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至29日在上海文化廣場主劇場上演的中文原創音樂劇《人間失格》,是第41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大眾文藝”版塊的重磅劇目。作為戲劇廠牌染空間出品的市場化劇目,《人間失格》延續了其一貫的精巧舞美設計,自2021年12月在上海大劇院首演以來,其已在東莞、長沙、成都、杭州多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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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原創音樂劇《人間失格》在第41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大眾文藝”版塊上演。本輪演出劇照。
英國舞美大師萊斯利·特拉弗斯為《人間失格》打造的舞臺,正適合上海文化廣場的深曠。被公認為當世最杰出的舞臺設計師之一,萊斯利尤其擅長為那些正典劇作,如《奧賽羅》《卡門》《第十二夜》《推銷員之死》,設計簡潔、高效的布景。如其2016年為挪威歌劇院戲劇《極樂世界》制作的舞美,萊斯利寫道,“人類最后的幸存者被囚禁在一座博物館里——一座機器般的建筑”。
《人間失格》的舞臺裝置也足夠明了,既能夠塞入中小型舞臺,也能夠在大型舞臺上釋放其全部潛能。旋轉木馬構成某種迷幻奢靡之都市性的隱喻,巨型的慘白面孔與雙手,象征父權抑或大寫的他者。葉藏的父親總是缺席,在由緘默促生的卡里斯瑪氣息中,這面孔取代他的存在,讓其升格為符號。父親的目光,他帶有審判意味的注視,只能以塑像的形式存在。
不過,音樂劇《人間失格》的爭議之處,在于其雙線并進的改編方法。既然原著乃是太宰治的半自傳小說,那么就讓作者的真實感受與虛構人物被編排的交錯,甚至讓人物最終反抗作者。這近乎于將2009年及2019年兩部以《人間失格》為名的日本電影混編,前者改編自小說,后者則以太宰治創作《人間失格》的經歷為串線,講述其復雜糾纏的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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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白舉綱
不同點在于,音樂劇《人間失格》中,身為作者的太宰治甫一登場時的表現,讓觀眾察覺到其對筆下人物絕對的主權。之于葉藏,這位創造者近似操控者。在開場舞蹈中,太宰治將身形隱匿在斗篷之下,這一福爾摩斯式的造型,自然而然為之增添了難以接近的神秘感,他宣告:“只有我能審判我自己,只有我能定義我自己。”在自我剖析的同時,他亦將大庭葉藏視為一個更理想化的自己,擁有一個更優雅、厚重,更有意味的名字。
由是,葉藏被那雙慘白的大手捧出,頹喪著,仿佛沒有生氣的泥塑,需要在與太宰治的雙人舞中,將一點點生命力吹入其眼瞼。
燈光與服裝共同織就這出音樂劇外在的華美。當葉藏自認怪物時,獰厲的燈光拂照在那些圍繞著他群舞的人身上,他們的手掌像爬山虎一樣攀援,翕動的燈光將演員們的動作表現還原為手與手,臂與臂的局部堆疊,于是人被貶為肉,肉又轉化為某種欲望的外顯。
更不必說那些情節性的燈光,如以舞臺之上的斷續光代表火車的前進,用燃起的霓虹燈顯示東京與青森的格差。在青森鄉下,演員在匿名的黑色服飾之上,疊加飾有穗狀飾物的正裝,由此變身為大庭家的家庭成員們。這個地方貴族的世界,強調的是秩序與服從,剛健與力量。
東京則是彩色的。角色們的服飾也轉而變得繁雜豐富,男士的各色西服,女士的晚禮服,歡場中每一個人的造型都截然不同。堀木正雄在第一幕時的綠色單衩西服與粉色花襯衫,代表了與青森的沉悶截然不同的明朗,但這同時也是充塞誘惑與腐爛的盛夏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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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社的“進步青年”們也有標志性的造型語言,喇叭褲與其沉重的舞步,他們時時用皮鞋蹬響舞臺。一種外放的叛逆。
此時,作者太宰治的突然出現,打斷了敘事。他被處理為某種機械降神式的存在,能夠瞬間改變劇情走向。這正是音樂劇《人間失格》危險而誘惑之處。到第二幕時,這一被引入的新設定,不能全然改寫原著的方向,卻又必然與原著產生張力。角色內在的掙扎,被代之以他對自我之虛構本質的反抗。一個單純的心理劇,由此開始融入元敘事的技巧。
但此種元敘事的摻入帶來了劇情上分崩離析的風險,劇作既需要讓太宰治的形象變得可信,因其在第一幕表現的絕對掌控力,我們很難再將其與現實時空中太宰治的柔弱對應起來。同時,葉藏的掙扎也脫開了時代背景,因其所面對的一切困境都被宣布為虛構。
不過,到上海文化廣場的這一輪演出,音樂劇《人間失格》的唱功已然歷經淬煉,變得更為穩定。唱詞本身的詩意也能夠被提純出來。“上海之春”以此劇為“大眾文藝”版塊代表性劇目,正顯示了滬上中文原創音樂劇的最新進展。上海的舞臺能夠容納太宰治的頹喪,并用大膽的元敘事去解構它,去與它產生對話,去顛覆其內部的邏輯,袒露書寫本身的秩序,揭示創傷性寫作背后的創造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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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演出劇照
這樣的創作也注定是國際性的,是在世界之中確定中文原創的位置。太宰治的原著,世界前沿的舞美,許翀燁與長谷川寧中日雙導演的構作,美國音樂家弗蘭克·懷德霍恩的作曲,若合一契。
從1990年的《變身怪醫》,1998年的《內戰》,再到2001年的《德古拉》,懷德霍恩的作曲一向融匯節奏布魯斯、搖滾和爵士,塑造出恢弘流暢而抒情的音樂風格。此種風格尤其適配《人間失格》,沒有好萊塢尋常配樂的膠合板浮華感,反而更具東方色彩。因其長期與日韓劇團合作,甚至為《死亡筆記》《北斗神拳》之類的漫畫改編音樂劇創作配樂。
我們未必全然要以本土的團隊構造一部商業音樂劇,而是不斷調用,不斷對話,不斷發揮上海的碼頭作用,這正是“上海之春”強調的開放精神,我們在一部大眾作品里也能清晰地聽到它的回聲。
來源:孫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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