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 | 葛兆光：想像異域悲情

編者案：朝鮮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之深，甚至比中原地區有過之無不及。明王朝對李朝有再造之恩，明亡后朝鮮李朝仍然沿用明朝年號。因此不難理解為何燕行錄中惆悵懷古情緒彌漫全冊。葛兆光這篇舊文的讀法應該是將具體的明王朝、清王朝以及朝鮮虛無化，抽象化，再重新代入，以檢驗這種“想像的悲情”是否在其他的易代之時也同樣有效。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來自關外的滿人打敗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國，已經整整四十年了。不僅原來中國的漢族人已經漸漸習慣了異族新政權，就連一直相當固執地認定滿清是蠻夷的朝鮮人，盡管心底里始終還懷念大明王朝，但對這個日漸穩定的新帝國也無可奈何，只好承認它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把原來對大明帝國的朝貢，原封不動地轉輸給了新朝。這一年初冬，朝鮮使者金稼齋即金錫胄（一六三四——一六八四）奉命出使清國，經過多日跋涉后，進了山海關，有一天，使團一行到了豐潤縣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的歇息時，金錫胄無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戶人家墻上有一首舊日的題詩：

椎髻空憐昔日妝，紅裙換著越羅裳，

爺娘生死知何處，痛殺春風上沈陽。

詩下還有小序，記載著這個題詩者的經歷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擄，今為王章京所買，戊午正月二十一日，灑淚拂壁書此，惟望天下有心人見而憐之”，尾題“季文蘭書”。

原來，這個題詩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蘭，丈夫被清人殺害之后，被王章京買去沈陽，不僅是生離死別，遠赴殊方，而且被擄入天寒地凍的北方蠻夷之地，比起遠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為奴的痛苦。在始終對滿清王朝懷有偏見的朝鮮使者看來，季文蘭的題詩，當然象征的是漢族江南人對北方入侵蠻族的痛訴。所以，同樣心里深藏著對滿人鄙夷的朝鮮使者，便不斷想像著這個弱女子的痛苦、無奈、屈辱和哀傷。當時，金錫胄就寫下了兩首和詩，一首是：“綽約云鬟罷舊妝，胡笳幾拍淚盈裳。誰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陽。”另一首則是：“已改尖靴女直妝，誰將蓮襪掩羅裳。惟應夜月鳴環，魂夢依依到吉陽（吉陽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詩里感慨，在中國，再也沒有人能像當年曹操從匈奴那里贖回蔡文姬一樣，把季文蘭解救出來了，他想像，這個苦命的女子也許可以在夢中魂回故鄉，無可奈何之下，他只能為這個弱女子一灑同情之淚。

明清易代，對于一直懷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國特別是對自己國家有“再造之恩”的萬歷皇帝的朝鮮人來說，簡直是天崩地陷，“萬代衣冠終泯滅，百年流俗盡蒙塵”，他們很難想像這個一直被當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會在數年之間，就一下子變成了“蠻夷”。在一直堅持奉皇明正朔、書崇禎年號的朝鮮人心里，充滿了對于歷史的想像，在這個想像世界中，季文蘭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難者，在季文蘭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際的悲劇。所以，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她抒發朝代興衰、華夷變態的感慨。在現存的幾百種朝鮮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記、筆記和詩集中，留下了好多對此事發感慨的詩文。金錫胄路過之后兩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作為到清國賀歲兼謝恩副使的崔錫鼎（一六四六——一七一五）路過此地，也寫了一首和詩，說“纖眉寶髻為誰妝，染淚瀟湘六幅裳。卻羨春鴻歸塞遠，秋來猶得更隨陽”。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個象征，朝鮮人只要路過，就會想起這個弱女子來。偏偏這里又是清帝國規定的朝鮮朝貢使必經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憶季文蘭的詩歌不斷出現。他們想像季文蘭的題詩是獻給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間，李押（一七三七——一七九五）路過榛子店，就遙想當年說，“此店原有江南女人季文蘭壁上所題詩，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語云，而今已泯滅無跡，欲尋不得，只誦天下有心人見此之句，而為之興感”；嘉慶年間，徐有聞（一七六二——？）想起季文蘭的故事，也說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蘭被虜向沈陽時所作也”；而另一個姜浚欽（一七六八——？）更是清清楚楚地說，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蘭”。

在朝鮮人的兩百年想像中，季文蘭被當成一種回憶，她就是明清易代時的悲劇主角，她的詩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漢族人在戰亂中的悲情。

