匱乏如何塑造了人類、人性及歷史——讀河森堡《進擊的智人》

定場詩：

三百萬年人類史
匱乏塑造貪嗔癡
物演天擇終有意
總把新知換舊知

本文是百花園清風讀書會第19期的文稿，由主理人@老稻介紹河森堡出版于2018年的《進擊的智人》一書。

河森堡原名袁旭，1988年生人，國家博物館講解員。河森堡是網名，為了致敬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

《進擊的智人》作者：河森堡

《進擊的智人》在極其宏偉的視角下，回顧了早期人類300萬年的演化史，以及8000年的農耕文明史，其中的核心關鍵詞是：

匱乏。

匱乏統治了人類99.99%的歷史，塑造了人體器官的工作模式，而應對匱乏則是我們思維方式的邏輯底層，也是歷史與文明發展的一條暗線。

食物的匱乏讓直立人走向草原，性資源的匱乏讓男人們彼此搏斗，而饑荒中蛋白質的匱乏讓人們不得不吞噬彼此的血肉。可以說，匱乏塑造了人類、人性和歷史。

河森堡身為國家博物館的前講解員，在《進擊的智人》這本書中旁征博引，縱橫捭闔，橫跨生物學、地理學、氣象學、歷史學、心理學、考古學、醫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個領域，但實際上回答的卻是小區保安的經典問題：

你是誰？

你從哪里來？

你要去哪里？

【讀書會信息】

主題：匱乏如何塑造了人類、人性及歷史——讀河森堡《進擊的智人》（百花園清風讀書會第19期）
主講人&日期：@老稻 |2024年4月24日
提綱：1、我們可能都是食人族？2、汽車、火車、鐵軌如何分類？3、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4、文明是被野蠻推動的？

【文稿】

《進擊的智人》這本書很有趣，我做了16000字的筆記摘抄，限于篇幅，這里只介紹幾個印象深刻的片段，推薦大家購買紙質書，相信我，值得一讀。

書一開始，就給我們描述了一個恐怖的情節，同時也帶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論：

一、我們祖上可能都是食人族？

1957年，美國一位病毒學家在新幾內亞島擔任醫療官時，接觸了幾個被巫術詛咒的原始部落（處于石器時代）的婦女，她們的身體突然開始出現了一些異樣：

臉上不可自抑地露出奇怪詭異的傻笑，全身不停地顫抖，說話顛三倒四，走路喪失平衡能力等等，這讓她們看起來就像被惡靈附體一樣。

通常在3到6個月后，她們會徹底失去平衡能力而癱倒在地，顫抖著發出凄慘詭異的狂笑，最后把自己活活餓死。因為他們會漸漸失去吞咽的能力，口中就算塞滿了食物也無法下咽。

而這只是死亡的方式之一，另外的一種死法就煎熬多了——被詛咒的人會因為大小便失禁而整日癱瘓在自己的屎尿中狂笑，最終褥瘡中毒而死。

科學家后來發現，這些“被詛咒者”的腦部被某種東西蛀成了海綿狀的中空結構，這就是她們出現各種瘋狂舉動的直接原因。這個東西叫做“朊病毒”。

朊病毒的傳播途徑是——吃人。

新幾內亞島位于太平洋，馬來西亞群島與澳大利亞之間，是世界第二大島。因為長期與世隔絕，且島上環境不利于飼養豬、牛、羊、馬一類的大型牲畜，造成蛋白質的匱乏。在這種情況下，幾十公斤重的新鮮人肉在當地一部分土著人眼中自然沒有任何浪費的理由。

但為什么有些土著人也吃人肉但沒有被傳染呢？科學家發現他們的染色體中有抵抗朊病毒的基因。然后科學家們干了一件特別損的事兒——在全世界范圍內做了廣泛的調查，發現這種抵抗朊病毒的基因在各個民族中普遍存在。

這事兒為什么特別損呢？我們推理一下：

在上古洪荒之際，遠古時代的人類也面臨著新幾內亞島上的那種絕境，在食物或者蛋白質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我們的祖先彼此追逐和殺戮，勝利者肢解了失敗者，并且吞噬了他們的血肉，那些對朊病毒沒有抵抗基因的勝利者隨即被蛀空了大腦，在屎尿中慘笑而死；那些有抵抗基因的勝利者則存活下來，生下了同樣具有抵抗基因的后代，他們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延續到了今天。

所以，這個推理指向了一種讓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我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被食人的歷史篩選出來的。

