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案發后，負責審判的蔣鼎文三人請求免于死刑，惹得蔣介石大怒

1950年1月29日晚，時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在自己的住處被捕。盡管他在事后逃脫，但他隨身攜帶的公文包中，有一個記事本，上面寫了“吳次長”三個字。

這三個字，是導致吳石暴露的直接原因。

盡管當時國民黨保密局已經把目標鎖定在了吳石身上，但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吳石就是潛伏的中共情報員。毛人鳳向蔣介石匯報時，也因為沒有證據，匯報的十分簡略，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要求毛人鳳要調查清楚這件事。

專案組少將組長谷正文為了拿到證據，以吳石老部下的名義上門拜訪吳石夫人王碧奎，從王碧奎的口中套出了吳石與朱楓有過多次聯系。

毛人鳳將此事上報蔣介石，蔣介石震怒，嚴令周至柔調查吳石，在之后搜查吳石住宅的過程中，發現了他簽署給朱楓的《特別通行證》有關文書。

原來早在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吳石就意識到了朱楓可能已經暴露，于是派副官聶曦提前通知他躲避，并在2月4日以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身份簽署了一張通行證，朱楓后來拿著這張通行證乘軍機前往舟山群島，但無奈舟山群島當時已經戒嚴，到處都是特務搜捕。朱楓只能以生病為由躲在醫院里。

1950年2月18日，朱諶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長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處處長兼舟山防衛部稽查處處長莊心田逮捕，此時她離祖國大陸只有一步之遙。

朱楓被捕后曾試圖吞金自盡，但是未獲成功，看守意識到如此重要的人如果死在舟山，難免被追責，于是緊急派飛機將朱楓送到臺北醫院治療。

1950年3月1日，臺灣當局下令以“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逮捕吳石。

吳石、朱楓被捕后，均遭到敵人嚴刑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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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聊過吳石案不少細節，上篇文章中也講了不少細節。

這次我們聊點別的。

在吳石案發以后，國民黨保密局在事后總結中，他們認為此次之所以能破獲這起案件，完全是因為朱楓違背了地下工作原則，即與蔡孝乾發生了“橫的聯系“，才導致了暴露。

這句話其實對也不對。

作為我黨地下工作的開拓者，周總理在規定地下工作紀律時，確實有過嚴禁“橫的聯系”，即不同地下戰線的同志彼此不產生關系，以免一個點被破壞牽連出一串的情況。

不過，朱楓與蔡孝乾雖然發生了“橫的關系”，但卻并不算是違反紀律。

當時，朱楓是被派到臺灣負責聯系吳石的聯絡員，因為朱楓在臺灣還有個養女，她能夠以探親的名義到臺灣。可問題就是，朱楓自己并沒有在臺灣工作生活的經歷，想要與吳石接觸，并接受傳遞情報，就要先在臺灣立足，這樣一來，她必須要得到在臺灣的地下黨同志幫助。

蔡孝乾是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負責領導所有在臺的地下黨，朱楓與他聯系，自然也是合理的。

吳石、朱楓、陳寶倉的暴露，關鍵還是在于蔡孝乾被捕叛變。

蔡孝乾這個人雖然是老資格黨員，但是貪圖享受，他在任臺灣省工委書記后，便挪用黨費購置房產，甚至包養情婦，他兩次被捕，都是因為貪圖享樂，甚至在第一次被捕逃脫后，明知道敵人在搜捕他的時候，還要冒險外出到西餐廳解饞。

谷正文后來也是抓住了蔡孝乾這個人貪圖享樂的特點，才成功使其叛變，并順藤摸瓜破壞了臺灣省工委的全部組織。

這和1948年重慶地下黨組織因《挺進報》事件遭到完全破壞有相似之處。

盡管重慶地下黨組織破壞是因一張小小的《挺進報》引起，但隨著敵人搜捕規模逐漸擴大，許多基層黨員即便是被捕以后，面對酷刑依然是堅貞不屈，反而是少數領導同志，被捕后承受不了酷刑從而叛變。

這部分叛徒有共同的特點，即擔任黨的領導職務以后，很快腐化墮落，甚至對黨的紀律不以為然。

當時，被關在渣滓洞、白公館的共產黨人苦思這場慘痛的經驗教訓后，寫下了獄中意見（即獄中八條）：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

