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母親被抹除的人生，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我身在歷史何處”系列001

《她是幸存者》

Tastes Like War: A Memoir

韓裔美國社會學者格蕾絲·趙獻給母親的“文學葬禮”，追索其精神分裂癥與“慰安婦”真相的回憶錄，榮獲亞太裔美國人文學獎、《時代》年度最佳圖書、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科克斯》年度非虛構短名單。

她是靠泡菜活下來的戰爭逃難者，周旋有度的酒吧女招待，心懷美國夢的第一代移民，從容有致的“社區政治家”，涉足荒野的“黑莓女士”和“蘑菇夫人”……

她也是自閉家中的幻聽囚徒，鎮上敏感的“瘋子”，不再與陌生人說話，不再接電話，不再出門，不再做飯，不再進食，不再活動，不再生活。

她載沉載浮的一生，始于殖民統治和戰亂，終于精神分裂癥和幾近社會性死亡的狀態。

“我的身體像一個夏天被遺忘的爛南瓜。”

曾經堅韌迷人、野心勃勃的女人何以衰零至此？那些被視為“可恥”的家族過往，究竟是如何衍變為持續系統性暴力的初始之環，最終摧毀了母親的精神？

在母親患病的晚年，一起吃飯的日子里，“我”開始走近這顆傷痕累累的復雜心靈，試圖弄明白，是什么“殺”死了她。

這是一場直面自身隱痛的深情回望，記錄了一個普通個體在歷史暴力夾縫中的昂揚與墜落，也呈現了兩代亞裔女性彼此依戀共生、生命纏繞的創痛與相遇。

這也是一份叩問真相與公正的鋒利思考，驅散恥辱禁忌給養的歷史幽靈，剖露共謀的沉默深處，被抹除的幸存者人生，讓君子這個被認為不值得悼念的女人，得以在書中永久“復活”。

她不是恥辱的名詞，她是從多重暴力與漫長創傷中努力活下來的幸存者

—— “那個女人，對我來說，是位英雄。”

作者格蕾絲·趙

以下是本書的兩篇作者序言：

原版序言

（節選）

我這一生中至少有過三位母親。

第一位是童年時期的母親。我崇拜和敬佩她，我美麗的媽媽。她是一位富有魅力且悟性很高的社區政治家，總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以爭取在我父親鄉下的故鄉獲得認可，而在這個過程中，她也讓她的孩子們過上了更有價值的生活。食物是她的第一道防線，用以抵御我們身處的白人工人階級社區的集體無意識中那無所不在的對他者深刻而持久的恐懼。她擁有成為社交變色龍的天賦，既是一位魅力超群、令人向往的派對女主人，能向美國鄉鄰介紹韓國的異國風味食物；也是一位能讓每個踏入她廚房的人都吃飽的熱情廚師；還是一位為整個鎮子提供野生食物的堅強無畏的食材采掘者。為他人提供食物是她的一種謀生手段，也是她學著在那些總是而且只將她視為外國人的鄉鄰中生活的一種方式。這既是一種照顧他人的姿態，也是一種反抗的行動。而在重復這些行動的過程中，她創造了自己的價值。

到20世紀80年代初，母親已經開始蛻變，就像蠶蛹長出了翅膀那般。她把曾經光亮的長發剪得很短。她每次剪頭發時，就像有黑色的雪片落在我們的白色餐桌上，她總會說，“剪短發方便多了”。省事的發型搭配自制的寬肩西裝，這個造型表達了她對于成為職業女性的渴望，不管她的實際工作報酬和地位有多低。她用自己賺的錢資助親人來美國，同時支持留在韓國的其他親人。這期間，我父親每年有六個月要在太平洋上航行，她只能當一個半工半薪的單親母親。出于需要，她已成為我們家庭的支柱。

之后，她精神崩潰了。

她對地方和國家政治的興趣迅速發展成“夸大妄想”和“偏執”。她腦子里全是羅納德·里根的陰謀詭計，沒有余力去想食物的事。儲藏室中存貨的縮減或許是第一個信號，是精神躁動的前奏。在未來的幾年里，這種躁動將讓我們的花園變得荒蕪，讓我們的櫥柜一片空蕩。

1986年，我十五歲，她患上了精神科醫生所說的“炫彩精神病”。“炫彩”。用這么美麗的一個形象來形容這種恐怖病癥。我的第二位母親是從一片花田里綻放出來的。

……她成了幻聽的囚徒，幻聽讓她不再去做過去習以為常的事：不再與陌生人說話，不再接電話，不再出門，不再做飯，不再進食，不再活動，不再生活。……一連好多年都坐在沙發上，窗簾緊閉，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這位母親幻聽到的聲音告訴她，她要隱形，要將自己變得小小的，坐在黑暗中，盡可能地減少進食，不要被外面的任何人看見。這就是我成年后的母親，圍繞著她，我才得以發展出成年人心理，是我不能任其消失，但也尚不能完全接納的母親。