另外一個結論是：人類歷史中任何社會行為，都有其自然科學的底層邏輯。

二、什么是人？

朝鮮動物園有一只90后（1998年出生）的網紅黑猩猩，它會抽煙。它用打火機給自己點煙時的樣子熟練得像個老煙槍，目光放松淡然，深沉的側臉在迷離的煙霧中看起來像一個厭倦了江湖恩怨而選擇在胡同里修車維生的“老炮兒”。

朝鮮動物園的網紅黑猩猩

所以你看，所謂會使用工具、火，并不能把人類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動物學家珍妮·古道爾用她將近50年觀察野生動物的經驗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任何一條清晰的邊界可以將人類和其他動物分開。”也就是說，我們還沒有發現什么事情是只有人類能做而別的物種絕對做不到的。

目前的一種學術觀點認為，所謂的人類，可以被大體描述為：“習慣性直立行走的靈長類”。

直立行走是一種復雜的行為，其起源和發展肯定存在多種因素，但是這些因素都受一個底層邏輯的支配，那就是像幽靈一樣的兩個字：“匱乏”。

采用直立的姿勢，騰出雙手協助吃東西更快，這在食物匱乏且充滿競爭的環境下是個巨大的優勢；在能量補充困難且需要長距離轉移的環境中，站起來走路更加節能，走得更遠，也就是說獲取食物的半徑擴大很多，這也是個巨大的優勢。

早期人類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去應對匱乏，實在是個妙不可言的主意，但它也有沒有缺點呢？有，那就是相對于身高來說更窄的盆骨。

狹窄的產道

本來呢，盆骨變小可以讓我們在直立行走時靠輕微的身體擺動保持平衡，大大減少能量的損耗。但是同時也意味著女性的產道也隨之變得狹窄——偏偏人類為了匱乏，長出了一個大腦袋（后面會講），這兩個性狀的殘酷共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殺死了無數的婦女和兒童，也深刻而久遠地改變了人類的命運軌跡。

不說舊石器時代，即使到了20世紀20年代的民國時期，新生兒死亡率最高還能達到匪夷所思的30%，產婦死亡率也高達到1.5%，平均下來，當時的中國，每天因分娩而死的孕婦就有大約500個。

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人體本身的結構：相對于母親窄小的盆骨和產道來說，嬰兒的頭顱實在是太大了。為什么人類會有大腦袋呢？

大腦袋之知識

因為，在嚴酷的自然條件造成的普遍匱乏下，關于生存的知識對于物種個體乃至族群的延續是至關重要的。

對于脊椎動物來說，每當致命的匱乏來臨時，那些腦容量大的個體會更加高效地調動自己腦內的知識，以更好地應對匱乏的考驗，而那些腦容量小的動物個體在匱乏來臨時，更有可能因為腦力不足而走向毀滅。

要想更好地應對匱乏，人類需要更大的知識儲量，也就是腦容量在物理尺度上的增大。

大腦袋之“彼此”

除了知識，早期人類還需要記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彼此”。

老虎獅子等猛獸也明白這個道理：一對一捕食一個古猿很容易，但是面對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古猿，恐怕就只能止步不前。

集體行動看似簡單，實際很難，因為真正意義上的集體行動，并不僅僅意味著他們在空間上彼此靠攏，還意味著在精神上要彼此連接，這需要具有額外的腦力。

比如說，黑猩猩是自然界中與現代人有著最近親緣關系的動物，它們的群體規模通常在40~60只，這個數量是由它們393.8毫升的平均腦容量決定的。

人類祖先的腦容量應該在450~600毫升之間，其團體規模應該超過黑猩猩的平均40只的水平，南方古猿群體的規模大概在67個左右。將近70只古猿拎起棍子和石頭，任何猛獸恐怕都會陷入深深的沉默。

今天的現代人平均腦容量為1500毫升左右，據羅賓·鄧巴先生的觀察和統計，現代人的團體規模極限是148人，粗略估算大概為150人，這就是著名的“鄧巴數”。這是現代人建立穩定關系的人數極限，一旦超過了“鄧巴數”，我們的大腦就會出現記憶模糊。

人類的祖先在集體行動之外還具備了另一種特質，使得恐貓的襲擊無法輕易得逞，也使得我們在面對危險和苦難時可以相互照應，那就是——共情（Empathy）。

大腦袋之“共情”

