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用國運證明：國際博弈不能舉棋不定

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2025 年 6 月 13 日，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代號為 “崛起的獅子” 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給伊朗帶來了沉重打擊。此次行動旨在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能力，以色列出動 200 多架戰機，發射 330 枚彈藥，對伊朗的關鍵核設施展開空襲。昆達卜、霍拉馬巴德、納坦茲等核設施在空襲中遭受重創，革命衛隊大樓也未能幸免。同時，以色列實施斬首行動，成功清除革命衛隊最高層，包括 1 號人物巴蓋里、2 號人物薩拉米、3 號人物拉希德，以及多名頂尖核科學家。

這也引起來國內輿論巨大的震動。

曾幾何時，部分輿論熱衷于 “抬舉伊朗”，借伊朗的反美立場批評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不夠強硬，未能充分 “秀肌肉”。然而，時過境遷，如今輿論氛圍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少人開始 “瞧不起、諷刺” 伊朗，認為其在國際博弈中表現得 “慫、拉胯”。

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出公眾情緒易受國際局勢波動影響，同時也促使我們對國際關系復雜性進行更深入的思考。作為觀察者，我理解這種輿論風向的轉變 —— 公眾往往期望看到立場堅定、行動果決的 “反抗者” 形象，當伊朗的表現未能契合這一期待時，失望與批評便隨之而來。但這種簡單的情緒反應，無法觸及問題的本質。

這也促使我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三年前，我曾思考中俄伊三角關系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的角色與潛力；而如今，面對伊朗的現實困境，中東撲朔迷離的政治交鋒又該怎樣呢？

中國有著獨特的歷史經驗，“反抗即勝利” 的敘事貫穿近代歷史。從抗日戰爭的浴血奮戰到抗美援朝的立國之戰，中國通過堅定的反抗，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更奠定了大國地位。然而，將這一經驗套用于伊朗及世界多數國家，卻是不恰當的。

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中，并非所有的反抗都能換來勝利的曙光。對于許多國家而言，反抗可能引發更強大對手的無情打擊，甚至加速國家的毀滅。

伊朗便是一個典型例子，長期處于國際制裁的陰霾之下，經濟發展嚴重受阻，民生問題積重難返。其國內軍隊經商導致的腐敗現象，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與競爭力，民眾對此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與此同時，伊朗社會存在著大量親美親西方群體，這一現象背后，是民眾對長期艱難生活的絕望。在生存壓力的驅使下，他們對國家宏大敘事逐漸漠視，轉而寄希望于西方模式能夠帶來生活的改善。這種 “親敵” 心態，并非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現實困境下的無奈選擇。

伊朗面臨的困境并非個例，在國際政治版圖中，塞爾維亞、俄羅斯、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國家和地區，同樣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艱難求生。回顧中國近代史，巴黎和會前的北洋政府，試圖依靠列強調停來維護國家權益，最終卻在外交上遭遇慘敗，引發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抗戰初期，蔣介石也曾對日本的妥協抱有幻想，希望通過談判結束戰爭，結果卻換來日軍的步步緊逼。

這些歷史事件與當下伊朗困境有著相似之處：當國家將命運的韁繩交予他人，期望通過妥協、依賴外部力量來實現和平與發展時，往往只會陷入更深的危機。

伊朗高層在國際事務中的表現，時常被外界詬病為軟弱、妥協、左右橫跳。但從本質上講，這是其基于自身利益與立場的選擇。伊朗反美，根源在于美國長期的制裁與打壓，使其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一旦美國或西方釋放出一絲緩和的信號，伊朗便有可能選擇妥協，歷史上不乏這樣的先例。這并非伊朗高層缺乏骨氣，而是在嚴峻的國際環境與國內民生壓力下，為尋求 “一線生機” 的無奈之舉。因此，指責伊朗 “為什么不徹底倒向誰”，是一種脫離現實的傲慢。在國際政治的棋局中，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國家利益才是永恒的導向。伊朗的搖擺不定，恰恰反映出其在復雜國際環境中的艱難抉擇。

