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布言：駁儒雜議（四）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之君權父權論）；三綱五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屈民伸君（董仲舒語），怎么可能是約束王權？

君臣父子，以孝代忠，始于伺親，終于事君，順而不違，家國一體同倫，君權父權論。這是儒家的奴隸道德。儒家積極入世，參與政治，卻沒有一套基礎理論和人權學說與限權政制，關憑一張嘴去勸說君主，表孝忠之心，有何屁用（棒喝）？儒家借不合自然法的人為等級禮制和刑制（刑罰之法制），主張王制或君制，而無民制和政制，王在法上，如何能限制約束王權？董仲舒借用墨子天志，主張屈君伸天，以天人感應來嚇唬帝王，有何屁用？非上天神圣意志不夠天譴天罰，但畢竟天譴天罰屬于隱事遺利，未必能被帝王看清，未必就在當下。主張上帝天志，不主張人民公義，不主張選舉和限權政制；主張屈君伸天，不主張義自天出，不主張去發現一套上天設定的限權政制原理和政制技術，有何屁用？儒家借用墨子《尚同》中“上有過規諫之”以制約權力，停留于此，其實也未得墨子制約權力之全部要義和技術。這是儒家孝忠道德倫理之順而不違的必然結果。

對墨家限制權力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于“上有過規諫之”這么簡單。儒學于墨，未得墨子全義，挾于孝忠之奴隸道德，儒家也只有規諫一招了。不闡明墨家的制約權力思想和方法，墨家豈不同于儒家？首先，墨子提出“選天下賢可者”。這個“選”字在同時代的文明中就足以振聾發聵了。有人病詬墨子沒有提出由誰來選，究竟是天選，還是人選？當是時，君-主當道，我想墨子也不可能直接了當地說出民主選舉吧！如果是這樣，墨子連曲線救民的機會都要大大縮水了。雖如此，但我們仍然可以從邏輯上和其它理論根據上推理出民選。“人皆天臣”、“君，臣萌（民）通約”、“三表法”等都是推導出民選的理論根據。同時也可以推理出，天志就是公義。上帝天志和人民公義是政權雙重合法性的來源和保證。其次，我們仔細閱讀《尚同》諸篇，不難體會出部分有“左右之”之權利的官員有制衡各級政長的權力。在此，“左右”的含義就是制衡。再次，《尚同中》提出“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的允許自由執政的理念。也就是說，執政者的執政權利必須得到國民授權和監督，否則，人民有權廢黜之，甚至暴力推翻之。第四，《尚同上》指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則災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天志即是公義。這是鼓勵百姓用暴力去推翻暴政。這是順而不違第奴隸道德無法想象的。五，通讀《墨子》，我們不難發現墨子對政府權力做出刑政（即型政或立法）、治政（行政）和聽獄（司法）三種劃分。雖然墨子沒有明確表明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但也沒有跡象表明三權集中于一人，而是有不同的人執掌。最后，據以上“選舉”和“左右”說法，可以看出，墨家對于權力有時空限度，或者說，有時量和方量限制。也可以看出，受“左右之”制衡的天子或各級政長可能是虛位，至少實權有限或權力不夠集中。

孟子抄襲墨子之附贅余論，未得墨子尚同尚賢之限權政制之系統性深義。“國人皆曰”，無非《尚同》所言，“得下之情”、“上下情請以通”、“萬民便利乎其為政長”，等等，無非“三表法”而已。

孟子之于墨子，附贅余論而已，無他。墨子思想博大精深，非孟子所能望其項背。孟子全部思想跳不出墨子之政治倫理一隅。孟子抄襲墨子，不得其奧義和學說之哲學理論根基，摻雜了儒家孝忠奴隸道德和民粹主義倫理，實在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儒家主張王制或君制，與孟某主張片面的人性善一致。寄希望于盛德賢君之偶然性，而不寄于限權政制之必然性，人之蠢，莫過于此。人性善不過是為王權專制提供人性根據而已，無他。孟出于墨，儒生哂之。但有文本證據放在那里，孟子有超出墨子之一隅乎？

孔孟何時以上帝天志為中心了？天或天命不過是無批判的，不自覺的，無意識的話語繼承而已，未得其神圣意志之意蘊。墨子哲學是客觀唯心論，義出天心，“萬物皆備于我”是主觀主義，義出自心，是自以為是，狂妄自大，以己為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錯誤思想根源。類似于“人是萬物尺度”之說辭，古希臘智者學派與孔孟之道一樣，都是主觀主義。智者學派遭到希臘三賢激烈批判，此一戰，決定了西方哲學走向，客觀主義一直主導西方世界。而后跟基督教結合，客觀主義在西方得到進一步加強。而孔孟荀之主導學說卻恰恰相反，主觀主義，相對主義，現象主義肆意橫行，成為東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其害：國不國，民不民，屢屢幾近亡國滅種。