兵荒馬亂的時代常常上演家庭離散的悲劇，這些悲劇總是引出對戰爭的悲情，傳為元代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戲《幽閨怨佳人拜月記》寫的是同一個故事，記載那個改朝換代的戰爭里面人們的凄惶，“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嘆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這個故事后來在《六十種曲》里面改名作《幽閨記》，唱詞里也說“怎忍見夫掣其妻，兄攜其弟，母抱其兒。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間哭哭啼啼。可惜車駕奔馳，生民涂炭，宗廟丘墟”。不過，有一點很值得深思，這出悲劇原來寫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漢族中國人看來也是蠻人，但是，在后來的記述中，這樣的戰亂離散，好像只是屬于漢族人的，只有以夷亂華才會演出如此凄慘的故事，所以在記憶中，戰亂仿佛總是被置于“蠻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閨記》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來也是“番邦”，倒把騎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爾番兵”，把虎狼擾亂大金朝的情勢叫做“勢壓中華”，說是“胡兒胡女慣能騎戰馬，因貪財寶到中華”。所以，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華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擄的白玉娘，后來被改成《生死恨》京劇中的韓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說什么花好月圓人亦壽，山河萬里幾多愁。金酋鐵騎豺狼寇，他那里飲馬黃河血染流。嘗膽臥薪權忍受，從來強項不低頭。思悠悠來恨悠悠，故國月明在哪一州”。

歷史上的中國曾經有太多的改朝換代，改朝換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換了民族，像蒙元代替了大宋，“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就讓漢族中國人平添了好多“遺民”，而滿清替代了大明，發易服，也讓漢族人著實悲傷了很久。不過，時間似乎總是很好的療傷劑，時間一長，傷口就漸漸平復，歷史也就被當作遙遠的記憶。在大多數漢族中國人都漸漸心情平靜的時代，倒是固執的朝鮮人，卻總是在心底里替漢族中國人保留著一份回憶，當他們的使者來到中國的時候，就非常敏感地尋找民族悲情。在他們的心里，不能釋懷的是，中國人為什么這么容易就忘記了明清易代的慘痛歷史。

季文蘭的那首題詩，就是這樣被朝鮮使者一次又一次地從歷史招回現實。

其實，并沒有多少朝鮮使者親眼看到過這首詩。當年金錫胄看到題詩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字漫漶不清，僅僅幾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隨冬至使團入燕京的徐文重（一六三四——一七○九）路過此地，已經說季文蘭題詩“今漫漶無存”。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崔錫鼎路過榛子店的時候，更只是借著當年的回憶，在想像中感慨“素壁題詩字半昏”。二十多年后（一七二○），在李宜顯（一六六九——一七四五）不那么清楚的記載中也已經說，季文蘭詩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仍至泯滅云”。泯滅歸泯滅，泯滅的只是在壁上的題詩，但在朝鮮使者的歷史記憶里面，它卻始終留存。

康熙過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鮮使者要到大清國來賀歲謝恩，奉命前來的使者，大都事先看過很多前輩的詩文。《燕行錄》里很多記載中國當年風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見得都來自親眼目睹，很多有關中國的風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來自文學和歷史的典故代代沿襲。不管看沒看見真的季文蘭題詩，朝鮮使者一到這個地方就要對想像中的這個女子吟一吟詩，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韓德厚經過榛子店，就憑了閱讀金錫胄的想像和記憶，說“清初江右女子季文蘭，士族也，顏貌絕麗，又能歌詩，為胡人所擄過此店，題怨詩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時，適見壁詩。文蘭則莫究所終焉”。到了乾隆年間的乾隆李押路過榛子店，雖然一面說季文蘭壁上所題詩，“而今已泯滅無跡，欲尋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親眼所見似的，照樣悲悲切切地想像著當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作為冬至謝恩副使的洪良浩（一七二四——一八○二）路過榛子店，也寫道：

偶過榛子店，遙憶季文蘭，

古驛春重到，遼城鶴未還。

空留題壁字，何處望夫山，

蔡女無人贖，遙瞻漢月彎。

盡管那個時候，榛子店的墻壁上早就沒有季文蘭的題詩了，就連當地人，也已經記不得有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這里早已經是“數株垂楊，搖曳春風。欲覓壁上題字，了不可得，且舉其事問諸店人，漠然無知者”。

