動范圍，并堆土為界，這就是“封”，于是就有了地圖上參差錯落的各個諸侯國。

不過小弟們哪有那么容易聽話呢？所以周武王就把自己的兄弟和親戚分封到各地，以看管這些小弟，比如把弟弟周公旦封到魯，把老丈人姜太公封到齊，把族叔召（shào）公奭（shì）封到燕（yān），又把弟弟鮮、度、處分別封到管、蔡、霍這些商朝故地，以監視以商朝遺民為主的宋國，還在漢江沿岸分封了一票姬姓諸侯國，以防范不安分的楚國。成王時又把弟弟唐叔虞封到晉。于是整個國家就有了基本的行政區劃。

周初部分諸侯國分布

但這樣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都城鎬遠在西方一隅，而統治的大部分地區都在東方。為了加強對小弟們的聯系和控制，周朝營建了洛（今河南洛陽）作為陪都。鎬作為大本營，稱作宗周；洛用以加強統治，稱作成周。洛往西可以通過崤（xiáo）函古道聯系鎬，往東可以直出黃淮海平原聯系東方各諸侯國。也就是說，洛是關中平原與黃淮海平原的交通要沖，這也是古代洛陽看似位于黃淮海平原的西南角落，卻長期擁有重要的政治乃至經濟地位的原因。從周初到唐末，在接近兩千年的時間里，大多數王朝的都城都在鎬（咸陽、長安）和洛（洛陽）兩地反復“橫跳”。

崤函古道示意圖

西周末年，犬戎入侵鎬京，周平王便東遷到了洛。后來秦人趕走犬戎，占據了關中平原。他們跟周人一樣，也有一個從游牧向農耕轉化的過程，并且同樣是從關中平原的邊緣向腹地遷徙。到秦孝公時，最終把都城定在了咸陽。由于南岸的鎬已被犬戎破壞，秦咸陽城選擇在灃渭交匯處的渭河北岸另起爐灶，但后來又擴展到了南岸（比如未完成的阿房（ē páng）宮）。秦孝公選擇這里，一是因為它優越的地理位置，二是為避開舊貴族勢力，更方便任用商鞅變法。

秦統一六國的路線與周滅亡商的路線大致相同，都是從關中平原向東出兵。以關中平原為根據地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這里糧食產量高，平時能養活大量人口，戰時則能提供足夠的軍糧，眾多的人口又保證了兵源的充足。而且平原的北、西、南三面都比較封閉，沒有后顧之憂，東面本來與晉南盆地相連，但被黃河天險阻隔，所以可以專心向黃淮海平原等地區進攻。后來西漢、北周-隋、唐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基本也是走的這條路線。

關中平原的地形較封閉，可以專心向東進攻。

秦朝滅亡后，項羽一把火燒了咸陽宮，劉邦建漢時，便在皂河東岸一個叫長安鄉的地方重新營建皇宮，并將長安鄉升格成長安縣。以漢初的長樂宮和未央宮為核心，逐漸在周圍形成了漢長安城。長樂未央，意為長久的快樂不會結束（央：結束）。因為西漢和唐的強盛，長安這個名字的意蘊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綿延至今。

西漢之后，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及隋初也在這里建都。但這時的長安城歷經多次戰亂，已經十分破敗，而且人口密集，水污染嚴重。北周眀帝時曾在長安縣東置萬年縣，隋文帝改萬年縣為大興縣，并在長安縣與大興縣交界處重新營建都城，這就是隋唐時期的長安城。李淵建唐后復大興縣為萬年縣，“長安萬年”這個口彩也隨著大唐的崛起而成為那個時代雋永的符號。

隋唐長安城大致位于今西安市的核心區域，以朱雀大街（與今朱雀大街的位置基本相同）為界，以西屬長安縣，以東屬萬年縣。兩縣的官署都設在長安城內，稱作附郭縣。但這個位置的缺點是沒有大河流經，取水不方便，所以隋文帝組織開鑿了四條引水渠向長安城供水：東面鑿龍首渠引浐（chǎn）河水，南面鑿清明渠引潏（jué）河水，又鑿永安渠引洨（xiáo）河水，東南面鑿黃渠引終南山義谷（今長安區大峪口）水。有了這四條渠道，才有隋唐長安城的繁華。

