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欺騙行為未必構成詐騙罪--以“騙補類”案件舉例

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騙補類案件有多種類型，比如出口獎勵補貼類，比如農補類，再比如電商扶持類，雖然類型和領域存在諸多不同，但核心可以歸納為：行為人在特定行業、領域內，按照補貼政策的要求，完成某種指定的服務或計量標準，從而按照政策規定申領補貼款項。

政府補貼類項目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鼓勵特定行業的發展，因此從財政支出中支付一定的資金作為獎勵金，可以理解為國家為了特定行業的發展，花錢買服務、買業績。

在以往的諸多探討中，存在觀點認為：政策目的是否落空，是衡量騙補類案件是否成立的要件。這種觀點具有合理性，在例如農業、農機、養殖業等相關農補項目中，能夠合理解釋。

這里指出這類案件的第一個辯護要點：即騙補類案件，是否存在欺騙手段，是否成立詐騙罪，其首先應當從補貼項目的政策目的角度考量，同時也要避免過于狹隘的地域性判斷。例如完全將補貼政策局限于補貼政策地，而否認涉案行為在更大的地域性或全國范圍內，已經達成補貼要求的政策目的等事實。此種超越區域的補貼行為，雖在嚴格意義上違背了政策要求，但在客觀事實上，卻滿足了宏觀補貼目的的要求。

例如農機補貼類案件中，雖然農機補貼沒有實際用于政策地A地，但是對于相鄰縣B地，實際上也滿足了政策的本質要求，從適當宏觀性的角度，政策目的得以實現，并沒有造成政策目的的落空，因而不應作為詐騙犯罪處理。

此觀點可以延伸到社保類詐騙罪案件中，我們處理過多起被指控為社保詐騙罪的案件，辦案機關在指控邏輯中，往往有一種狹隘的指控思路，即認為勞動者通過掛靠參保，實際勞動關系發生地在C地，由于其是在D地參保，從D地申領社保基金，從而造成D地社保基金的損失，因此構成詐騙罪。

這種觀點忽視了勞動者實際參保的事實，同時忽視了D地社保的支付，即替代勞動關系發生地B地社保支付的事實。而從宏觀的國家社保資金的角度，是平衡的，沒有造成社保資金的實際損失，反而在客觀上滿足社保擴面等政策要求。此時如果無視C地的“獲利”，只談D地的“損失”，則是過于狹隘的理解社保資金統籌以及財產損失的概念了。

回歸到騙補類案件中，以進出口買單類“騙補”案件舉例，衡量欺騙行為要重點關注以下幾點要素：

其一，部分業內人士提出，如果實施了欺騙手段，對方明知、沒有被騙，此即犯罪未遂。這種觀點在特定案件中并不適用，比如雙方事先談好的買單，即行為人已經告知相關部門，數據是通過買單方式獲取，而相關部門及其責任人員事實上認可買單行為下，補貼金額的審核、發放。此時我們不能說買單行為本身數據存在“張冠李戴”，就是一種欺騙手段，就是詐騙犯罪的實行行為。

我們不認可存在雙方約定清楚的欺騙行為，騙是騙，合意是合意，存在虛假成分的合意，雙方知情、清楚，不可能因為合意內容存在虛假性，而認定一方欺騙另一方，此即不存在欺騙行為的問題，而非是犯罪未遂。

因此，在出口買單申領補貼類案件中，如果行為人與對方約定清楚，明確認可或默認買單可以申領補貼，則不應當認定存在欺騙行為。

其二，從政策目的是否實現的角度，出口買單領取補貼類案件，行為人買的是什么單？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報關行，提供公司抬頭，將其他無進出口權的小企業需要進出口的數據，認定在抬頭公司名下，從而取得海關部門認可的進出口數據，并以這類數據來申領補貼。

這里存在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無進出口權的小企業有進出口需求，買單實際上拉動了這種本無法開展的進出口行為，同時提升了進出口數據；其次，買單需要支付成本，以我們辦理的案件作為參考，行為人支付的買單成本可能會達到補貼金額的一半左右，這種成本的支出，也會通過各種方式補貼到實際進出口的公司、企業，實際上也對這部分實際進出口企業的生存發展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而買單出口騙補類案件的指控邏輯是：辦案機關認為E地沒有出口補貼政策，你將在F地的出口數據，“張冠李戴”的安在E地企業頭上，從而申領了其本不能申領的補貼金額，因此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手段，構成詐騙罪。

此種指控邏輯亦是沒有綜合考量“補貼政策目的是否落空”的問題，如果是從E地一個區縣、一個省市考慮，的確企業申領了出口補貼，在當地又沒有實際進出口，存在欺騙成分，但是從宏觀的角度考慮，這種代理出口的行為，實際在客觀上必然拉動了進出口指標，在宏觀上的確也達到了政策的目的和要求，即推動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總而言之，出口補貼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鼓勵進出口，如果說這筆錢財政必須支付給E地，F地雖然實際進出口有增長，但是因為代理出口領取補貼就構成詐騙罪，則難以解釋國家財政以及進出口貿易額性統籌增長的概念。

其三，買單、代理出口必然會存在相關的虛假材料、虛假證明文件，但是這種虛假性，如果不能代替雙方合意的行為，此虛假就不能上升為詐騙罪構成要件層面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換言之，是不構成詐騙罪的社會生活中的虛假概念，或民事處理、或行政處罰。

其四，騙補類案件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即部門、機關單位不存在被騙問題，只有代單位行使處分權的工作人員才會存在認識錯誤、被騙的問題。

此即部分辦案機關將行使補貼審核、發放權限的職務人員與騙補類行為人認定為共同犯罪的問題，此觀點金律師不予認同，是否滿足政策的審核、補貼資金的發放，掌控在誰的手上，此即認識錯誤的審查對象，即應審查該類人員的主觀認知，如果是明知、故意為之、合意行為，則不應再強行認定共同騙取的問題。

此外，在第三方公司提供服務補貼類案件中，是否滿足刑法意義上的“欺騙手段”，是否構成詐騙犯罪，其核心應當是第三方公司是否按照補貼政策的要求，向相關企業提供服務，而不應將申報材料及審核流程中的瑕疵行為，認定為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欺騙手段。這類案件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做了具體探討，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