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當然包含減輕處罰

【編者按】

“從寬處理”包含有三層含義:一是既包括實體上從寬處理，也包括程序上從寬處理；二是在實體上,既包括定性上的從寬處理,也包括量刑上的從寬處罰；三是在量刑上,既包括從輕處罰，也包括減輕處罰甚至免除處罰。因此，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當然包含減輕處罰。什么情況下可以減輕處罰，本文進行了探討。

【正文】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據此，國家以修改法律的方式正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罪認罰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還是一個獨立的量刑情節。

“從寬處理”,從文義看,它不是從寬處罰,更不是從輕處罰。法律用語要求精準，不能含糊，不能有歧義。為什么不用“從輕”而用“從寬”，說明從輕涵蓋不了，為什么不用“處罰”而用“處理”，說明處罰涵蓋不了。因此，“從寬處理”應當有三層含義:一是既包括實體上從寬處理，也包括程序上從寬處理；二是在實體上,既包括定性上的從寬處理,也包括量刑上的從寬處罰；三是在量刑上,既包括從輕處罰，也包括減輕處罰甚至免除處罰。

一、程序上的從寬處理

程序上從寬，更準確地說是程序上從簡，是指：對于基層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被告人認罪認罰可以適用速裁程序進行審判；對于基層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另外，對于中級法院管轄的案件，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程序上也可以適當簡化審理。

二、定性上的從寬處理

使用“從寬處理”而不是“從寬處罰”的表述，往往意味著不僅量刑上可以從寬處罰，在定性上也可以從寬處理。定性上的從寬處理，又包括兩點：一是以更輕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行起訴，二是以更輕的法定刑定罪。

1.以更輕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行起訴

國外的訴辯交易，可以就罪名和罪數進行協商，而后控方以更輕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行起訴，這就是定性上的從寬處理。我國尚無在罪名或者罪數上從寬處理的規定。

2.以更輕的法定刑定罪

我國已經有了適用更輕的法定刑定罪的規定。比如，敲詐勒索罪司法解釋規定了“被害人過錯”特別條款，這是特殊情節，不僅可以當量刑情節使用，必要時還可以當定罪情節使用。

《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2款規定：“被害人對敲詐勒索的發生存在過錯的，根據被害人過錯程度和案件其他情況，可以對行為人酌情從寬處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本條使用從寬處理而不是從寬處罰的表述，意味著不僅量刑上可以從寬處罰，在定罪（即法定刑幅度）的認定上也可以從寬處理，符合解釋規定的數額加重或者情節加重情形的，也可以根據本條規定不適用加重處罰。比如：敲詐勒索數額、情節達到本解釋規定的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標準的，可以認定為數額較大。

在司法解釋中規定“被害人過錯”特別條款，并明確規定根據此情節可以“從寬處理”是非常罕見的，后面的司法解釋好像沒有再這么寫了。雖然司法解釋有規定，但實踐中敢于適用的法官還是不多。我相信，隨著司法理念的更新和刑法現代化的發展，定性上從寬處理的情形必將越來越多。

三、量刑上的從寬處罰

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從寬處理”，能否減輕處罰，這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爭議最大的問題。

1.兩高的傾向性意見

目前兩高相關領導表態的意見比較一致：傾向于不能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減輕處罰。他們雖然承認從寬處罰是指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又認為，對于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如果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可以減輕處罰;如果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則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以內從輕處罰。也就是說，對于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如果沒有其他減輕處罰情節，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只能從輕處罰。

2.立法機關的傾向性意見

但立法機關不太同意司法機關的觀點。比如，韓曉武委員表示：“從輕”只是“從寬”的一種形式，“從寬”的尺度，應該根據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具體情況和相關法律規定確定，不應局限在“從輕”處罰這一個檔次上。鮮鐵可委員也建議，在刑法修改時明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從寬”二字的含義，不僅可以“從輕”處罰，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減輕”處罰，以便更好地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功效。總之，立法機關認為，根據具體情況應當“減輕”處罰的，如果依然只是“從輕”處罰，則不利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充分發揮作用。

3.專家學者的意見

有專家學者認為，雖然刑事訴訟法將“認罪認罰”明確為法定的量刑情節，但是，還無法解決試點期間暴露出的一個關鍵難題，即量刑從寬的比例。建議明確量刑減讓比例的梯級規則，比如根據認罪認罰的不同階段，即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分別減讓30％、20％、10％。如果量刑減讓不明顯，就體現不出對被追訴人選擇認罪認罰程序的激勵作用，難以吸引被追訴人認罪。

