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馬嶺遺址出土動物遺存

馬嶺遺址，是目前漢水中游地區出土動物遺存最為豐富的遺址之一，是研究這一地區（尤其是仰韶時期）動物資源利用的重要材料。在對動物遺存全面鑒定、統計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對該遺址的動物利用狀況有了初步認識，總結如下。

在后岡一期文化第一期，出土動物種屬有15種，較為豐富。在數量上，豬和鹿科動物占據主體，大型牛科、熊等動物占比很低，但是在肉量提供上，大型牛科的占比應該更高。根據尺寸分析，豬群中可能存在家養和野生兩個群體，而且家豬處于馴化初期階段，牙齒尺寸變異度高，死亡年齡集中在半歲到1歲，老年個體比例也較高，并且進行了深度消費。中型鹿科和小型鹿科尺寸偏小，可能與狩獵壓力較大有關，捕獲了一部分未成年個體。而大型鹿科尺寸偏大，狩獵壓力稍小。鹿科動物很可能是整只被帶回居址，部分個體還被整只埋葬。大型牛科個體巨大，狩獵的均為成年個體，整只運回居址，從人工痕跡上看，除了肉食利用，其后肢骨的骨髓開發比其他野生動物更為明顯。這一時期野生動物的比例稍高于家養動物，屬于初級開發型的生業策略。

在后岡一期文化第二期，出土動物種屬十分豐富，有16種。豬的數量占比上升，超過60%，其頭骨尺寸更加統一，但是身體尺寸逐漸拉開差距，年齡結構上也發生一定的變化，1歲半到2歲的個體比例增加，可能反映古人對豬群的持續控制，飼養技術逐漸成熟，肉用回報率越來越高。中型鹿科動物的比例下降較多，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絕大多數為成年個體，尺寸也有所增大，表明對中型鹿科的狩獵壓力減小了。而大型鹿科則表現出相反的趨勢，比例輕微上升，尺寸縮小，可能對大型鹿科的狩獵壓力在增大。大型牛科依舊以成年個體為絕對主體，搬運效應則比第一期更為明顯，食物利用率低的部位很少被運回居址，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可能存在浪費性消費。同時對熊的狩獵有所增加。這一時期家養動物的比例超過野生動物，屬于開發型的生業策略。

在后岡一期文化第三期，出土動物種屬減少，為10種，這與整體數量下降有關，但也可能反映出古人開發策略的改變。豬的占比超過70%，牙齒尺寸變化不大，但肢骨尺寸卻有變大趨勢，1歲半到2歲的個體比例持續增加，這可能表明古人對豬進一步的選育和強化利用。中型鹿科和大型牛科、熊也繼續維持第二期的狩獵策略，以大尺寸的成年個體為主。牛的比例有所下降。

在朱家臺文化時期，動物種屬進一步減少，僅有6種。第一、二期豬的比例略微下降，但也超過50%，朱家臺文化第三期由于特殊埋葬的單位，導致豬的占比超過90%，豬的尺寸則迅速縮小，古人對豬群的控制更強了。中型鹿科依舊占有一定比例，均為成年個體，尺寸也無太大變化。大型牛科動物的比例在第二期有所上升，但樣本量偏少，狩獵的個體全部為成年個體。

在之后的時期，動物的種屬依舊很少。屈家嶺文化時期豬的比例下降、而煤山文化時期則有所上升，商周時期豬的占比大幅度下降，為各個時期最低，僅有30%左右，鹿科動物的比例則明顯提升，這代表了生業方式的改變，還是因為樣本量少導致的偏差，目前無法確定。

綜上所述，馬嶺遺址動物資源開發策略在仰韶時期發生了兩次重要的轉變。

第一次轉變發生在仰韶早期的后岡一期文化第二期，主要體現在動物資源數量構成上，豬的比例上升、超過一半，成為最重要的肉食資源，對中型鹿科的狩獵大幅度減少，同時對大型牛科的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動物資源的利用是一個聯動系統，一部分資源的改變，必然引起另一部分資源開發策略的變動，豬和鹿科動物的此消彼長就是體現，中型鹿科遭受的狩獵壓，可能是家豬飼養業進一步提升的原因。

第二次轉變發生在仰韶晚期的朱家臺文化，主要體現在豬尺寸的明顯縮小，反映出馴化的進一步強化。中原地區這種尺寸的變化是發生在更早的仰韶中期，由于馬嶺遺址仰韶中期的西陰文化沒有出土動物遺存，因此無法判定這個變化是不是發生在更早的時期。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在仰韶中晚期，這種尺寸的變化是在中國較大范圍內發生的，這是由于小尺寸品種的大面積傳播，還是持續馴化所導致的本地種群的形態自然變化，今后還需要相關的DNA測試來確定。

從整體來看，在仰韶時期，馬嶺遺址對家養動物的開發是逐漸加強的，對豬一直采取小規模放養的粗放管理，數量提升較慢，老年個體較多，與漢水中游的其他遺址類似。不過，馬嶺遺址與漢水中游的其他遺址也有所區別，如馬嶺遺址仰韶早期的豬骨比例就已超過50%，而在八里崗、溝灣等其他遺址中，這一比例的提升是發生在仰韶中期，其中的原因仍有待探索。此外，以馬嶺遺址為代表的漢水中游地區家養動物利用開發顯示出了與中原地區不一樣的模式，中原地區家豬的占比在仰韶中期便迅速提升至80%～90%，并以年輕個體為主、極少見有老年個體，很可能實行集中圈養，這與上述漢水中游地區的特征是有明顯差別的。這一經濟基礎的差異對不同地區的文明演進有著怎樣的影響，將是今后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岡一期文化時期豬的尺寸發生了一些難以理解的來回波動，反映出古人在馴化過程中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作用，也許古人并未進行刻意的體型選育，只是動物在人類影響下自身發生的演化，也有可能是古人體型選育的不成熟導致。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大部分地區的家畜飼養業確實是呈現出逐漸增強的趨勢。如果放置到更短的時間范圍，特別是在馴化初期，各種指標也許并不符合我們所期待的規律，呈現出非連續性發展的現象。但是，可能正是這些不規律才更加生動地展現了馴化的早期圖景，這提示我們馴化并非坦途。盡管目前還無法解釋這種不規律的現象，但只有不斷積累這樣的材料，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古人在馴化早期所面臨的困難與抉擇，這也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馴化的起源、擴散及其機制。

本文由 王光明 蔡鴻博 摘編自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 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編著 《 淅川馬嶺遺址出土動物遺存 》 之 結語 。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978-7-03-078230-4

定價：328.00元

馬嶺遺址是目前漢水中游地區出土動物遺存最為豐富的遺址之一，后岡一期文化至明清時期的234個單位共出土動物骨骼7560件，其中仰韶時期的遺存最為豐富。本書在全面公布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對出土動物的種屬、數量比例、測量尺寸、性別與年齡結構、骨骼部位發現率、骨表痕跡與異常等方面的統計和分析，對馬嶺遺址動物資源開發策略進行了討論，家養動物的開發逐漸加強，對豬可能采取了小規模的放養管理模式，與漢水中游的其他遺址較為相似。漢水中游地區的家養動物開發與利用方式顯示出了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演進路徑，這對全面理解中國境內馴化的發生、傳播和擴散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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