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長安校區唐墓M50出土鐵刀、胡祿與弓韜的佩掛方式

西北大學長安校區唐墓 M50出土 1 柄鐵刀，長 93 厘米（圖一）。木質刀鞘，刀鞘末端有橢圓形鏢，漸內收，長徑 2.7、短徑 1.6、殘長 2.8 厘米。鐵刀環首部前端殘存兩個雕刻精美、潔白的玉墜飾（圖二）。

圖一 西北大學長安校區 M50 出土鐵刀

圖二 西北大學長安校區 M50 出土鐵刀環首部玉墜飾

M50 出土鐵鏃 14 枚，鐵鏃出土時置于尸骨右側肩部，原置于以木材等有機質制作的胡祿之內， 胡祿已經腐朽。胡祿亦名胡鹿、胡簏、胡簶、胡箓，也有稱為矢箙、箭箙、箭筒者等，不一而足， 一般以木、皮革等制成，或以藤條編成，有的表面髹漆或施彩繪，是用以盛裝矢鏃之器具。M50 既然隨葬有了刀劍、胡祿與矢鏃，似乎也隨葬了弓及弓韜（即韔），這樣就構成了一套完 整的與兵器相關的隨葬品，只可惜由于弓及弓韜多為有機質的木材、動物皮革等制成，容易腐朽， 已難窺其原來放置的樣式。

M50 隨葬鐵刀位于尸骨左側，而胡祿與矢鏃位于尸骨右側，這完全是按照隋唐時期刀劍、弓韜、胡祿的佩掛方式擺放的，是“事死如生”理念的充分體現。

隋唐墓葬壁畫和陶俑表明，兵器的佩掛有固定的形式，一般左側佩掛刀劍、弓韜等，右側佩掛胡祿。如陜西潼關稅村隋墓墓道西壁壁畫中的第五組人物，刀劍、弓韜均佩掛在身軀左側，其中一個人物身軀右側露出胡祿（圖三）；唐太宗昭陵六駿之一的“拳毛騧”上雕刻的拔箭人物（邱行恭），也是在左側佩掛刀劍、弓韜，右側佩掛胡祿（圖四）。在傳世的唐代繪畫中，武器的佩掛方式也有形象而清晰的表現，如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唐閻立本繪《鎖諫圖》中人物均在左側佩掛刀劍、弓韜，右側佩掛胡祿（圖五）；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唐玄宗至唐肅宗時期的陳閎所繪《八公圖》中的人物身上武器的佩掛方式也是如此（圖六）。最有意思的是，唐貞觀八年（634 年）戴胄墓第四天井下壁畫中的儀衛圖，東壁儀衛的刀劍佩掛于左側，而西壁儀衛的刀劍佩掛于右側，但后者卻畫成了刀鞘在身前刀柄在身后的樣式，顯然是在繪制過程中出現了錯誤，這也是目前為止隋唐長安地區墓葬壁畫及陶俑身軀之上唯一一幅將刀劍佩掛于身軀右側的例子，而且是由于繪畫者出錯而無法修改造成的，它不能作為隋唐長安地區武器的一種佩掛方式來看待。在隋唐長安地區的墓葬壁畫中，不僅規模龐大的儀衛圖中的武器佩掛方式一致，如乾陵唐神龍二年（706 年）懿德太子墓墓道東西兩壁的儀衛圖（圖七、圖八）等。單個侍衛的刀劍也佩掛于身軀左側，如昭陵唐麟德三年（666 年）韋貴妃墓第一過洞東西兩壁繪制的單人侍衛圖（圖九），均將刀劍佩掛于身軀左側。唐墓出土的騎馬俑也與壁畫相一致，一般在騎俑身軀左側佩掛刀劍、弓韜，右側佩掛胡祿。唐神龍二年（706 年）懿德太子墓出土絞釉陶騎射俑保存較好，可以明顯地看到其身軀左側佩掛弓韜、刀劍，右側佩掛胡祿（圖一〇），其他釉陶騎馬俑的佩掛方式也莫不如此（圖一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天祝天授二年（691 年）慕容智墓木棺之內的慕容智尸骨右側，同時放置有弓及弓韜、胡祿（圖一二），這顯然不是按照慕容智生前武器的佩掛方式安置的，而僅僅將其作為兩件隨葬品來對待，并且與較為重要的銀胡瓶、銀罐、銀盤等金銀餐飲器具及漆文具盒、皮質手套等一同放置在尸骨右側，在事死如生這一喪葬觀念的體現上，不如 M50 表現得那么強烈，反映了都城與較為偏遠的涼州之間文化的地域性差異。