在匱乏的大環境中，那些共情能力更強、更能團結一致彼此照顧的個體也就更容易成功地應對威脅、進行遷徙。當食物緊缺的時候，共情又使得團體內部的不同成員懂得彼此分享，共同承擔生存的壓力。

對于人類來說，共情涉及的主要腦區是前腦島、前扣帶回以及杏仁核等大腦邊緣結構，這些腦區與基本的情感反應有關，在人類進化中出現較早，對人類的基本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共情同知識一樣，不可能憑空存在，它們也需要相應的腦部結構作為其存在的物理基礎。所以，幾百萬年來，我們的大腦是被知識、彼此、共情一起撐大的。

我們都是早產兒

剛才講了，為了應對匱乏，人類既需要狹窄的盆骨以便直立行走，又需要一個大腦袋存儲知識、集體行動、產生共情……既要且要，就造成了嬰兒和產婦死亡率極高的后果——這顯然不利于繁衍，按理說這樣的物種早就該滅絕了。

幸虧，我們的一部分祖先的基因里帶有早產的特征——這是一種尷尬但是取巧的方式，解決大腦袋小盆骨的困擾，那就是趁胎兒沒有完全發育成熟時就先把他“擠”出來。瑞士生物學家波特曼稱之為“生理性早產”，他認為人類的嬰兒普遍早產了1到3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就是嬰兒對母親窄小產道的適應。

這個早產兒的解決方案堪稱完美，不僅“既要且要”，還帶來了一個額外好處：長壽基因更好地被擴散了下來。

著名人類學家詹姆斯·奧科納爾曾經提出過一個姥姥假說，大意為當一個年輕女性在生育后由于照顧孩子而陷入困境時，孩子的姥姥就會挺身而出，幫助自己的女兒搜集食物、照顧孩子，這無疑大大減輕了女兒和寶寶的生存壓力。

但是要想實現這一點，首先就是姥姥的壽命要足夠長，至少要能活到自己的女兒性發育成熟并且完成生育。這種相對長壽的基因也會因此被篩選和擴散開來，于是人類的壽命也變得越來越長。

同時，壽命的延長往往意味著更長的發育時間，而更長的發育時間會讓成年后的個體具有更大的體格。或許可以說，正是母親對女兒的關愛使得人類變得長壽和高大，這真是一件讓人感覺暖心的事情。

如此看來，人類無論是在性狀上的適應還是在行為上的適應，都是為了應對那個永恒的難題：匱乏。

三、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關性的

英國詩人奧斯卡·王爾德曾經說過一句話：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這句話的意思是：“世界上一切都是關于性的，除了性本身。因為性是關于權力/力量的。”

解釋這句話，可以用中國的例子：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出現的性的匱乏，形成了巨大的歷史慣性，直到今天，中國絕大多數人都依然生活在這個性的匱乏所帶來的影響之中。

上海復旦大學的嚴實博士曾經在全國范圍內做過廣泛的采樣，他發現大約60%的中國男性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五大超級祖先的后代。

超級祖先是指新石器時代有幾位男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生育機會，這使得他們繁衍了非常多的子孫，這些子孫繼續開枝散葉，實現了廣泛的基因擴散，他們的血脈最終匯聚成了中國人口的汪洋大海。

他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繁育出了大量的后代，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呢？目前有學者推測，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靠權力實現了對性的壟斷。

舊石器時代智人部落之間曾有的暴力沖突，到了新石器時代變得更加激烈了，因為農業使得人們無路可退。

在采集和狩獵的時代，人們居無定所，交戰失敗的一方可以遷徙到別處生活。然而到了新石器時代，農業使得人們定居下來，勝者通吃。交戰雙方往往會以死相搏，于是很多男性戰死，而與女性生育的權力則集中在了少數勝利者手中，他們是被一場場勝利篩選出的統治者和戰斗英雄。

科研團隊根據數學模型推測，在新石器時代，成年男女的婚配比例為1∶17，大多數男性都沒能留下自己的后代。性的匱乏使得男性一刻不停地相互競爭、打斗甚至彼此殘殺，廣泛且頻繁的暴力行為在新石器時代達到了空前的高潮。

四、男女之別

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男性的主要工作是狩獵。那些注意力狹窄而集中便于鎖定獵物的男性更容易生存，經過漫長的演化，男性大致都具備了這種特點；而女性的主要工作是采集，注意力分配得寬廣有助于在采集的過程中發現各種難以察覺的細節，同樣原理，女性也大致具備了這種特點。有趣的是，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出現的性別差異到今天依然影響甚至支配著我們的行為。

