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特殊財物古董字畫等“雅賄”，行為性質和金額是怎么認定的？

有一個在違紀違法案件中挺“雅”卻又讓人頭疼的問題——收受那些古玩字畫、玉石工藝品該怎么認定。很多人覺得，收這些東西比直接拿錢“安全”，但一旦事發，怎么給這些東西“定價”，往往成為案件定性的關鍵。

首先，最核心的一點是，不能只看東西值多少錢，更要看“交易”的本質是什么。

受賄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所以，認定數額時，首先要看公職人員在交易中實際獲得的對價是什么。有時候，真正的賄賂不是那個物件本身，而是附著其上的財產性利益。比如說，老張和小王一起逛古玩城，老張看中一個花瓶，小王當場掏了30萬買下送他。案發后鑒定，花瓶就值5000塊。這里，老張獲得的顯然不是那個價值5000塊的花瓶，而是小王替他支付的30萬元購貨款。這筆錢，才是他利用職權為小王辦事所換來的對價，所以受賄數額應認定為30萬。

同理，如果老張看中某幅只能拍賣獲得的畫，授意小王去辦，那么小王為了拿下這幅畫所支付的全部費用，包括拍賣款和傭金，都應算作老張的受賄數額。權錢交易的對價才是關鍵，物品有時只是個媒介。

數額認定，成為定罪關鍵

那么，當行賄人就是以物品本身作為賄賂，而物品價格又說不清時，該怎么辦？

這時，專業鑒定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啟動價格鑒定，通常是因為價格不明或難以確定。比如，東西的材質、年代本身說不清，像一些玉石、文玩，就得先請專業機構做技術鑒定，再評估價格。再比如，東西雖然有發票或證書，但這些憑證本身可能不真實。有的人為了夸大“心意”虛開發票，也有人為讓收禮者安心而故意開低價票。當這些憑證可信度存疑時，鑒定就是撥開迷霧的關鍵。

還有一種常見情況是，東西是多年前買的，而藝術品市場行情波動大，幾年前的買價根本無法反映行賄時的市場價值。這時，就需要評估它在犯罪行為發生時的實際價值了。所以，鑒定不是萬能的，但卻是解決“價格迷霧”不可或缺的一環。

最復雜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是收受者和物品價值之間“認知錯位”的情況。

這里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但實踐中要靈活判斷。一種典型情況是“以為很值錢，其實是贗品”。比如，小王送給老張一幅畫，吹噓是名家真跡值200萬，老張也信以為真地收下了。結果鑒定出來是仿品，只值1萬塊。這種情況下，如果小王能出示他花200萬購買的憑證，并且老張當時也知曉或認可這個價格，那么雙方“交易”的目標就是一件200萬的真品。老張主觀上想收受的就是巨額財物，只是因畫是假的這個意外原因沒得逞，這就可能被認定為受賄200萬（未遂）。

反之，如果小王只是空口說大話，沒提供任何有效價格證明，老張也無法憑常識準確判斷，那么通常就以鑒定的實際價值1萬元來認定。總之，不能脫離具體案情搞“一刀切”，要綜合考慮行賄人如何陳述、有無憑證、收受人基于其閱歷和知識能否合理判斷等因素。

在實踐中，還有兩個要點值得注意，它們有時比物品的真偽更關鍵。

第一，是區分“感情投資”與“具體請托”。有時，行賄人長期、多次贈送價值不菲的“雅物”，卻沒有立即提出具體請托。這并非就一定安全。如果雙方心照不宣，送東西是基于受賄人現有一切職務或未來可能提供的幫助，司法實踐中也可能認定為受賄，數額會累計計算。

第二，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認定。比如，老張把自己一件不值錢的藏品，以30萬的“天價”賣給小王。只要能夠證明老張知道或應當知道真實市場價遠低于此，那么這30萬與市場價的差額，就會被認定為受賄數額。這里的“明顯高于市場價格”，需要結合商品性質、交易時的市場行情、雙方的認知等綜合判斷。

最后，從很多案例來看，當事人常以“不懂行”“不知道值多少錢”來辯解。這種辯解能否被采納，絕非一句空話。辦案機關會結合你的職業、社會閱歷、個人愛好、家庭資產情況，乃至你此前是否有過類似收藏、交易行為來綜合判斷。一個常年混跡古玩圈、家藏頗豐的人，說自己完全看不出一件物品的大致價值，恐怕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認定“三步法”

總而言之，收受這些特殊財物，絕非某些人想象中能鉆空子的“安全區”。司法機關在認定時，穿透表象看“交易對價”、依據證據辨“主觀認知”、借助專業破“價值迷霧”的思路是清晰的。企圖以“雅”掩“賄”，最終往往只是自作聰明，在法律嚴謹的審查下，這些“雅賄”的面紗都會被一一揭開，還原出其權錢交易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