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軍仁川登陸后,朝鮮戰局逆轉,時任朝鮮首相的金日成,不得不向毛主席求援:“親愛的毛主席,我們不得不請求中國給予我們特別援助。”
在討論是否出兵時,大多數將領都認為,中國剛經歷了幾十年的戰爭,百廢待興,實在跟美國佬消耗不起。
最終,還是毛主席一錘定音:“朝鮮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人民不能眼看著美國侵略者對其肆行踐踏而置之不理”,這才有了抗美援朝,有了今日之朝鮮。
戰爭結束后,中國志愿軍沒有像美軍那樣常駐朝鮮半島,而是在1958年全部撤回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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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中國對朝鮮這個朋友是仁至義盡。
中朝之間理應是友好鄰邦,不過自中蘇交惡,尤其是1965年以后,朝鮮與中國關系迅速惡化。
1969年,朝鮮人民軍甚至開到了鴨綠江邊,與中國軍隊隔江對峙,擺出一副隨時渡江的架勢。
朝鮮一旦動手,北面的蘇聯和南邊的越南,乃至西南的印度,都可能對中國用兵。
形勢如此危急,而毛主席只用了一招就巧妙的化解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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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知會美國:將對中國發起核打擊
斯大林去世后的幾年里,中蘇關系急轉直下。
主要原因是,蘇聯想把中國當成它的“加盟共和國”,要求中國對其言聽計從,甚至出讓部分主權。
雖然蘇聯對中國提供了不少幫助,中國也將其視作“老大哥”,而且時值冷戰,美國還帶頭對中國發起封鎖。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遵從蘇聯的意愿,甘當其“附庸”。
外號“勛宗”的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積極拉攏東歐和中國周邊的社會主義國家,試圖孤立中國,朝鮮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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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蘇聯的國力要比中國強盛,能給朝鮮提供的援助,自然要多于中國。
因此,朝鮮跟蘇聯的關系相對要近一些。
除了外交包圍,勃列日涅夫還不斷制造邊境摩擦。
在1967到1969年間,蘇聯紅軍在烏蘇里江巡航時,經常找借口跟中國軍隊發生沖突。
他們肆意撞擊中國漁船,強行登上中國島嶼,不斷襲擊中國邊防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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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崔可夫,都紛紛提出“一勞永逸的消除中國威脅”。
他們計劃,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境內的軍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此時,蘇聯已經不再把美國視作最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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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讓美國干預,蘇聯不但把計劃通報給了白宮,甚至還想聯合美軍一起,對核武器發展正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實施核打擊。
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將蘇聯的意圖廣而告之,并在《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文章中寫道:“據可靠消息,蘇聯計劃使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百萬噸核彈頭,對中國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湖泊核試驗基地,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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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外交備忘錄中寫道:“在中蘇沖突中美國采取中立的立場,無異于偏袒蘇聯;若中蘇沖突時間長度和規模有限,沖突或有助于早日結束越南戰爭,或可解決中國核武問題;如果為了維持亞洲區域權利的平衡而偏袒中國,則必須采取直接實質性的行動,否則既與蘇聯長期結怨,也被中國看成是蘇聯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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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反目,人民軍進逼中朝邊境
從1965年開始,中朝關系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不斷惡化。
當年10月,中朝兩國先后召回了在彼此國內的大使。
到了1969年,中國駐朝使館和朝鮮駐華使館,都只剩下寥寥數人。
1967到1969 年期間,中朝雙方人員在作為界河的黑龍江和圖們江上不斷發生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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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經常攔截中國漁船、運輸船,扣押船員,撞壞船只,拖走漁具,強行檢查中國人員。
金日成還奉蘇聯之命,在鴨綠江、圖門江流域陳列重兵。
似乎只等勃列日涅夫一聲令下,朝鮮人民軍就要強行渡江,與中國開戰。
若干年后,金日成在與昂納克的談話中也證實:人民軍與解放軍確實曾隔江對峙。
蘇聯、越南和一些東歐國家外交使團,甚至傳出消息:“中朝軍隊,在邊境上已經發生了小規模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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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德國駐朝使館《備忘錄》的記載中,金日成是如此對勃列日涅夫形容中朝關系的:“朝鮮與中國的雙邊關系處于‘停滯狀態’,兩黨之間互不聯系,政府之間也沒有交往,貿易關系雖未中斷,但只是維持在最低水平。”
可以說,中朝關系已經到了冰點。
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中國非常不利,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它能左右朝鮮,就能控制其它社會主義國家。
就連印度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也因為與中國有領土糾紛,而與蘇聯加緊了聯系。
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中國關系一直不好,雖然1969年美國尼克松總統上臺后,中美關系有所緩解,但遠沒有到破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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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朝鮮受蘇聯唆使出兵中國,解放軍反擊后,蘇聯必然會帶著盟友向中國施壓,而美國也有可能落井下石,火上澆油。
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毛主席只用了一招,就巧妙地化解了危局。
背信棄義?朝鮮真想跟中國交戰?