隋長安城引水渠示意圖

唐長安城里坊

西漢和唐兩代，長安城能夠異常繁榮，不僅因為它是都城，還因為陸上絲綢之路這條貿易通道的興起。商人們先將產于中原和南方各地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集中運送到長安，然后向西北經河西走廊進入中亞和西亞，最終到達歐洲各地。又將產于歐洲和沿路各國的香料、珠寶、毛皮等商品運到長安，并向中國各地集散。長安因此成了東西方貿易的中心，是這兩個時代真正的國際化大都市。河西走廊這條最初為夾擊匈奴而打通的軍事通道，因為貿易而被賦予了長久的生命力。

陸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西漢滅亡后，漢光武帝劉秀以洛陽為中心統一了全國，建立東漢。前文說過，洛陽是關中與關東的交通要沖，向東可以縱橫黃淮海平原，向西可以得隴望蜀，這基本就是劉秀的統一路線。并且洛陽處在伊洛盆地內，周圍被邙（máng）山、崤山、熊耳山、萬安山和嵩山包圍，地形同樣比較封閉，只有少數關隘可以進出，作為都城有一定的安全性。盆地內伊河與洛河交匯，能保證生產生活用水的供應，出產的糧食長期自給雖然有些困難，但萬一被圍困也能撐一陣。

伊洛盆地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形

而在和平時期，這樣的交通要沖又能享受各種便利，所以東漢洛陽城部分替代了西漢長安城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東漢之后，曹魏、西晉、北魏、后梁、后唐都曾在這里建都，原因也在于其較封閉的地形和重要的戰略地位。隋唐兩朝雖然定都長安，但都把洛陽作為陪都，除了上述兩點，還有新的考量。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土地退化導致的減產，關中平原的糧食已經不能自給了，但長安作為都城的虹吸效應仍在加劇人口向這里聚集。這個問題其實從西漢中期就已經開始顯現，只不過西漢滅亡后，政治中心離開了長安，使情況有所緩解。但從西魏以來，長安重新成為地區乃至全國的政治中心，這個問題也便再次突顯了出來。西漢、隋、唐都嘗試過向關中調糧，但也只是杯水車薪。走陸路從崤函古道翻山越嶺，效率低不說，本身消耗也大。走水路需要沿黃河和渭河逆流而上，黃河的航運條件尚可，但三門峽一段谷深水急，必須轉走陸路繞過去，再重新入黃河走水路，也會增加消耗。渭河則因為上游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攜帶了大量泥沙到關中平原沉積，使河道淤塞變淺，加上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過度用水導致水位下降，通航條件極差。漢武帝時在渭河南面開鑿了一條漕渠直通黃河，后逐漸被堙塞廢棄。隋文帝時又大致沿著西漢漕渠的路線開鑿了廣通渠，算是解了運糧的燃眉之急。但隨著關中地區人口進一步增加，廣通渠的運力也不夠用了，隋煬帝干脆直接把朝廷搬到了洛陽。

西漢至北周，洛陽的糧食供應主要依賴黃河和戰國時期開通的鴻溝從黃淮海平原運送，洛陽繁盛起來后，這條通道開始吃緊。為了保障洛陽的糧食供應，隋煬帝命令修建了大運河，把華北和江南這兩個糧食主產區跟洛陽連接了起來，并在洛陽周圍修了含嘉倉、洛口倉等一系列糧倉，必要時也可以向關中調糧。

鴻溝由戰國時期的魏國開鑿，溝通了黃河與淮河水系。

不過，隋煬帝遷都洛陽和修建大運河不光是因為糧食問題，還為擺脫關隴集團的掣肘。這個軍事貴族集團自北魏末期以來就把持著朝政，西魏、北周、隋、唐的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可謂是皇帝輪流做。