儒生要多讀墨經墨辯，這些都是墨論的哲學和邏輯基礎。中國哲學精華在墨經墨辯，其次在老子和名家；其思想高度則在墨論，天志鬼神，兼愛非攻。墨學是成體系的系統性知識，不是儒家那種零碎，毫無邏輯的淺薄的道德倫理。墨經墨辯必須用哲學思維去讀，三言兩語，深蘊奧義，否則也就識幾個字而已。懂了哲學，也就不會迷信淺薄之物如孔孟之道了。儒術獨尊，搞獨斷論，害怕邏輯和說理。你看墨家邏輯、佛家邏輯、西方邏輯，有哪一家不被儒家排斥。

哲學之界定，在墨子那里，是論物之知；在老子那里，是玄學或形而上學；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是愛真理；在萊布尼茨那里，是理性之于各種真理的聯結；在霍布斯那里，是推理的正確知識；在貝克萊那里，是研究智慧和真理之物，等等，儒家有哲學嗎？儒學是哲學嗎？儒生嘻之。嗚！其只識名相符號，焉知哲學呼！

儒家不是獨尊搞了2000多年了嗎，有沒有搞出人權學說和憲政？

作為第一文化家族，動不動修降表，實在不適合，如何能作為表率，教化國民？該殉國殉教的時候，就應當仁不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難不成，全國人民有模學樣，都下跪投降？華夷之辯？尊王攘夷？衍圣公是不是來了個腦筋急轉彎：王就是權和當權者，夷就是非權和非當權者。說來也符合儒家孝忠權力的原始思想。倘若華夷之辯只在于文化，那么，侵人國，屠人家，滅人口，毀人文化，絕人神社宗廟，難道也華夷無辯？連這個也要辯護，還有什么歪理邪說、惡行罪孽不能辯護？

孔氏后人所作所為，說明對自己祖上的學說沒有信心和信仰。既然不能殉教殉國，就自貶，絕不受衍圣公、奉祀官爵祿，做個平民百姓，自食其力，倒也無妨。不要這樣：既要名聲，享受爵祿，食民脂民膏；又要不必擔當道義，承當表率和教化責任。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不能只要權利，不要責任。不過，儒家文化教育出來的東西，尊王攘夷，孝忠權力，甘為專制王權看門走狗和文化爪牙，也不失孔孟之道，只是不該食空餉，食祿民脂民膏。

我們要知道孔孟做事很隱晦，糊里糊涂是看不出來的。比如孟子廷罵，罵無君無父，你以為是什么？是罵給君王聽的，公開告密君王，他愿意以君為父，孝忠君父。所以，儒家是道德陷阱，名義上以仁義“道德”來吸引后世儒生迷信它，實際上讓他們陷入道德的反面而不自知，例如親親相隱。親親相隱是有限度的：在法律上，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被強制告發親人，但不能包庇他，例如助其逃跑如竊負而逃。但不能且不宜作為道德（直躬）來鼓勵和宣揚。在公開場合如法庭，你講親親相隱，出于親情，被法律允許；難道私下里，親親之間就作惡，還講親親相隱嗎？究竟是鼓勵親人作惡，屢屢作惡？還是作為道德，親親互相鼓勵？

我想，孔子也不會主張在私下里，親人之間互相鼓勵親親相隱吧，而應該是嚴辭責備，極力勸禁吧。但是否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除了在公開場合，孔子同時也主張，私下里親人之間應該互相鼓勵親親相隱？若不能，兒子對父親說：老爸，你再去偷幾只羊。父親對兒子說：吾兒，你跟我一起去，可以偷得更多。

無論小不義，還是大不義，法律上至多允許對親人犯罪保持沉默，不強制親人舉證，告發或舉報。沒有誰在對親人犯罪保持沉默的意義上，反對親親相隱，而是在包庇犯罪，特別是公然包庇犯罪和作為道德意義上，反對親親相隱。第一，竊負而逃就是包庇犯罪，還不是干預司法？你可以保持沉默，順其自然，或做一些神不知鬼不覺的包庇行為。只要不被發現，不致于治你包庇罪。竊負而逃，就是公然助其逃跑了，逮著了就可以治你包庇罪。第二，罪犯是自己父親，竊負而逃，但也不能不反思“親親相隱”、“竊負而逃”是不道德行為。第三，最是腐儒的膚淺無恥認知，難道舜放棄天子之位就是抵償竊負而逃的包庇罪嗎？我不知道，儒生怎樣看待天子之位？難道是作威作福，享受榮華富貴和權力尊榮？難道天子之位不是敬天愛民，不是要承擔對國家、政府和人民負責的重任嗎？難道一國之君，如此重任，可以不打招呼，說走就走，消失得無影無蹤？

訟包括原告投訴，也包括被告辯護，無訟不是司法文明。攘羊小惡，罪雖薄，但也是惡；瞽叟殺人可不是小惡，罪厚當誅。無論小惡，還是大惡，在法律上都被允許親人保持沉默，不被強制舉證；但都不被允許包庇，其包庇罪也隨其原發罪自有厚薄大小。

孔子和儒家如果稍有反思能力，至少也不會認為親親相隱是“直躬”道德吧。從這里可以看出，反思能力缺乏確實也是儒家沒有哲學和科學的根本原因——思維方式膚淺。要通達真理，發現事物的科學原理，就必須學會悟。悟首先是反思，其次是理性反思。悟，吾心也。吾即心即思，吾心就是思思，思思就是反思，沒有反思精神和反思思維，就不可能跨入哲學和科學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