雖然中朝關系已經跌至谷底,但中國知道朝鮮最忌憚什么:美帝國主義。
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一直沒有撤軍,而是屯駐在了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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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曾說:“面對 100 多萬敵軍,朝鮮不想中斷與中國的盟友關系,否則就會腹背受敵。”
金日成的擔心,不無道理。
朝鮮若與中國開戰,南邊的韓國,很有可能趁機北上,屆時,朝鮮將陷入兩面作戰的險境。
在中朝關系冰凍期間,中國非但沒有激怒朝鮮,反而一直在各種國際場合聲明:如果形勢需要,中國將會與朝鮮再次攜手,反對美帝國主義。
所以,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明白,人民軍屯駐邊境,不過是做給蘇聯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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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需要蘇聯的援助,更擔心蘇聯會將其孤立。
作為一個在夾縫中求生的小國,既然無法完全保持中立,就只能在選邊站隊以后保持克制。
毛主席當然不希望中朝關系繼續惡化,所以1969年5月1日,在天安門會見各國使節時,中國愿意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展關系。
朝鮮收到了來自中國的善意,所以對蘇聯的命令陽奉陰違。
因此,朝鮮并未派出代表,出席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會議,這樣做的,還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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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不滿的說:“朝鮮和越南兩黨,這是擔心惡化與中國的關系。”
9月3日,在越共領導人胡志明的葬禮上,中國代表與朝鮮代表崔庸健進行了短暫會談。
崔庸健回朝鮮時,特地去北京拜訪了周總理。
崔庸健提出:結束朝中邊境地區的沖突、改善朝中兩國邊境局勢的必要性、恢復雙方接觸、互派代表團和大使。
周總理對這些建議,表示歡迎。
1969 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二十周年慶典。蘇聯不但不派代表出席,還阻撓其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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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它沒想到的是,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卻現身天安門城樓。
毛主席親切的接見了崔庸健,并表示:“中朝應當搞好關系,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崔庸健感慨道:“中朝歷史上并肩戰斗,都是把鮮血流在一起的”。
談到現實問題,毛主席說:“美國和日本靠得很近,他們不是單純為了打你們,他們的目標是中國。所以,我們兩國要靠緊。將來,中朝攜手反美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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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結束后,毛澤東挽著崔庸健的手走向觀禮臺。
崔庸健訪華,是中朝關系回暖的重要標志。
法國報紙稱:“朝鮮與中國的關系似乎已有所改善,而這一轉折的標志就是崔庸健的北京之行。”
緊接著,朝鮮對蘇聯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
1969 年 12 月,樸成哲在蘇聯訪問期間對勃列日涅夫說:“我們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而不是通過武力來實現國家的統一。但是只要美國人還在南朝鮮,繼續進行挑釁,無論我們表現得多么克制,這一目的都不可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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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24日,周總理率隊訪問朝鮮,標志著中國、朝鮮正式回歸友好。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哪有勺子不碰鍋沿,兩口人過日子,都難免吵架拌嘴,更何況是兩個國家。
中國與朝鮮是唇亡齒寒的鄰國,彼此理應保持親密關系。
對于友好國家,特殊時期的特殊決定,也應該互相諒解,因為只有包容,才能走得長遠。
參考文獻:
沈志華.破鏡重圓:1965—1969年的中朝關系[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8(04):1-1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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