在采集和狩獵的部落中，大概有60%~80%的食物是由女性提供的，因此在舊石器時代的很多族群中，女性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并不低。今天有很多人類學家堅信一點：

父權社會極有可能是在農業生產開始之后才形成，男女的社會地位之所以會失衡是因為社會的經濟生產方式變了。在農業生產開始以后，人們開始在居住地附近種植農作物，相對來說，誰的力量大、耐力好，誰的產量就更多。因此在農業社會中，男性成為了主要勞動力，他們也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其直接結果就是男性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得到了提升。

然而，人類真正開始農業生產的時間大約只有一萬年左右，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占非常小的比例，對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來說，男女之間的失衡并不是常態。

從生產方式來看，“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價值觀僅僅源自極其短暫的一段時間，與整個人類進化的遼闊尺度相比，這種價值觀顯得非常狹隘。

五、大禹治水

在世界很多地方的神話傳說中，都有著關于上古時代大洪水的內容，從兩河地區的寫滿楔形文字的泥板到《圣經》，大洪水存在于很多民族的記憶之中。

有不少證據證明，在新石器時代末期，華夏大地確實被一場驚天動地的洪水浩劫所洗禮，這場浩劫所引發的一系列匱乏壓力，也使得華夏民族邁入了文明的門檻。

與積蓄了深厚力量的黃河搏斗，單單依靠一個人或者一小部分人是絕無可能的，在原始社會勞動力極度匱乏的情況下，想要應對浩劫、緩解危局，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將人力組織協調好，實現人與人之間合力的最大化，正是在這種權力不斷集中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口也漸漸地被置于極少數人的主宰之下，在氣候突變帶來的巨大困境中，人口的大量聚集帶來的量變終于引發了質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誕生了。

不少學者認為，大禹治水或許并非依賴于他個人的才華，他提出的疏導之法也未必能從根本上應對恐怖的洪災。華夏先民之所以能夠渡過劫難繼續向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自然漸漸平息了怒氣。

王者大禹并沒有戰勝山河，而是大自然親手對他進行了加冕。

六、水稻、汽車、火車與鐵軌

這里做一個思想實驗：將“汽車、火車、鐵軌”這三樣東西分為兩組，你會怎么分？

大致的統計結果是這樣的：傾向于把汽車和火車分為一組的，大概率是北方人；傾向于把火車與鐵軌分為一組的，大概率是南方人。

結合本章標題，聰明的讀者可能猜到了，這大概與北方種小麥，南方種水稻有關。

水稻的馴化是華夏民族為整個人類做出的最大的貢獻之一，包括河姆渡遺址在內的一系列考古發掘都以無可爭議的事實證明，中國地區的人們更早地種植并馴化了水稻。

這種不同的分類傾向，有可能是不同地區的農作物種植方式導致的，水稻是一種對水量需求相對較大的農作物，要想更好地種植水稻往往需要修繕一些水田和水利工程，這種工程通常需要多人大規模地協作，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人們往往更看重人與人之間，或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聯系，他們將火車和鐵軌劃分在一起，是因為火車在鐵軌上才能行駛。水稻區的人們看中的往往是事物之間的聯系。

小麥種植區的人們不需要大規模協作興修大型水利設施，所以人和人之間相對更獨立，更看重人與事物本身的獨立屬性，而不是互相之間的聯系，他們更傾向于把汽車和火車兩種獨立的車輛歸為一類，這種思維方式更具有個人主義色彩。

七、明末的地獄

“將一顆人頭的雙眼挖去，眼眶內塞入芥菜，再放到火上炙烤，顱骨里的大腦就會受熱沸騰，眼眶中的芥菜也會動起來。當大腦完全凝固后，眼眶中的芥菜也就不動了，這時候撬開頭蓋骨，挖出腦子，可以盛兩碗。”

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烹飪人頭的技法來自地方縣志《新修沾化縣志》。萬歷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山東地區大旱、蝗災接連襲來，糧食生產完全崩潰，被匱乏封鎖的山東大地已經變成了一個食人樂園，人頭菜譜這種細節都被當時的知縣李魯生寫進了縣志里。

