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簡介，他對遼東到底持何態度和戰略

熊廷弼雖然三次赴遼東就職，但各種原因導致任期都不長，再加上和朝廷以及同僚的矛盾沖突，讓他很多精力和時間都用在官場爭斗上。所以不少朋友雖然知道他被譽為遼東柱石，但不知他打算如何經營遼東。

首先，熊廷弼很早就視女真為遼東大患。

萬歷三十六年十月，熊廷弼奉命出關調查“寬奠棄地案”。在查案過程中，熊廷弼不僅走訪了遼東各地，也專門收集了蒙古女真各部的情報。

他發現建州女真在干一件與眾不同的事 – 旗兵改革。再加上萬歷三十七年六月，努爾哈赤非常囂張地陳兵撫順關向遼鎮索要人參欠款。這些讓熊廷弼意識到建州女真不同于遼東其它部族，他在上呈朝廷的《酌東西情勢疏》《防建夷疏》等奏章里多次警告皇帝和中樞，努爾哈赤心懷異志需將其視為遼東大患。

但是熊廷弼并不主張直接進剿（因此也有種觀點認為熊廷弼是個“投降派”，讓大明錯過了剿殺建州女真的良機），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考慮的呢？他認為出塞搗巢是無用功。

熊廷弼統計遼東都司歷年戰報記錄后，給明神宗算了一筆賬。從隆慶四年至萬歷二十年，遼東總兵李成梁共報斬首15198級（女真8344級）。雖然戰果輝煌，但這二十多年里，外夷入寇就沒有斷過。百人規模的入侵每月幾次，萬人規模的劫掠則一年數次。

熊廷弼覺得在這種拉鋸戰，除了損兵折將、浪費錢糧之外，還會誘發邊鎮將領瞞報損失、消極避戰、殺良冒功等惡行，進一步敗壞邊疆局勢，最終只會讓遼東落個越剿越糟。

熊廷弼給出的應對策略為，由攻轉守再加貿易安撫。

確定防線后，將沿邊墻構筑的預警性質小屯合并為大屯并建堡挖壕。外夷入寇時，可收攏周邊民眾錢糧入堡待援。通過堅壁清野和堅固堡壘群遲滯并分散敵人，后方再集結機動兵力，伺機對入寇之敵進行打擊。

同時熊廷弼認為大部分蒙古、女真部族貪圖的只是人口和財物。日常可通過貿易收買、瓦解他們。

熊廷弼的這套方法其實是源于北宋范仲淹對付西夏的策略 -- 堡壘推進法。這套戰略也是隨后幾十年明朝在遼東默認的戰略戰術，袁崇煥、孫承宗等人的方法都沒有脫離熊廷弼的套路。

對于建州女真，熊廷弼主張在固守遼東邊墻之外，還需牢牢控制北關（今遼寧昌圖縣境內）這個戰略支撐點。既可保護海西女真不被建州女真侵吞，也可以聯合海西壓制努爾哈赤和蒙古喀爾喀五部。

只是這些構想隨著熊廷弼的去職很快就被朝廷遺忘，大明用無動于衷應對著建州女真的壯大。萬歷四十七年薩爾滸大敗后，面對已呈崩潰之勢的遼東。神宗和朝堂袞袞諸公又想起了熊廷弼，但熊廷弼本人卻表現得很悲觀。

熊廷弼是在赴京途中才知曉，朝廷有意讓他經略遼東（最初的旨意是任命他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并宣慰遼東）。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大呼后悔，表示如果遲走幾日，他不會同意復起。

因為熊廷弼雖然賦閑在家，但他通過朝廷邸報也深知遼東在他走后又變得糜爛不堪、軍伍空虛、士氣全無。他在過黃河時，還親眼目睹了一批由湘西調往遼東的士兵，因懼怕赴遼作戰而嘩變。

而且熊廷弼也非常不信任遼人，在十年前巡按遼東期間他就向朝廷質疑過遼人，“開原半是達官苗裔，而包藏禍心之強虜，且為之招，有其事而始寒心，晚矣”。當下正逢明軍慘敗，熊廷弼認為殘留的遼軍未必會繼續為朝廷賣命。

所以熊廷弼做了最壞的打算，向親友托孤，他覺得有可能回不來了。再加上明軍丟了北關，失去了海西女真的屏護，熊廷弼愈發覺得遼東難以據守。這種心理影響，也讓他二赴遼東后的戰略更趨于以守代攻，他甚至奏請萬歷放棄沈陽以收縮防線。