其次，自東漢末年以來，江南接收了大量躲避戰亂的人口而得到開發，逐漸變得富庶起來，使經濟重心出現了南移。但隋朝新統一，江南及整個南方還存在離心力。洛陽比長安更靠近南方，方便加強對江南及整個南方的控制，也能順便鞏固對黃淮海平原的統治。大運河的修建密切了江南和黃淮海平原與洛陽的聯系，又反過來強化了洛陽天下樞紐的地位。

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樞紐

最后有一點不得不提，隋煬帝曾大肆營建洛陽城，而從洛陽前往風景秀美的江南游樂也更方便，所以他遷都洛陽和修建大運河，多多少少有方便享樂的私心和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虛榮心。

唐初經歷了貞觀之治，關中缺糧的問題稍有緩解，但到唐高宗在位時，關中的糧食供應再次出現了巨大的缺口。不要說老百姓吃不飽，連皇帝都沒有足夠的口糧，唐高宗在鼓勵百姓們自行前往各州果腹的同時，自己也動不動就帶著文武百官和皇室宗親前往洛陽就食，路上甚至還出現過隨從人員餓死的情況。武則天為避免勞頓，稱帝后干脆就把都城定在了洛陽，同時又避開了反對自己稱帝的勢力。中宗恢復李唐后，出于政治原因選擇還都長安。但關中缺糧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即便是號稱盛世的開元年間，唐玄宗也五次前往洛陽就食。

除了缺糧問題，關中平原的生態環境也在惡化。先秦時期的關中是名副其實的水土豐沛、沃野千里，而且覆蓋著大片森林，渭河的通航條件也還良好，比如公元前647年，秦國曾通過渭河向鬧災荒的晉國大規模販運糧食，史稱“泛舟之役”。但是從秦漢到隋唐，森林因為開拓耕地和營建城市被大量砍伐，導致水土流失，耕地又因為需要供養更多人口而過度耕種，導致退化減產，人口增長又導致用水不足和水污染嚴重。這些情況反過來又加劇了糧食的短缺。從唐朝中后期開始，大氣候轉冷，關中平原的降水量減少，干旱和風沙天氣增多，更使缺糧和生態惡化問題雪上加霜。

同時，關中封閉地形的安全性也在唐朝中后期屢次遭破解。早在626年，突厥大軍就曾兵臨長安城下，并與剛登基的唐太宗盟誓而去。756年，安史之亂的叛軍攻入長安；763年，吐蕃趁安史之亂后唐朝防御空虛，再次攻入長安；783年，涇（jīng）源軍嘩變，占領長安；881年，黃巢起義軍攻陷長安；893年-896年，西北藩鎮李茂貞連續三次侵犯長安。901年，黃巢起義的叛將朱溫攻入關中。每次城破，長安都會遭受一番損壞，千年古都的底蘊和氣數逐漸被耗盡。

安史之亂不僅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更是長安城由盛轉衰的轉折點。當唐朝疲于平定叛亂時，吐蕃趁機攻占了隴右地區和河西走廊，阻斷了陸上絲綢之路。吐蕃退去后，西北各藩鎮對過往商隊雁過拔毛，使得絲路貿易的規模大大縮減，長安從此失去了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這是另一個維度上對長安的巨大打擊。

而后唐朝滅亡，北方陷入分裂，黨項人的勢力進入河西走廊，再次阻斷陸上絲綢之路的同時，他們建立的西夏國邊境已離關中平原不遠。從國家安全考慮，長安也不再適合作為都城了。同時期江南地區卻愈發富庶，經濟重心進一步向這里轉移，長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都大不如前，于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洛陽的命運可謂與長安同氣連枝，它因長安（鎬）的興起而興起，也因長安的衰落而失去了天下樞紐的價值，各種資源難以再在這里聚集。因為地處進入關中的要道，洛陽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安史叛軍和黃巢起義軍都是取道洛陽進攻關中。尤其是安史之亂期間，唐軍與叛軍反復在洛陽激戰。頻繁的戰亂不僅使城市及周邊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大運河也因此缺乏維護或被毀壞，使洛陽的糧食供給變得困難，唐末的藩鎮割據更是增加了往洛陽運糧的障礙。種種因素作用之下，大量人口向新興的江南逃離，洛陽昔日的繁華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