她像是聽從了排外主義者“滾回你的國家”的叫囂，但因為她的來處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也就相當于她沒有來處。她是個出生于帝國時代的日本的朝鮮人，父母都是被強迫勞動的勞工。戰后，她回到了半島，那時半島已一分為二，被日軍占領，戰爭已將它蹂躪得千瘡百孔，后來，又因與我的美國父親睡覺獲罪，流亡到了海外。她向內的退縮似乎將她帶回到那些沖突的發生之地，這讓她想消除自身的存在，消失于虛無之中。

但我們移民前往的小鎮不是避難所，而是另一個存在專橫暴力的地方，在那里，被拯救的人必須持續為所謂的獲救付出心理代價。讓她成為美國人的城鎮也是導致她成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地方。

開始通過寫作讓母親復活這一項目時，我只有兩位母親，即罹患精神分裂癥之前的母親和罹患精神分裂癥之后的母親。雖然我知道自己永遠都不可能找回第一位母親，但我希望至少能理解是什么力量殺死了她。我研究與寫作的十年歷程，始于我攻讀博士學位之初，終于我第一本書的完成，正好與我為她做飯的那段時間吻合……每當饑餓感得到滿足，她都會向我展示養育過我的第一位母親的閃光點。而這也反過來滋養了我的希望。我繼續在我閱讀的每一本書、烹煮的每一頓飯里尋找她的影蹤。在試著了解她是如何從第一位母親變成第二位母親的過程中，第三位母親誕生了。

第三位是我三十多歲時的母親，她逐漸接受了我為她做飯，開始教我做外祖母曾為她做過的食物。慢慢地，通過吃這些食物，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通過烹煮她兒時的食物、了解她的早年生活，我也找到了一條路。

我不再被把她當成瘋女人的想象所束縛，而能夠將鏡頭拉遠，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待她。這位母親允許我調查她一直向我隱瞞的過去，這也使得我能夠想象她在成為我母親之前的樣子——少女時代的她，生活在樸正熙政權統治的戰后韓國，那是美國軍事霸權崛起的年代，她在一處美國海軍基地工作，向美國軍事人員兜售飲品，可能還有性。雖然促使我開始研究的動力是第二位母親，但支持我完成研究的其實是第三位母親。

……矛盾的是，讓母親重新出現在我生命中的，正是她的缺席。我悲痛不已，許多早已被遺忘的記憶都被喚醒了，這些記憶被埋葬在她的疾病重壓及我花了十年去研究的創傷性歷史之下。在這些記憶中，第一位母親迷人、能干且驚人地高效，或許與刻板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截然不同。在這些記憶中，食物總是居于最顯著的位置，無論是作為快樂之源、收入之源，還是更為基本的謀生手段。在回溯吃飯場景的過程中，我不僅發現了讓她精神崩潰的原因，也找到了讓她活下去的動力。

我想把母親的碎片收集起來，編織成一個關于她幸存的故事。我想通過寫作讓她復活，讓她的遺產留存在書頁上，并以此來發現我自己的遺產。

被禁忌的，被抹除的

——中文版序

用我的摯友、本書人物之一的話來說，《她是幸存者》是為我母親舉辦的一場“文學葬禮”。直至朋友說出這番話，我才完全意識到，在母親六十六歲時突然不明不白地去世十三年后，我寫作這本書，是在回應內心難以平復的傷痛，這傷痛不僅源于失去了母親，還源于因未能恰當悼念她而產生的整體性挫敗。是否該將母親的一生公之于眾呢，家人和我無法就此達成一致意見。“不需要為她舉辦葬禮，”一位家人說，“因為沒人認識她。”的確，在人生的最后十四年，母親幾乎不曾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有過交流。而在那之前，她的人生真相也曾被其他許多方式遮蓋。她過去一直生活在陰影中，對我來說，這就更有理由讓她的生命重見天日。

在母親剛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本書記敘過的一些場景涌上了我的心頭 —在我的童年，母親是個才華橫溢、魅力超凡的人，這都是我們的生活被母親的疾病徹底改變之前的記憶。悲痛之中，我開始記錄這些記憶，以尋回那位我早已失去的母親的一些往事。將零碎記憶整理成回憶錄的過程，是公開悼念她的未竟事業，也是對“沒人認識她”這種論斷的一種回應。

從某種意義來說，《她是幸存者》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始于母親去世的那一刻，而從另一種意義來說，它的創作歷經了三十年歲月。在我的整個人生中，母親過去未曾言說的創痛早已悄然滲入我的現在，但也有一些時刻，過去會迸入此時此地，標記出其他有可能的開端，以及我寫作中悼念的其他死亡。