注：神宗沒有同意放棄沈陽的要求，但熊廷弼還是在實際上棄守了沈陽。只是努爾哈赤攻占開原、鐵嶺后并未南下攻略河東（轉頭去對付海西葉赫部），熊廷弼才騰出手重新在沈陽經營防線。

通過《敬陳戰守大略疏》可以清晰看出熊廷弼此時的對遼策略，“以固守為正，以短促突擊為奇”。

在東南為叆陽，南路為清河，西路為撫順，北路為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為今日防守，他日進剿之備 … 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 ……

熊廷弼將河東與女真的接觸面，分成四個防守區域。分別建設堡壘群并各置三萬兵馬駐守，遼陽作為后方基地駐兩萬主力（川浙援遼軍）策應四路。鎮江、海州、金州、復州等地再各設一萬兵馬作為后備，以備大戰之需。固守不浪戰，待女真來撞墻消耗，如果有機會再集合多路圍殲進犯之敵。

對于日常具體的軍事指揮，熊廷弼也安排的很聰明，那就是他不指揮。給賀世賢的信里寫得很明確“一切應撤應留事宜聽將軍便宜行事。但求南顧遼、北顧沈，以期安全無恙，不佞不能中制也”，只要前線將領不超出他的戰略部署，都是他們自己說了算。熊廷弼日常主要做的事，就是干后勤，為遼東索要、籌集軍隊和糧餉。

但是兩個原因導致熊廷弼的戰略難以執行下去，一是他不同意朝廷的“遼人守遼土”，二是朝廷的主戰派接受不了他的“膽怯”。隨著熊廷弼和朝廷對峙的加劇，針對熊廷弼的彈劾就開始了。

熊廷弼剛出關時為了索要兵馬錢糧曾說過，“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慮不能制之”（這和袁崇煥的五年平遼差不多，都是出于安慰的忽悠）。一些言官就揪住他這句話，反復責難熊廷弼“何時制之”、“出關逾年，漫無定畫”……

尷尬的熊廷弼只能以兵馬未達到他的要求（他曾奏請發兵十八萬）來辯解，但因他的“嘴毒”又將兵、戶兩部的不少官員給推到了對立面。同時由于固守未知勝時，朝堂很多官員出于財政方面的考慮，也開始督促熊廷弼盡快出兵剿平后金從而站到了他的對立面。

所以熊廷弼穩定河東局勢以及他最大的靠山神宗駕崩后，朝廷也就容忍不了熊廷弼繼續呆在經略位置上了。

注：“遼人守遼土”即依靠遼東將門資源就地募兵，朝廷考慮的是這比從關內調兵要省錢、省事的多（關內調兵無法常駐，需定期換防讓士兵回家）。熊廷弼則認為遼人不僅戰斗力不行，而且偏向女真和蒙古，靠不住。

天啟元年三月，河東失陷、袁應泰殉國，遼西也有崩潰之險。朝廷的袞袞諸公又想到了熊廷弼，建議天啟復起熊廷弼經略遼事。

由于丟失河東，再加上此時關外資源已匯集至巡撫王化貞麾下，熊廷弼已不想再次出任經略。幾次推脫不掉之后，他才勉強赴京覲見。所以他在君前奏對時，說了個很泛泛的策略 – 三方布置。

廣寧用騎兵對壘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撫、鎮。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
《三方布置疏》

“三方布置”與其說是戰略構想，不如說是索權申請，“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因為無實權，熊廷弼甚至不愿意去關外，他接任后基本上是呆在山海關跟朝廷和王化貞打嘴仗。

廣寧慘敗后他第一時間也不是像初次出任經略那樣，收攏潰兵并組織防御，而是立即撤回山海關，以便和王化貞劃清界限、分割責任。

所以熊廷弼第二次出任經略，就不是在為遼西謀劃，對如何守住遼西乃至收復遼東也沒什么戰略構想，他是在向朝廷索權以及和王化貞爭權。只是朝廷不愿意解決經、撫間的權力分割問題，反以“同功同罪”將二人捆死在一起。結果廣寧大敗后，有了熊王二人共論死罪的悲劇。

注：本文資料、數據來源于《熊廷弼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