我們回顧明末歷史時，往往會把焦點放在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內憂外患等原因上。

但如果我們放眼全球就會發現，在17世紀，深陷危機的并不只有中國，同時代的西方世界也是哀鴻遍野。

比如，17世紀的法國先后被大災荒洗禮過11次，據推測，17世紀末的一次大饑荒可能消滅了法國全國人口的10%，僅僅在1635年到1660年的25年間，法國人民就進行了156次起義。17世紀末，全英國1/4的人口處于極度貧困的狀態，饑荒已經司空見慣。在同時代的德國科隆，每5萬人中就有2萬人在大街上行乞。1696—1697年，一場特大饑荒蔓延開來，芬蘭全國人口消失了1/3。

總之，17世紀的歐洲經歷了一個經濟衰退、糧食減產、死亡率上升、社會叛亂頻發的時代，各國普遍迎來了危機，現今的史學界通常將這場危機稱為“17世紀危機”。學者喬弗里·帕克認為，當時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頻繁的戰亂、饑荒和瘟疫中消失。

這種全球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在于，17世紀的氣候較之如今要明顯寒冷，尤其是在17世紀中葉，太陽活動明顯減弱，寒冷進一步加劇，從而引發了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動蕩，從明朝晚期的不少記載中都可以看到極寒氣候留下的種種跡象。

中國自公元前21世紀建立第一個王朝并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在4000余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冷過，也正是在極度的幽寒之中，各種天災在明末迎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發。天災之密集、慘烈簡直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大明萬千黎民連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無論是旱災、蝗災、疫災，還是兵災，它們只不過是“匱乏”的不同表現形式，這種匱乏是可以傳遞下去的，而野蠻的暴力就是傳遞匱乏最常見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說，匱乏塑造了人類，人性和歷史。人類文明在匱乏的情況下前行，也可以說，人類文明是靠匱乏，包括匱乏帶來的暴力推進的。

以上大致解決了保安經典問題的前兩個：你是誰，你從哪里來。

八、從匱乏到稀缺

在英文中，匱乏與稀缺可以用Scarcity、Deficient、Shortage等詞表示。然而，我覺得在中文里匱乏與稀缺細微的差別更有利于解釋這本書的最后一個問題“你要去哪里？”

這個細微差別是我自己定義的：

“匱乏”指的是缺乏生存的剛需，更多由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決定；

“稀缺”更多指向滿足基本剛需后更高級別的追求，更多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決定。

人類從誕生以來，幾乎從來沒有享受過“免于匱乏的自由”。我們之所以是今天的樣子，是因為數百萬年來，我們的生活中永遠都有那么一些必不可少的事物處于匱乏之中。匱乏不僅塑造了我們的身體和心靈，也書寫了我們的歷史。

然而，如《三體》所說，人類在最近幾百年，也就是人類演化史萬分之一的時間里，發生了技術爆炸，仰仗于自然科學的力量和歷史進程的機遇，如今的人類在面對匱乏時已經有了些許的喘息之機——衣食住行中的種種匱乏已經得到了巨大的緩解。

也就是說，今天的大部分人類的問題從“匱乏”轉向了“稀缺”。

問題在于，人類對匱乏的恐懼已經寫入了基因，面對今天的“稀缺”問題，依然習慣性地以“匱乏”的方式加以應對。

比如說，如果外星三體人看目前地球上發生的事情，俄烏戰爭、哈以沖突、藍綠驢象之爭，也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明明已經解決了“匱乏”，或者說已經有充分的技術去解決“匱乏”，為什么用應對“匱乏”的方法去應對“稀缺”呢？

匱乏不會使人類徹底滅亡，應對匱乏更使人類產生了文明、科技。然而，最先進的科技基本都率先應用在殺人武器上，并且在今天，這些可以毀滅全人類的科技被用來應對的，不是人類剛需的“匱乏”，而是解決了基本生存之后的“稀缺”。

幾百萬年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大自然的嚴酷并未能滅絕人類。但近幾百年人類自己發明的東西卻可能滅絕自己——比如核大戰。而引發滅絕之戰的原因，比起當初人類祖先面對大自然的嚴酷考驗時，簡直就是雞毛蒜皮，不值一提。

《進擊的智人》最后一段，河森堡是這么寫的：

然而，我們與匱乏的搏斗依然會繼續，當我滿懷敬意地將這場綿延百萬年的搏斗寫進本書時，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假如有一天“免于匱乏的自由”真的實現了，我該說些什么呢？

那么，按照我對“匱乏”和“稀缺”的定義，也許今天大部分人類已經實現了“免于匱乏的自由”，真正面對的是“稀缺”問題，我們應該采用哪種不同于“匱乏”的應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