“舉目山河異昔時，風光縱好不吟詩。胸中多少傷心事，盡入征人半蹙眉”，“茲行歸自黍離墟，痛哭山河屬丑渠，況復箕都逢壬歲，小邦悲慕更何如”。對于滿族入主中國，成了新的統治者，朝鮮人似乎比漢族人還要介意，他們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觸，就會寫詩，只要一看到可以聯想的題詩，就會感慨萬端，像乾隆五十一年，曾經中過狀元的沈樂洙（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出山海關過王家臺，看見墻壁上題有一詩“長腳奸臣長舌妻，苦將忠孝受凌遲，乾坤默默終無報，地府冥冥果有私，黃桔主謀千載恨，青衣酌酒兩宮悲。胡銓若教閻羅做，拿住奸臣萬剝皮”，雖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想像這是漢族人指桑罵槐，有激而發，就說“于此亦可知海內人心可悲也”。所以，季文蘭的那首已經隨著壞壁消失了的題詩，就成了他們喚回歷史記憶的契機，只要經過榛子店，它就會從心底里攪起他們的浮想漣漪。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的謝恩副使李在學（一七四五——一八○六）經過此處時寫道：

癡兒金貨買殘妝，尚憶征車淚染裳。

壁上芳詩無覓處，一尊惆悵酹斜陽。

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上距季文蘭被擄已經整整一百五十年，離開明朝覆亡也已經近兩百年，樸思浩經過此地，仍然寫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曉啼妝，尚憶阿娘作嫁裳。

夢里江南春草綠，芳心應羨雁隨陽。

可是蹊蹺的是，大多數朝鮮使者在有意無意之間，都把季文蘭故事想像成了明清易代時候的歷史斷片，時間越久，這種想像仿佛就成了歷史。可是，這里卻有一個破綻，所有的資料都證明，當年金錫胄看到的這首詩，明明寫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這個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國天命三年或明萬歷四十六年（一六一八），那么，就應當是大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可是，萬歷四十六年的時候，明帝國控制著關內，滿清人不可能從這里把江南女子擄到沈陽，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經覆亡，清人卻已經不需要與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蘭想像成明清易代時的落難人，把這首詩解讀成明清之際的悲劇記錄，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學家常常在前臺看戲，隨著戲中人淚水漣漣，可是歷史家卻總是到后臺窺戲，看到卸裝以后種種“剎風景”的情態。從想像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鮮人也會看到這里的歷史裂縫，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補一下。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李在學路過這個地方，在一個姓張的人家歇腳，想起這段往事，便寫道，“天啟中東使過此，招問此媼，具言五六年前沈陽王章京用白金七十兩買此女過此，悲楚暗慘之中，姿態尚嬌艷動人”，又說“今距天啟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復尋”，他把題詩的時間一下子從康熙年間，提前到了明代天啟年間，也許他意識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蘭并不是明清落難人？

可是，換了“天啟”并不管用。因為天啟年間并沒有一個戊午，事實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這一個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關征服中原的時代，倒是吳三桂叛亂反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之后，清兵與叛軍大戰的第五年，這個時候被擄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時遭遇世變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國之思，似乎懷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鮮使者想像中的“皇明”。

其實，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金錫胄路過榛子店看到這首詩的時候，就已經讓他的副使柳氏招呼這座房舍的女主人詢問過，而“媼具（言）五六年前，沈陽王章京以白金七十兩買此女過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年前后，這時被擄的季文蘭，恐怕就是屬于吳三桂一部的家屬，所以，康熙二十九年的徐文重在《燕行日錄》中說的季氏，就是“頃年吳三桂平后，南中士女為沈陽王章京者掠去”，而康熙四十年（一七○一）姜到榛子店的時候，也清楚地記載說，“此乃吳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為北兵所擄，愴感傷悼，而有此作也”。只是在稍稍時間流逝以后，固執的朝鮮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蘭當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滿洲王章京以七十兩白金買她上沈陽，想像成明清之際蠻夷亂華的一出悲劇。

