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缺醫生

來源于生命時報

醫生荒”正在全球蔓延，亞洲、歐洲、北美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深陷這一危機。世界衛生組織預計，到2030年，全球將有1500萬醫務工作者的缺口。應對全球范圍醫生短缺，已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亟需國際社會共同關注和解決的課題。

缺醫是多國通病

醫務人員短缺是困擾全球醫療系統的長期問題。此前，缺口大多存在于非洲、東南亞、拉美等區域的中低收入國家。《柳葉刀》發表的一項研究估算，以醫療服務覆蓋至少80%的人為標準，醫生密度最低閾值為每萬人20.7名，但東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萬人僅有2.5名醫生。醫生短缺嚴重影響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數據顯示，在中低收入國家，每年有500多萬人死于低質量的醫療保健服務、360多萬人死于醫療資源匱乏。如今，隨著醫療需求增加和工作環境惡化，這一危機也陸續席卷許多高收入國家。

美國：醫生密度較多國落后。美國醫學院協會發布數據顯示，該國目前缺少約2萬名醫生，到2034年，缺口將上升到3.8萬到12.4萬。盡管醫療保健支出遠超其他國家，但每1000人中醫生數量不足3名，落后于澳大利亞、德國、西班牙等國。

英國：高空缺率引發惡性循環。截至2024年3月，英國二級醫療機構有約10萬個職位空缺，其中醫務人員空缺8796名。高空缺率導致醫療環境緊張，增加了在職醫生的壓力、倦怠，從而引發更高的離職率和缺勤率。

德國：年齡失衡加劇人才缺口。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31%的德國醫生超過55歲，35歲以下的醫生僅占21%，中年醫生比例下降6%。隨著大量醫生退休，年齡結構整體失衡將進一步加劇。德國衛生部長勞特巴赫警告，未來幾年將出現數萬名醫生缺口。

澳大利亞：偏遠地區一醫難求。澳大利亞醫務人員流失嚴重，偏遠地區甚至一醫難求。新南威爾士州的鄉鎮約有80個全科實習醫生職位空缺。惠靈頓鎮76歲的老醫生斯賓塞，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卻無法退居二線，工作量不降反升。他表示，自己很可能成為鎮醫療中心“最后的全科醫生”。

韓國：辭職潮與供給短缺并存。韓國政府2月發布醫科大學擴招方案，引發約1.2萬名實習和住院醫生遞交辭呈、罷診離崗。擴招本意在于緩解醫學人才短缺，但目前政策未能充分考慮醫務人員的意見，引發醫界“罷工”，加劇了醫療人才青黃不接。

日本：“內外婦兒”均告急。日本厚生勞動省估計，2024年需要12.74萬名內科醫生，目前缺口達1.44萬人。外科、兒科和婦產科也面臨程度不一的缺口，分別為5800、1200和900人。

背后存在共性問題

對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而言，“醫生荒”在基礎保健和全科醫學領域尤為突出。在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等國，全科醫生短缺不再局限于村鎮和偏遠地區，開始蔓延至大城市。有些國家則是特定專科更嚴重，主要集中于需求量大、病情復雜和高風險患者多的科室，如兒科、婦產科、老年科、精神科、急診等。以新加坡為例，進入超老齡社會后，對老年科和康復科醫生需求暴增，導致相關領域醫生供不應求。

在一些國家，患者成為醫生短缺的直接受害者，醫療可及性和質量顯著下降。例如，德國全科醫生診所不接受新病人的情況普遍，患者平均看病時間只有7.6分鐘；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候診名單上有800萬名患者，候診時間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大部分國家由于人手不足，醫生承擔了超負荷工作，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美國約81%的醫生表示處于過度工作狀態，繁重的任務讓他們喘不過氣。印度為應對醫生短缺，阿拉溫德眼科護理醫院手術室中至少設有兩張手術臺，醫生穿梭于多臺手術之間。

“醫生短缺是一個歷史性、世界性問題，多數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存在。”清華大學醫學院健康中國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周生來告訴《生命時報》記者，這背后存在一些共性問題。

教育成本高、培養周期長。醫生培養涉及大學醫學教育和后續住院醫師培訓，整個過程至少需要6~8年。美國則采用精英化教育，想成為醫生要經過4年大學教育、4年醫學院教育，再加上3~7年住院醫師培訓，整個過程需10~15年。醫學教育的高成本和長期性限制了醫生供給，于是醫療服務需求不斷增長的當下，缺口便日益顯現。

職業風險與心理壓力加劇。由于日常工作關乎健康與生命，醫生承擔的壓力本就高于其他職業群體，還要面臨法律、人身安全等風險。歷時幾年的新冠疫情讓這一問題更加突出，醫生群體身心承受了極大壓力，他們作為第一接觸者，還要應對各種未知風險，導致不少醫學生被“勸退”。

人口老齡化引發醫療供給與醫生結構失衡。隨著人均壽命延長，人口老齡化日益凸顯。老年人普遍存在慢病、多發病等健康問題，該群體比例增加意味著醫療服務需求也將持續增長，醫生的供給速度難以跟上需求的增長。此外，醫生隊伍整體年齡結構也面臨失衡，年輕醫生儲備不足、臨退休醫生增加，進一步擴大了供需矛盾。

吸引生源是破題關鍵

為應對“醫生荒”，各國相繼采取了多種策略。法國政府將興建醫療中心、開展遠程醫療、簡化診所開設手續等；德國為外籍醫生移民大開綠燈，從國外招賢納士；澳大利亞一些地方政府則重金聘請全科醫生。一些國家還另辟蹊徑，試圖挖掘醫生“替代者”，如美國通過培養護師和助理醫師，發展更多能履行醫生職責的人才；加拿大為基礎保健人員配備便攜式診斷設備，以分擔醫生工作、提高診療效率。

周生來認為，這些策略反映了各國應對“醫生荒”的側重點和方法，但效果不容樂觀。興建醫療中心、簡化診所開設手續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勵醫生并方便患者，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醫生短缺；遠程醫療能便利患者異地就醫，然而對醫生來說，勞動時間并未減少；利用移民優惠政策“搶醫生”雖然簡單直接，但會加劇醫療資源不平等，導致欠發達國家醫生更稀缺；發展護師、助理醫師等不失為解決“醫生荒”的可行之道，但要確保有足夠的人才愿意投身這些領域。

“無論是人才移民，還是資金鼓勵、技術支持，短期內雖能產生效果，但長遠來看并不適合社會實際。”周生來表示，解決“醫生荒”的關鍵在于是否能讓年輕人愿意且有信心學醫、從醫。在他看來，要做到這一點，離不開教育、醫療系統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首先，應加強醫生的培養和教育，擴大醫學專業招生規模，確保醫學教育的高質量和持續發展。其次，擴充生源的核心在于吸引生源，營造尊醫重衛的社會氛圍，提高醫生的社會地位和待遇，才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醫學事業。最后，應加強國際合作，包括開展跨國教育和培訓計劃，設立雙邊或多邊醫學人才交流協議等，以共同應對全球性醫生短缺問題。

來源：生命時報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