《紅巖》的作者羅廣斌將這份報告帶出來，并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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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雖然勸降了蔡孝乾，但他對這個人其實是看不上的。

“我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致形跡過于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

“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最高。”

（注：張志忠為中共臺灣省工委副書記，犧牲后1998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像朱楓這樣的聯絡員，在被俘之后受盡酷刑，卻始終堅貞不屈，國民黨當局在事后檢討中，卻對她評價頗高，除認為她“黨性堅強，學能優良”，還盛贊她在被捕以后企圖吞金自盡的行為：

“匪干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之前我們聊過吳石，并且考證了吳石并非是履行了入黨手續的中共黨員，僅是中共地下黨發展的情報員，無論是在案發前還是案發后，吳石的行為都表明，他在向黨自覺靠攏。

就連國民黨當局也在事后承認，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

根據參與過吳石案審理的李資生撰寫的《臺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記載來看，吳石最初被捕，起初并不知道保密局已經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情況，仍然以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身份壓人，一直到后來主官人員悄悄暗示他，吳石才明白情況。

吳石在獄中受審期間，雖然也講了自己部分的經過，但基本上都是順著敵特提供的情況講的，而涉及到其他人的問題，吳石還要想方設法為之開脫。

李資生認為：

“所以，我們說吳石‘誠意’‘坦白’，是在偵訊人員有計劃的盤問中，使他不能不誠實，不能不坦白。嚴格地說，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

根據吳石的獄中日記記錄，從他被捕之后的3月5日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里，他頻繁受審，這給他帶來的極大的精神壓力。

吳石關押的地方條件也很差，那是一個不到五平米的屋子，因為國民黨當局抓人太多，這個五平米的小屋子后來塞進了太多人，一開始只有4個人，到最后猛增至10人。

本來就已經受到極大精神壓力的吳石就連休息也沒辦法，甚至到最后只能站著。

至5月10日，經醫生檢查發現，吳石的血壓已經飆升到了200多，醫生認為，如果再這樣下去，吳石不用等到上刑場就已經因為腦溢血死亡。

考慮到吳石的重要性，國民黨當局不得不調整吳石牢房的環境。

原來和吳石同處一監牢的劉建修（比吳石晚10天入獄）在2009年8月接受采訪時回憶了吳石在獄中情況，因為身份特殊，吳石在一些條件上比其他囚犯稍好一些，但該受的刑是一點也沒少。

“每一次吳石受訊問回來，身上都會帶著新傷，他被凌虐得非常厲害，躺在地上不能動。”

吳石因為在獄中受了酷刑，后來一只眼睛看不見了，應該是因為受刑傷到了視神經的緣故。

很多資料以及文章中均提到，吳石等人在被捕之后，在審訊的過程中都還比較配合，“供認不諱”，以期能爭取一定的寬大處理。

我認為這種說法并不成立，即便吳石在獄中“交代”了所謂一定的內容，但也基本上都是和自身相關的，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非黨員的身份（地下黨發展的情報員），他不太能了解到當時臺灣地下黨組織的情況，另外一方面也和他刻意隱瞞有關系，否則敵人也不會給吳石上重刑。

圖|吳石遺書的封面

吳石從被捕入獄開始，心里就很清楚，自己能走出牢房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所以斷斷續續的寫了份遺書，因為條件有限，這份遺書是寫在《元趙文敏九歌書畫冊》的背面，為行草所書，約有2000字。

吳石在這封遺書中，詳述了自己生平過往，并對妻子以及子女的掛念，讀來令人深有感觸。

或許直至此時，在吳石的心目中，臺灣解放是近在眼前的，而自己此時此刻卻身陷絕地，不免有些悲涼。

整篇遺書讀來，給人一種滿是遺憾的感覺。

3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隨著對吳石等人偵訊的結束，對于“吳石案”相關人員的最后處理也提上了日程。

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總長的周至柔于4月7日簽呈蔣介石，提出對“吳石案”審判人員的架構：

“奉：交辦本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等叛亂一案，業飭軍法局偵訊終結，依法應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庭。陳派該局簡二副局長曹秉喆、簡三軍法官宋膺三為本案審判官外，擬請指派戰略顧問、二級上將蔣鼎文為審判長，戰略顧問韓德勤、劉詠堯為審判官。當否，簽請示遵。”

在經過一個月的審理后，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呈文周至柔，提出對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給予重判，但免于死刑。