朝鮮人很不喜歡吳三桂。一開始，他們還期待他做三國蜀漢假降鄧艾卻試圖復興漢室的姜維，“我東聞中原人，皆以為三桂必復立皇明子孫以圖復興云”，但是，在康熙年間吳三桂再度反清，卻并不用大明旗號之后，他們已經放棄了對吳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斷送大明錦繡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的孫萬雄，就說吳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終為羯胡之窟”，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崔德中，也痛斥吳三桂“自懷長城，請入外胡，使神州陸沉，可勝痛惜”。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到朝鮮使者借題發揮的興致，康熙五十一年，金錫胄的侄兒金昌業再次路過榛子店，又為季文蘭題詩一首，“江南女子洗紅妝，遠向燕云淚滿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憐征雁每隨陽”。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蘭就成了一個典故、一個記憶，不管這個墻壁和這首詩還在不在，他們仍然在不斷地借了季文蘭題詩想像中國的悲情，用種種和詩表達自己對“滿清蠻夷”的鄙視：

王嬙出塞猶平世，蔡女淪身尚得歸。

琵琶弦弱胡笳短，難寫崇禎萬事非。

臨水無心洗漢妝，胡兒奪擲舊衣裳。

蒼黃死別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陽。

千行哀淚洗殘妝，一疊清詞惜舊裳。

堪恨當時無義俠，教他流落海山陽。

名花一朵墮胡塵，度盡榆關不見春。

秉筆蘭臺誰作傳，千秋寄與有心人。

悲容想見靚明妝，塵壁題詩淚漬裳。

天下有心東海子，芳魂獨吊立斜陽。

在朝鮮人的記載中，季文蘭不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動人，而容貌動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當年，金錫胄不僅聽說季氏“悲楚慘黯之中，姿態尚嬌艷”，而且聽說弱不勝衣，“垂淚書此，右手稍倦，則以左手執筆疾書”，在想像中已經平添了許多同情和憐愛。而后來的傳說則在同情和憐愛中加上了更多想像，不僅后來傳說她本人年齡只是青春年少二十一，也多出來了母親李氏（或母親陳氏）和哥哥秀才季國庠，不僅輾轉抄錄的小序中平空多出了“奴不自慚其鄙諺也”的自謙，而且還多出了“吁嗟傷哉”的感慨之聲，不僅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林翰洙（一八一七——一八八六）筆下的季文蘭已經是“姿貌真筆畫書琴俱極絕美”，而且在申錫愚（一八○五——一八六五）咸豐十年（一八六○）寫的《榛子店記》一文中，還想像出了季文蘭到達沈陽之后的故事，說她不僅被章京擄到沈陽，而且被“河東獅子，日吼數聲”，“鞭笞嚴下，辱等奴婢”，只好到夜半三更時到后亭，“以淚和墨，題三詩于壁”，其中最后一首寫道：“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當然，這是故事外編故事，傳說中加傳說了。

據說，在這些朝鮮使者有關季文蘭的詩歌里面，最被推崇的是這樣一首：

江南江北鷓鴣啼，風雨驚飛失舊棲，

日暮天涯歸不得，沈陽外城草萋萋。

正是因為這首詩，據說，被乾隆皇帝知道后，便下詔在距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為季文蘭立了一塊碑。可是，如果季文蘭始終被視為明清之際漢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會贊同立碑，如果季文蘭已經被知曉是吳三桂孽黨家屬，乾隆也不會贊同為她立碑，所以，皇帝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鮮使者的心情？還是附庸風雅？現在不得而知。不過，這塊碑早已不存，就在乾隆四十三年李德懋（一七四一——一七九三）路過此地的時候，就已經感慨，“榛子店荒涼愁絕，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藥叢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婦人為滿洲章京過所掠過榛子店題七絕于壁，詞甚哀怨，使臣所過者，皆有詩，后來磨滅不辨，今不知其為何家也”，到了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金景善（一七八八——？）也說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盡頹夷。……肅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過此………其后金稼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韻，聞其后使行過此，見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蘭所過處，必因我國人聞之而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見”。

不過，漸漸的，倒是另外一些詩歌開始浮出水面。

朝鮮人好像比中國人更加道德嚴厲。也許是因為他們一直頑固地恪守程朱理學的緣故，他們一旦認準了一個真理，常常會義無反顧，不像中國人那么容易動搖，這就是他們對于清朝帝國中對程朱信心不強的漢族讀書人很鄙夷的一個原因。在他們多少有些固執的心里，對于季文蘭的同情，漸漸卻又演化出一些不滿。最早是康熙四十年（一七○一），一個叫姜的朝鮮使者引了一首題作濱氏的和詩，對季文蘭沒有自殺，反而忍辱隨王章京赴沈陽，提出指責，“痛殺羞容理異妝，羅衣脫卻整喪裝。既經兵火當應死，問甚河陽與沈陽”，姜氏便寫了一段文字，很贊成濱氏的話，說：