這樣的時刻一次是在1986年，我的少女時代，當時母親的病癥已變得明顯，這也象征著我兒時所了解的那位母親的死亡。另一次是在1994年，當時我開始應對一個家庭秘密的顯露，也即我母親曾在國家支持的為駐韓美軍提供性服務的系統中工作。這一刻，關于我父母如何相識的家庭虛構故事終結了，我的純真年代結束了。這些死亡催生了全新的探索和知識。

二十三歲時，我開始了一項計劃，試圖將母親的生命經歷作為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的背景進行了解，這痛苦主宰她的人生和我們共同生活的歲月如此之久。不久后，我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為了給母親一個活下去的理由，她一直夢想著有個孩子能拿到哈佛學位。在哈佛，我第一次接觸到女性主義理論家貝爾·胡克斯的作品。她在論文《作為解放實踐的理論》的開篇寫道：“我之所以會選擇理論，是因為我很痛苦——我內心的痛苦太強烈，甚至到了我無法繼續生存的地步。我在絕望中選擇了求助于理論，希望能夠理——弄懂我周圍及內心所發生的事 ……”讀到這些字句的那一瞬間，我的研究開始呈現全新的意義。

也是在《作為解放實踐的理論》這門課上，我接到了一項寫政治自傳的作業。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寫作母親在美軍營地的工作歷史，以及我這個韓美混血兒在美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韓國出生的身世。調查她在韓國生活時期的社會狀況，是我理解自身痛苦的一種途徑。

用語言來表達我的困惑，開始摸索她的歷史與我的心理如何交織，這樣的過程，加上閱讀胡克斯作品的經歷，的確構成了一種解放實踐。借助理論（以及研究和寫作）來理解我自身的狀況，是我擺脫家庭恥辱桎梏的第一步，也讓我明白：恥辱本身就是一種用于迫使受壓迫者閉嘴的政治工具。

我成了貝爾·胡克斯的狂熱讀者，并且在一年后搬到紐約，拜她為師。在她的世界里，我接受了深刻的教育，不僅看清“白人至上的資本主義父權制”對我們的文化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也了解到寫作可以成為抵抗這種父權制的一件武器。她鼓勵我深入探索我的家族歷史，成為一名作家，勇敢生活。

她還在另一篇題為《選擇將邊緣作為激進開放性的空間》的文章中寫道：

我們的生活，取決于我們構想替代方案的能力，這類方案往往是臨時構想出來的。從審美和批判性角度將這種經驗進行理論化，是激進文化實踐的一項議程。對我來說，這個激進開放性的空間是一個邊緣地帶——一個影響極大的邊緣。將自身定位在這個地帶，雖困難卻必要。這里并非“安全”地帶。人總是處于危險中……邊緣性也是激進可能性的發生之地，是一個抵抗的空間。

這些觀點使得我能夠將自身的痛苦及疏離經歷視作可能性，而不是缺陷，從而將之轉化。在邊緣尋找可替代的歸屬空間，并將其改造得更適宜居住，這成了我作為學者與作家的核心實踐。

兩年后，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這不僅再次讓母親感到開心，也為我做家庭歷史研究提供了結構性框架。我的好奇心受憤怒、悲傷和被背叛感驅動，我將情感上的不適視作我的智性向導。一些教師對我的研究所呈現的私人化和“過于情緒化”的特質表示懷疑或不屑，但我拒絕服從社會科學領域的“客觀”準則。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這個特殊的邊緣地帶讓我備感孤獨，直至我在另一位女性主義思想家，即帕特麗夏·克拉夫的課堂上找到一個激進開放性空間。她向學生們介紹了自傳式民族志這一方法，說，其“目的在于對觀察者進行個人描繪，這在傳統社會科學領域的寫作中通常是不被認可的……這樣做是為了將民族志作者作為觀察的主體—客體，從民族志作者的生活內部來探索經驗”。從這個角度來看，書寫我自身的家庭創傷，不僅是正當的社會科學研究，還能夠使我們對社會的認知去殖民化。

我為與博士論文做的研究，后來成了我的第一本書，也為本書奠定了基礎。我將重點放在“洋公主”這一人物形象上，字面意思即“西方公主”，但經常被譯為“美國佬的妓女”，這群人成了縈繞在散居海外的韓國人心頭的幽靈。這個形象在韓國可謂過分可見，但由于性工作所關聯的羞恥感，或者由于其存在有損韓國和美國為自身及對方構建的敘事，她被一次又一次地抹除，或者被推入陰影中。無論是討論朝鮮戰爭及其影響的地緣政治話語，還是與移民及美國韓裔相關的社會學論述，都抹除了她的存在，盡管她在其中意義重大。她往往是家人移民美國的第一環，因此也是美國韓裔的中堅力量。可即便是在這些沒有她就不可能存在的社區中，她也是人們躲避的對象。美國韓裔家庭通常將這些女性稱為“可恥的家庭秘密”。事實上，家庭正是抹除這些女性的最大力量之一。