4.按照文義解釋應當可以減輕處罰

按照文義解釋，“從寬處理”應當包含減輕處罰，也就是說，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就可以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減輕處罰。主要理由：

一是不能將從寬等同于從輕。法律用語非常嚴謹，刑事訴訟法只有兩個地方用了“從寬”，一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二是當事人和解程序中。如果認為只能從輕，則直接寫明從輕即可。既然寫從寬，就說明不僅可以從輕，還可以減輕。

二是根據同一解釋原理，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從寬”，也應當包含減輕。當事人和解程序中的從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已經明確可以減輕。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規定，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立法機關出版的書籍中，已經明確：“從寬處罰的意思，可體現為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據此，《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96條第1款明確規定：“對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應當適用非監禁刑；判處法定最低刑仍然過重的，可以減輕處罰；綜合全案認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處罰。”

司法解釋關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從輕處罰、減輕處罰、免除刑事處罰的規定，均屬于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從寬處罰”的范疇，因此，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96條第1款規定，對被告人減輕處罰，無須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同理，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從寬”，當然也包括減輕。對于認罪認罰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也可以直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對被告人減輕處罰，無須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四、明確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包含減輕處罰，不會導致“減輕”功能的濫用

司法人員必須根據量刑指導意見量刑,即使明確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包含減輕處罰，法官也不可能濫用“減輕”功能。

兩高之所以傾向于不能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減輕處罰，可能主要擔心基層司法人員濫用“減輕”功能，造成司法不公，從而引起媒體炒作,進而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成效。其實,量刑規范化之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司法人員必須根據量刑指導意見量刑,不可能濫用“減輕”功能。

《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已經明確規定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以及宣告刑的確定方法：

“對于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認罰的階段、程度、價值、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具有自首、重大坦白、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等情節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6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6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當庭自愿認罪、退贓退賠、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羈押期間表現好等量刑情節不作重復評價。”

“對于退贓、退賠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退贓、退賠行為對損害結果所能彌補的程度，退贓、退賠的數額及主動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

“量刑情節對基準刑的調節結果在法定刑幅度內，且罪責刑相適應的，可以直接確定為宣告刑；具有應當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依法在法定最低刑以下確定宣告刑。”

“量刑情節對基準刑的調節結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且罪責刑相適應的，可以直接確定為宣告刑；只有從輕處罰情節的，可以依法確定法定最低刑為宣告刑。”

比如案例：張三詐騙100萬、李四詐騙5000萬，法定刑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案發后兩人都在檢察階段認罪認罰,并且都退贓退賠100萬。同時假設兩人都沒有其他量刑情節。

根據量刑指導意見進行量刑,假設張三的基準刑是10年,認罪認罰減少基準刑的20%，全部退贓減少基準刑的30%,量刑情節對基準刑的調節結果是5年;假設李四的基準刑是15年,認罪認罰減少基準刑的20%，退贓比例只有2%,減少基準刑的10%,量刑情節對基準刑的調節結果是10.5年。

假如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從寬”不能減輕處罰,那么對張三只能判處有期徒刑10年,其認罪認罰和全部退贓的情節,在量刑上都得不到任何體現。而李四由于罪行重、基準刑高，所以其認罪認罰和部分退贓的情節,在量刑上都得到了全部體現，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半。請問這樣量刑合理不合理？很顯然不合理!而且將帶來惡劣的后果。以后類似張三這樣的情況,他可能既不愿意主動退贓，也不愿意認罪認罰。

假如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的“從寬”,包含了減輕處罰,那么就可以對張三減輕判處有期徒刑5年,可以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那么此時減輕處罰功能可能被濫用嗎？法官敢對李四減輕處罰，甚至也判處5年嗎？我想是不敢的。

為什么不敢，因為現在量刑比較公開了，不僅量刑指導意見是公開的，還有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怎么量刑各方已經協商過了，李四所有的量刑情節對基準刑調節后的結果是10.5年，還在法定刑以上，如果輕率地對李四減輕處罰，甚至也判處5年，就將面臨責任追究的風險。特別是被害人還有4900萬元的損失，應該非常關注李四的判決情況，如果李四的量刑低的離譜，他會答應嗎？總之，在信息如此透明、審判如此公開的時代，法官出于自身安危的考慮，也不敢濫用“減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