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銀行規模狂飆背后：零售不良率攀升，資本充足率低于均值

出品|拾鹽士

作者|多面金融工作組

2025年財報季開啟，重慶銀行交出了新任董事長楊秀明上任后的首份“年度成績單”。

財報顯示，重慶銀行2024年資產規模突破8500億元，歸母凈利潤首次站上50億元大關，多項指標呈現“雙位數”增長，總體呈現穩健增長的發展態勢。

然而，在亮眼的業績增速背后，則是重慶銀行“對公業務突進”與“零售業務失速”的鮮明對比。與此同時，重慶銀行業面臨著凈息差收窄、零售貸款風險以及合規風險暴露等無法忽視的挑戰與潛在風險。

業績增長“雙刃劍”

零售業務增長失速與結構風險暴露

2024年，重慶銀行終于扭轉了連續三年凈利潤增速弱于行業均值的局面。

據重慶銀行財報數據顯示，其2024年資產總額達8566.42億元，同比增長12.73%，創下2018年以來的增速新高；存貸款規模分別增長14.30%和12.13%，高于行業平均水平。

有分析稱，重慶銀行這一成績得益于其積極參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以及對重點行業和產業的信貸投放。然而，其業務結構的失衡問題卻值得警惕。2024年，重慶銀行零售貸款增速僅2.81%，遠低于對公業務，且不良率攀升至2.71%（同比上升0.73個百分點），暴露結構性風險。

從收入構成看，2024年重慶銀行利息凈收入同比下降2.59%至101.76億元，這主要受凈息差收窄影響（凈息差1.35%，同比下降0.17個百分點）。

盡管其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長26.74%，但8.88億元的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和投資凈收益23.62億元體量仍較小，增幅短期內難以對沖利息收入下滑的壓力。

重慶銀行2024年財報截圖

此外，重慶銀行的貸款結構呈現“重對公、輕零售”的特征。其中，2024年公司貸款同比增長25%，而零售貸款僅增長2.81%，且零售不良率攀升至2.71%，暴露出業務單一性和風險集中問題。此外，零售業務稅前利潤4.44億元，同比驟降28.86%，對利潤貢獻占比從10.25%降至6.94%，戰略失衡隱憂顯現

除了業務單一外，重慶銀行的盈利能力已隱隱承壓。例如其凈息差收窄與成本管控壓力揮之不去，盡管重慶銀行24年歸母凈利潤同比增長3.8%至51.17億元，但其盈利質量卻面臨雙重挑戰。

其一，凈息差持續收窄。財報數據顯示，重慶銀行2024年凈利差和凈息差均下降17%至1.22%和1.35%。究其原因，市場利率下行導致生息資產收益率降幅大于負債成本率降幅。

實際上，這一趨勢與銀行業整體環境一致，但重慶銀行作為區域性城商行，議價能力較弱，未來如果利率進一步下行，其息差壓力或進一步加劇。

其二，其成本收入比優化空間十分有限。盡管該行未直接披露成本數據，但經營活動現金凈流出達-207.47億元，反映出流動性管理壓力。此外，其總資產周轉率僅為0.02次，ROE為8.38%，均低于行業頭部城商行水平。這也足以表明，其資產運營效率有待提升。

事實上，重慶銀行除了盈利質量不佳外，資產質量方面的隱憂也不能忽視。雖然2024年其貸款不良率下降，但是背后的結構性風險卻依然存在。

重慶銀行2024年不良貸款率降至1.25%，為近五年最低水平；撥備覆蓋率提升至245.08%，風險抵補能力增強。然而，這些數據背后隱藏著結構性矛盾。

一方面，公司貸款與零售貸款分化顯著。據了解，重慶銀行的貸款不良率下降0.43%至0.9%，但是與此同時，其零售貸款不良率上升0.73%至2.71%，其中個人按揭、經營貸和信用卡不良率分別增長0.72、1.28和1.0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作為重慶銀行業務的重要板塊，其房地產貸款風險仍需警惕。盡管房地產貸款占比下降至11.27%，但該領域不良貸款余額增加2.26億元，不良率升至2.34%，尤其是公司類房地產貸款不良率仍高達5.63%。

由此可見，重慶銀行多項業績指標似乎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在零售風控模型、客群篩選等方面存在短板，未來還需加強精細化管理和風險預警機制。

資本充足率低于同業平均水平

金融科技投入與自主創新顯露短板

隨著資產規模快速擴張，重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面臨考驗，不及全國城商行平均水平。

截至2024年末，重慶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11.20%，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9.88%，后者同比微增0.1個百分點，略高于監管要求。而一級資本充足率則低于行業平均水平。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末，我國銀行業的平均資本充足率達到15.74%，較上年有所提升。其中，城商行資本充足率均值為12.97%。

重慶銀行2024年財報截圖

據公開報道，為緩解壓力，重慶銀行2025年計劃發行1560億元同業存單，并通過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等方式強化資本回籠。然而，依賴同業負債可能推高資金成本，進一步擠壓凈息差；而大規模核銷不良貸款雖能短期美化報表，卻可能削弱長期盈利能力。