周至柔將此事報告蔣介石，蔣介石聞聽后勃然大怒：

“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審判不公，并為罪犯說情，殊為不法之至，應即明該三員革除原職為要。”

1950年6月9日，蔣介石親自核準了死刑宣判，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吳石等人就被押赴刑場執行死刑。

從吳石案發到死刑判決下達，攏共也就三個月。

蔣介石之所以要如此效率的辦成這件事，從當時情況分析，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蔣介石對吳石確實感到了失望。

隨著國民黨當局在軍事上全面失利，蔣介石為了東山再起，急于整頓軍事，他心里很清楚，過去國民黨軍軍事上勢力，內部派系眾多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蔣介石敗退臺灣后，就有意要繞開諸多實權派系，重組軍隊，急需要大量富有軍事才干的，年齡稍小的將領來充實。

圖|抗戰期間蔣介石交辦的“學術較優人員”調查表

大約是在1949年，蔣介石在日記中手抄了一份名單，這份名單是蔣自認為與諸多派系無關，年齡在三十歲至五十歲左右，且富有才干的年輕將領。

在這份名單中，吳石高居第二。

之前我們說過，吳石雖然身上帶有一些桂系的色彩，但他畢竟不是桂系實權人物，多數時間都是以“技術將官”的身份，在蔣介石看來，吳石符合他的要求。

從抗戰時期，蔣介石就在關注吳石，但一直沒有提拔重用他，一直到1949年，才將吳石調至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的位子上，短時間里更是提到了國防部參謀次長的位置上。

很多人以為，參謀次長就是副參謀總長，但其實還有區別。在國民黨當局系統中，國防部部長一直就是個空名頭，實權掌握在參謀總長上，而參謀總長之下就是副總參謀長，作用是協助參謀總長，而參謀次長是分管一部分業務的主官（比如分管情報的就是情報參謀次長）。

參謀次長從職務級別上來講，遜于副總參謀長，但就職權上講要高于副總參謀長。

1949年夏秋，吳石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后，蔣介石幾乎是以極嚴厲的口吻，要求他迅速到臺灣報道，原因在于當時已經是渡江戰役后，蔣介石將重心已經放在了臺灣。

當時，蔣介石已經意識到，解放軍必然要發起對臺戰役，而深通軍事且又是福建人的吳石絕對要算得上是可用之才。

吳石案發以后，對蔣介石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圖|蔣介石對吳石等人死刑的核準意見

1950年2月27日，毛人鳳向蔣介石匯報蔡孝乾被捕的情況后，順便還提到了吳石可能牽涉其中，蔣介石當天就在日記中寫了這么一句話：

“殊為寒心，令即逮捕。”

整個吳石案調查審判過程中，蔣介石都是親自關注，后來更是對吳石案相關人等都處以極刑，不難看出蔣介石對吳石“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二、蔣介石對吳石處以極刑，有殺雞儆猴的意味。

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以后，蔣介石仍然要面對國民黨內復雜的派系紛爭，隨著在大陸軍事勢力，國民黨內部不乏有要蔣介石承擔責任的聲音（事實上蔣介石確實應該承擔責任）。

有意思的是，當時美國人對蔣介石也失望透頂，并提出了多個“倒蔣”的方案，除了當時遠在美國的“代總統”李宗仁一再聲稱自己才是合法元首，到美國人有意扶持孫立人、吳國禎上臺，其目的都是如此。當時，臺島上不少人都傾向于接受美國人的條件，以便于盡可能的爭取美援。

蔣介石對此憂心忡忡，曾提醒兒子蔣經國：

“布置警備以防西安事變重演。”

蔣介石不想承擔失敗的這個責任，所以他就只能把要求他承擔責任的人全部處理干凈。

“吳石案”恰好就發生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本來以吳石的情況，是可以爭取不用死的。

畢竟當時幾乎所有的對吳石不利的證據，都是模棱兩可的，蔡孝乾不認識吳石，他交代不出有關吳石的直接的情況，而朱楓被捕后也未說出對吳石不利的情況，至于那張證實吳石“通共”的通行證，吳石也大可以推諉給是手下人做的，自己毫不知情。

可蔣介石為了清理國民黨內部不聽話的那些派系勢力，強硬的拿吳石開了刀，目的是告訴所有人，哪怕是像吳石這樣身居高位的人，一旦選擇背叛他，那么最終只有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