圖三 陜西潼關稅村隋墓墓道西壁第五組人物

圖四 唐昭陵六駿之一的“拳毛騧”

圖五 閻立本繪《鎖諫圖》（局部）

圖六 唐陳閎繪《八公圖》（局部）

圖七 唐懿德太子墓墓道東壁出行圖

圖八 唐懿德太子墓墓道西壁出行圖

圖九 唐昭陵韋貴妃墓壁畫中的侍衛圖

圖一〇 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絞釉陶騎射俑

圖一一 唐懿德太子墓出土釉陶騎馬俑

圖一二 甘肅天祝天授二年（691 年）慕容智墓木棺之內右側放置的弓韜、胡祿等

除上述佩掛方式之外，唐代長安地區還出現了一種有別于前者的佩掛方式。這種佩掛方式以前文所引唐開元二十八年（740 年）楊思勗墓出土的 4 號和 8 號石俑為代表 。在 8 號石俑的身軀左側佩掛刀劍、彎刀，身軀右側佩掛胡祿；4 號石俑懷抱弓袋，其身軀左側佩掛刀劍、彎刀、弓袋，身軀右側佩掛胡祿。盡管這種佩掛方式在其他陶俑和壁畫中比較罕見，但也僅僅是在身軀左側的佩掛物中增加了一把彎刀，而左側佩掛刀劍與弓袋、身軀右側佩掛胡祿的基本樣式則未發生根本性變化。

隋唐時期的陶俑、壁畫等資料表明，時人射獵時多為左手持弓，右手拉弦，而且成為一種模式。結合陶俑和壁畫來看，M50 墓主人尸骨左側為鐵刀，右肩部為胡祿，那么，弓及弓韜也應該放在其身軀左側，以象征其生前的佩掛情形。雖然也有懷抱弓韜及胡祿的圖像資料，如昭陵唐上元二年（675 年）阿史那忠墓繪制有懷抱弓韜和胡祿的人物形象，圖像顯示弓韜和胡祿是以繩捆綁在一起的（圖一三），但這一圖像表現的是搬運弓韜和胡祿的情景，而不是佩掛方式。由此可見，M50 墓主人身軀右側放置弓及弓韜的可能性極大。唐高宗總章二年（669 年）劉智夫婦合葬墓，雖然墓主人骨架由于進水而整體漂移，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原來隨葬的班劍置于身軀左側 。這說明，不論是禮儀性質的班劍，還是實用兵器的刀劍，當時均佩掛在身軀左側，這是一種基本形式。將刀劍佩掛于身軀左側的形式，還影響到了日本，如日本法隆寺所藏奈良時代（8 世紀）繪制的紙本圣德太子像，其刀劍即佩掛于身軀左側（圖一四）。

圖一三 唐阿史那忠墓壁畫中懷抱弓韜及胡祿的人物形象

圖一四 日本法隆寺藏圣德太子像

從圖像資料來看，唐代的弓袋有兩種樣式：第一種為彎曲狀，其上飾虎皮或豹皮紋樣，開口處也制作成虎或豹頭狀，而不是真正地以虎豹之皮裝飾，主要是為了顯示其威猛，這種弓韜一般被稱為豹韜或虎韜，主要盛裝未上弦的弓，前述所引圖像資料可以參考；第二種則為盒子狀，上端開口，下端收縮呈屈曲狀，以唐開元二十八年（740 年）楊思勗墓出土的石雕人物俑中的弓及弓袋雕刻得最為逼真（圖一五），這種弓袋主要盛裝上了弦的弓。從壁畫和陶俑來看，唐代的盛裝矢鏃具以第一種最為常見。

圖一五 唐楊思勗墓出土石俑上的弓袋

本文由 王蕾 董苗 摘編自 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等 編《西部考古（第26輯）》一書之《關于幾件唐代鐵質刀劍及其相關問題的初步探討》一文。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978-7-03-078004-1

定價：198.00元

《西部考古》是在西北大學“雙一流”建設項目、考古學陜西省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考古學與文化遺產學學科建設陜西省特色學科建設項目、陜西省普通高等學校優勢學科建設項目資助下，由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西北大學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學研究中心、邊疆考古與中國文化認同協同創新中心和西北大學唐仲英文化遺產研究與保護技術實驗室聯合編的學術半年刊。本輯收錄考古調查發掘報告及研究論文等共計 24 篇，以中國西部地區為立足點，面向全國，內容涉及考古學、文物學、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等多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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