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商業銀行等外部競爭加劇，重慶銀行過去的地緣優勢也被削弱，其創新短板也隨之暴露。

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成渝地區唯一“A+H”上市城商行，重慶銀行在地域資源獲取和政策響應上具有優勢。例如，2024年，其向成渝經濟圈投放信貸超1500億元，科技、綠色、普惠等領域貸款增速均超20%。

但不可忽視的是，市場競爭格局正在悄然變化。無論是同業搶灘成渝市場導致的市場競爭，還是重慶銀行在金融科技領域投入不足，創新方面存在短板，都讓重慶銀行面臨新的挑戰與考驗。

例如，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加速布局成渝地區，憑借更低資金成本和更完善的服務網絡擠壓城商行空間，重慶銀行同樣無法免俗。

在銀行業數智化轉型的浪潮中，我國商業銀行都在向科技化、數字化的方向發展。重慶銀行則以“區域深耕+場景創新”為核心策略，在2024年交出了一份“小而精”的科技答卷。

2024年，重慶銀行全年科技投入為5.74億元，同比增長20%，占營收比重提升至4.2%，但對比來看，其科技投入規模與眾多頭部銀行動輒數十億、甚至百億級別的投入規模仍存在數量級差距，同時在技術人才規模和應用自主創新方面也不可同日而語。

例如其線上消費貸款產品“捷e貸”雖然已經開始為其業績增長貢獻增量指標，但整體規模仍較小，與頭部銀行的科技應用深度方面存在明顯差距。

合規挑戰長存

關鍵崗位仍存在“超期服役”現象

對于金融企業而言，合規問題亦是其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回顧2024年，對于重慶銀行而言是業績增長與合規風險交織的“撕裂之年”。

這家西部首家“A+H”上市城商行，一邊在三季報中高調宣布營收凈利潤雙增，另一邊卻因信貸管理失責、貸款資金挪用等問題屢收百萬級罰單，暴露出其內控機制的深層漏洞。

在金融監管趨嚴的背景下，重慶銀行的合規問題不僅是一面警示鏡，更折射出區域性銀行在規模擴張與風險控制之間的失衡困境。

僅僅2024年10月至12月短短幾個月時間，重慶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就接連收到多張監管罰單：涪陵支行、豐都支行因貸款“三查”不盡職被罰70萬元，大足支行因貸款資金挪用被罰30萬元，反映出該行基層風控合規管理薄弱。

而此前兩年，該行已因“貸款風險分類不準確”“資金投向不合規”等違規行為累計被罰超480萬元。密集的罰單指向同一癥結——信貸流程的形式化與風控的失效。

貸款“三查”（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檢查）本是銀行風險防控的核心機制，但重慶銀行的多家支行卻讓這一制度淪為“走過場”。例如據公開信息，重慶財信企業集團在凈資產為負、債務逾期的背景下，仍獲得重慶銀行3.6億元貸款，最終淪為不良資產被迫折價出售。

更值得警惕的是，該行貸款資金挪用問題頻發，暴露出資金流向監控的實質性缺位，甚至可能涉及系統性違規操作。

各種風險偏好的背后，是利潤驅動下的短視策略。重慶銀行通過壓縮信用減值損失（2024年上半年同比減少7.9%）與所得稅減免，勉強維持凈利潤增長，卻將大量信貸資源投向高波動行業。

例如，對力帆科技等存在股權質押、違規記錄的關聯企業持續授信，暴露了風險審查的妥協。這種“以風險換規模”的模式，本質上是以合規缺口為代價的野蠻生長。

合規問題的頻繁出現，來自重慶銀行的內控與治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2023年重慶銀行完成高管“大換血”，但關鍵崗位仍存在“超期服役”現象。

例如，首席風險官黃華盛自2016年任職至今，副董事長黃漢興更是自2007年起掌權，遠超銀保監會規定的7年輪崗期限。此外，該行高管還普遍存在“身兼多職”問題，10名高管平均兼職企業超5家，非執行董事吳珩甚至同時任職25家企業。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2024年6月因“政府平臺項目風險管控不到位”被罰后，重慶銀行竟將“服務重大戰略”作為年報亮點宣傳，凸顯戰略定位與合規執行的分裂。

對此業內觀點認為，面對多重挑戰，重慶銀行或許唯有尋求改變與突破，才能找到一條更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例如，可以通過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高零售貸款占比、發展財富管理等中間業務，降低對傳統對公貸款的依賴。

此外，重慶銀行還可以充分利用區域數據優勢，建立差異化定價模型，緩解息差收窄壓力。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金融科技應用，包括加大智能風控和數字化服務投入，提升零售客群服務效率等。

還有一種可能是，通過探索資本補充新渠道，例如考慮發行永續債、可轉債等工具，減少對同業負債的依賴。

積極的一面來看，重慶銀行2024年的成績單展現了規模增長的韌性。但是值得警醒的是，其多項業績指標的分化，也揭示了區域性銀行在利率市場化、風險復雜化、競爭白熱化環境下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其新任管理層需在追求增速與把控質量之間找到平衡，方能在“萬億城商行”競逐中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