國際關系處于永恒的變化之中，歷史經驗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加分析地套用，便會陷入 “刻舟求劍” 的誤區。過去，一些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通過與大國結盟或保持特殊關系，獲得了發展機遇，迎來所謂的 “蜜月期”。然而，時移世易，當下的國際格局已發生深刻變革，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新興大國的崛起、地緣政治沖突的加劇，都使得國際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多元。在這種背景下，對 “蜜月期” 的懷念，不僅無助于解決現實問題，反而可能阻礙國家對新機遇與新挑戰的敏銳把握。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常常將美國的敵人視為潛在的盟友，對俄羅斯、塞爾維亞、巴勒斯坦、胡塞等 “反抗者” 寄予厚望。但現實告訴我們，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沒有任何國家或勢力能夠成為我們永遠不變的依靠。

以伊朗與周邊勢力的關系為例，其與胡塞武裝雖有著一定的戰略呼應，但在具體行動上，雙方的利益訴求并非完全一致。在巴以沖突等地區熱點問題上，伊朗的支持更多停留在口頭上，而胡塞武裝則選擇了更為激進的軍事行動。這表明，“反抗者” 并不等同于朋友，即使有著共同的對手，在具體利益與行動策略上，也可能存在巨大分歧。

真正的朋友，也未必能在所有時刻 “肝膽相照”，國家間的合作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包括國內政治局勢、經濟利益考量、國際輿論壓力等。因此，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從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靈活務實的外交策略。

像這次以色列突襲伊朗，很多人覺得非常意外，其實也有因可循。近期，伊朗在離心機技術上取得突破，特別是 IR - 6 型離心機的應用，使得其濃縮鈾（60%）庫存量在 2025 年 2 - 5 月激增 50%，這一數據顯示出伊朗正在全力沖刺核武器研發。從產能分析，納坦茲和福爾多設施理論產能極高，約為 120 SWU / 天。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預估，按照這一趨勢，伊朗可在極短時間內，甚至數周內，將 60% 鈾提純至武器級（90%）。6 月 12 日，IAEA 理事會罕見指控伊朗違反核保障義務，這是 20 年來的首次，為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提供了部分 “道義” 鋪墊。

以色列抓住了伊朗即將擁核的窗口期，在伊朗可能僅需數周或數月就能實現核武器突破的關鍵時刻發動打擊，將伊朗的核威脅扼殺在搖籃之中。

相比之下，伊朗在核計劃上存在明顯的戰略失誤。伊朗的核計劃呈現出 “應激反應” 模式，每次都是在外部傾軋加劇后，才匆忙加速離心機部署，缺乏將核計劃作為堅定持續國策的決心。其策略更多是利用 “擁核可能性” 作為與西方談判的籌碼，而非真正準備與西方徹底決裂。在技術路線上，伊朗未能充分利用現有技術，如槍式核武器技術尋求突破，在核發展道路上顯得猶豫不決。

甚至連伊朗強硬派革命衛隊的一二三號人物全部被斬首，這充分說明這個國家內部早已滲透成篩子。革命衛隊不僅是伊朗的核心軍事組織，更是掌控伊朗龐大經濟命脈的超級利益集團。其業務涉及建筑、石油走私等多個領域，編織起一張龐大的 “生意之網”。長期的制裁與國內貧困狀況，反而強化了革命衛隊在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

這種壟斷也引發了伊朗國內其他群體的強烈不滿，內部矛盾日益尖銳。此次革命衛隊高層行蹤泄露，很可能源于內部勢力的出賣。以色列深知，摧毀革命衛隊勢力比單純摧毀核設施更為重要，因為核設施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重建，而革命衛隊這樣的利益集團一旦被瓦解，很難在短時間內重新生成。通過打擊革命衛隊這個核心擁核力量，以色列試圖削弱伊朗國內的強硬派，扶植妥協派上臺，從而促使伊朗核政策發生根本性轉向，最終實現與以色列的和解。

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給伊朗未來發展帶來了諸多嚴峻挑戰。首先，以色列很可能持續對伊朗的經濟設施，如電廠、水廠等發動空襲，這將進一步加速伊朗本就脆弱的經濟崩潰。經濟的崩潰又將使革命衛隊旗下的壟斷企業成為眾矢之的，加劇國內社會矛盾。其次，革命衛隊高層的團滅，可能使伊朗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失去決死搏斗的勇氣與核心領導力。