我認為，這個人物形象會被陰影籠罩，是由層層疊疊的集體幻想導致，但她所代表的，是從 1945 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為美國軍隊提供性服務的約一百萬真實存在的韓國女性，還有嫁給美國男人并且移居美國的十萬韓國女性。作為這一系列抹除動作的對象，“洋公主”的形象，以及和我母親一樣的女性被壓制的歷史，留下的幽靈般的蹤跡將會潛伏于下一代心中。

我的第一本書用了亞伯拉罕與托洛克作品中的一個概念，即跨代困擾，作為理論框架。這兩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學家曾對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成年子女進行研究，此概念指出，一代人無法言說的創傷，會變成幽靈留存在下一代的潛意識中。困擾人們的并非創傷本身，而是人們對創傷所秉持的沉默。“統治整個家族歷史的話語”禁忌，給養了幽靈。

亞伯拉罕和托洛克認為，驅除幽靈的最佳方式是“將禁忌搬上舞臺”。說出這些禁忌話語，并將其從能對一個家庭的潛意識造成嚴重破壞的秘密地窖，搬到公共舞臺上進行表演，由此秘密的重量就會被分散給所有觀眾，這樣一來，不管是經歷過初始創傷的父母一輩的意識，還是繼承了這些無法言說的秘密的子女一輩的潛意識，都能夠卸下重擔。幽靈也便喪失了傷害的能力。通過寫作，我相當于在舉行個人的驅魔儀式。

這份工作解放了我，最終也解放了母親。在我開始向母親分享第一本書的那一刻，母親也開始表達將書拿去出版的愿望。也就是說，她表達了她想卸下自己長久以來蒙受的沉重恥辱，減輕自己承受的秘密負擔的愿望。但對于那樣一種自由，我的家人并沒有都做好迎接的準備。

我希望用出版作品的方式，來“將禁忌搬上舞臺”演出，但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我和那些想繼續掩埋過去，尤其是我母親的過去的家人失去了聯系。他們還希望繼續隱瞞我母親當下的秘密，也就是她的精神分裂癥。2005年前后，在我寫作第一本書之時，某位家人向我保證，如果以后他們的孩子通過我的作品了解到我母親的真相，他們就會四處宣揚我“是變態，是騙子，是神經病”。我若是想出版，那他家就不再歡迎我，我也不能再和他家孩子有任何聯系。我面臨的選擇是，要么沉默，要么斷親。我選擇的是斷親，甚至改掉名字，進一步與他們拉開距離，退到離原生家庭更遠的邊緣地帶。在那里，母親是唯一支持我書寫的人。我最重視的，也是她的意見。

雖然寫作的后果為我帶來了終生痛苦，但做這個選擇對我來說并不困難。羞愧與恥辱已經主宰了我家族中如此多的人，但我不會再為其所困了，堅定地說出并感受到這一點，賦予我極大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也不會再被那些要求我粉飾母親生活的人挾持。

將近二十年前反對我出版第一本書的家人，現在又繼續否認這本書所依據的最基本、最容易核實的事實：我母親在韓國曾經是一名性工作者，父親曾是一名美國商船船員，母親被確診患了精神分裂癥，我在她人生的最后幾年為她做過韓國菜。也正是這些家人，希望不要為我母親舉辦葬禮。我們早已被分隔在鴻溝的兩岸，該如何紀念母親，真相該揭露到何種程度，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永遠存在分歧，但我不需要獲得他們的同意。

這本書，以及我以學者身份出版的前作，都是我個人探索的一部分：我想要剝開包裹家族歷史的層層幻想，紀念母親，她比加諸她身上的矮化標簽偉大得多。這本書是我將痛苦理論化的畢生結晶，這里的痛苦，不只是個體經歷，也是深陷其中的個體與世代、地緣政治暴力與系統性壓迫的歷史殘留。

曾經，我只能孤軍奮戰，但《她是幸存者》在美國與韓國出版后，母親在韓國的一些親人讀到了我的作品，都站到了我這一邊。這讓我有機會和一些人建立起聯系，他們對我母親的了解是我從未有過的，而這本書也為世界各地的讀者搭建了一個仍在不斷擴大的網絡，讀者們現在能夠將我母親作為一個復雜的人來認識，從她身上看到自己、他們所愛之人，或者他們自身所處的更為壯闊的歷史圖景。我希望你也能從這個故事中發現自己的影子。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你也能和我一起，認識、緬懷和悼念那些社會認為不值得為之流淚的人。

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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