此乃吳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為北兵所擄，悵感傷悼而有此作也。夫既戮矣，身既擄矣，爺娘生死無路聞知，慘禍窮毒，行路猶涕。此女之忍辱偷生，禽獸不若。觀乎濱氏之詩，則辭嚴義正，真所謂一字一掬血，文蘭之罪，尤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他們這些朝鮮男性士人，總希望這個季文蘭以其一死，成全他們自己的理念，所以對這個忍辱而悲哀的故事多少有一些不滿。不過，姜還算寬容，當話說到這里時，他倒又下了一個轉語，異想天開地猜測說，也許季文蘭不死，可能是要“將欲有為也”，有什么為呢，可能是“效申屠氏之隱忍不死，下報董君于九泉之下耶？”所以他又寫了一首和詩說，“江州少婦注殘妝，哀怨非徒在裂裳。不死偷生知有意，深羞倘欲報沈陽”。

他說得婉轉，可能也有些為難，最后的兩句話好像想為季文蘭不死偷生開脫。不過道德標準更嚴厲的朝鮮人很多，百年以后的姜時永（一七八八——？）就說，我曾在元代郝經的《巴陵女子行》詩中看到韓希孟的故事，韓是宋代韓魏公韓琦的五世孫，尚書之子賈瓊之婦，宋末元兵攻陷岳陽，韓氏被擄，便投水自殺，所以，郝經才會給她寫詩，贊揚“芙蓉歷亂入秋水，玉骨直葬青海頭。名與長江萬古流，丞相魏公猶不死”，姜時永覺得，“文蘭所遇，與希孟無異，而題詩乞憐，未能效希孟之潔”，于是，他寫了這樣一首詩說，“一女何須惜舊妝，中州亦已變冠裳。堪憐秋水芙蓉節，讓與韓娥擅岳陽”。

讓季文蘭去死而全其名節，然后滿足朝鮮人的守節觀念和對滿清的鄙夷，這未免太嚴厲太殘忍，不過這確實是一部分朝鮮士人的想法，朝鮮由于兩班階層的存在，這些上層人士始終壟斷了知識和觀念，他們對程朱理學的維護和固執，要比清帝國的文人厲害得多，在他們這里，季文蘭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故事，也成了一個文化傳統的符號了，它的意義是，季文蘭題詩是控訴蠻夷蹂躪中華，季文蘭去死更是凸顯傳統價值。因此，本來只是吳三桂部下家屬的季文蘭，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吟誦中，承負了太多的責任，她要讓人覺得這是一個楚楚可憐的柔弱女子，又要成為讓人敬佩的剛烈節婦，既要滿足朝鮮使者們對于異域悲情的想像，還要滿足朝鮮使臣的道德倫理批判，不僅要成為斥責滿清帝國的象征，而且要成為維護程朱理學的楷模。所以，佚名《燕行錄》在記載季文蘭詩的時候，冷冷地加上了一行旁批：

可憐，書完只欠一條羅巾。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崔秉翰再次路過這個地方，想起往事，就寫道：“店古有江南名姝季文蘭于皇明末為虜時，俘上沈陽抵此，題一詩于壁，間以現柏舟之意，死而全節云。故遇境生感，遂補閑筆。”

江南兒女怨春闌，上馬紅妝淚不干，

地下三生芳草在，天涯萬事落花殘。

血恨有詩啼杜宇，香魂無影吊孤鸞。

依舊東風榛子店，令人痛哭季文蘭。

仍然想像這是像李香君一樣的“名姝”，仍然想像這是“皇明末”的離亂，雖然中國人早已經不再有所謂的“黍離”之思了，對程朱理學也不再那么懷有神圣感了，而朝鮮人卻始終對明清易代耿耿于懷，對季文蘭不能死節懷有遺憾。對大明帝國的歷史記憶和對程朱理學的固執維護，朝鮮人比中國人要厲害得多。在小序中，他用了《詩經·柏舟》的典故，也不知他用的是《風》中那一首以“之死矢靡它”來表示忠貞不貳的意思呢，還是用《邶風》中那一首“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來表示意志堅定，但是，總之他還是希望她能夠“死而全節”。

可是，這時上距清代明立國已經兩百二十二年，距季文蘭題詩的康熙十七年也已經近兩百年，而下距朝鮮被日本吞并亡國以及清帝國的崩潰，也只有半個世紀了。

二○○五年四月四日于藍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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