對比胡塞武裝，他們通過血戰換來了一定的戰略協議；中國在歷史上，通過頑強抗爭撐到了日內瓦會談，為國家贏得了有利的國際地位。而埃及在歷史上，曾因被持續轟炸而選擇與以色列和解。

毛澤東曾說過，“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

伊朗在國際博弈中的猶豫與妥協，使其逐漸陷入困境。如果伊朗不能從根本上調整戰略，堅定反抗決心，未來很可能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被進一步邊緣化，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可以預見的是，元氣大傷的伊朗短期內大概率是不能拿出死戰的勇氣來報復，頂多是點到為止。但是伊朗眼中的點到為止在以色列眼中可能是喘息的機會。

其實伊朗搖擺也許是件好事，對于中國人來說，隨著國家的強大，越來越多人有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總是妄圖把復雜的國際關系由武力解決一筆帶過。他們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背后強大的國家，而非個人能力。試想，如果將這些網友置身于伊朗、敘利亞、巴勒斯坦的困境之中，面對長期的制裁、戰爭的威脅、經濟的崩潰，他們是否真的能實現自己所構思的戰略藍圖？

尤其是在讓全世界放棄對美國的幻想這個議題中，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一個重大的契機，一場足以改變國際政治格局的事件，才能讓各國慢慢的清醒認識到美國霸權的本質與危害。

換言之，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反對速勝論也反對速敗論。

（向上滑動啟閱）

致同志們：

現今世界的斗爭中，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叢林中站穩腳跟不但取決于它是否有足夠的實力，還取決于它的聲音是否響亮。今時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只身體力行做好維持世界和平的衛道士，還要增加在國際上的音量，把中國聲音傳遞出去，讓“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言論不攻自破，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深入人心。

簡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然而，完成話語體系的構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因為在人們的心中早已種下思想鋼印。

實際上，西方理論和話語的詮釋能力早已經不能解釋今天中國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國以這樣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發展速度，放眼人類歷史也是前所未聞的。今天我們再回首過去的崢嶸歲月，細細想來如果當初我們按照西方的話語完成現代化，后果將不堪設想，極有可能步蘇聯的后塵，哪還有機會在今天談民族復興呢？

對此，我想說：

經濟學是經濟制度的保障！

政治學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會學是社會制度的保障！

歷史學是國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憤慨的是，有相當一批中國的學者卻仍在對西方的價值觀念奉為圭臬，并在公眾輿論中大放厥詞，辱沒了其專家頭銜的名節。這批臭公知言必稱希臘羅馬，對國外頂禮膜拜，對國內趾高氣揚，似乎沒有了希臘羅馬他們就不會說話了一般。如果中國人只會在西方話語的語境下理解中國，就無法真正讀懂中國，更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更不要說與西方話語交鋒了。

今天的中國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撐站在世界舞臺上的底氣，為什么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世界？難道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認為什么嗎？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注定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這份獨立自主的信念支撐著我堅持閱讀、堅持寫作、堅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評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個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國學生，即使這看起來我像與“主流”格格不入的瘋子。可我這個瘋子就是要告訴所有人，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以工業化回到原來的位置，而是帶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底蘊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內其他文明之長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狹隘的“殖民視角”是解釋不了中國，更解釋不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征程。

因此，「蕓婉筆談」嘗試為中華民族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與歷史問題的契機，促進大家對中華文明問題的新思考和討論，使人們從西方科學的禁錮之下解放出來。

“不斷挑戰西方世界觀，解構西方話語霸權”是一項跨越時代的艱巨任務，而且最大的障礙不再蕭墻之外，而存在于中國思想界存在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響滲透的教育體系，在于仍然熱衷于玩西方設計出來的思想馴化游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在于文化、傳媒、出版和文藝等領域里不少人頭腦里鐫刻的西方思想鋼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青年學生能夠跳出西方話語陷阱，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兼顧世界人民的社會科學理論。

——蘇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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