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廣平 || 古典意境的現代轉譯：水柔詩歌中的文化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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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廣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湖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汨羅市屈原學會會長，湘潭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湘潭市全民閱讀協會副主席。曾榮獲“全國優秀教師”“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師”“湖南省優秀教師”“湖南省優秀研究生導師”“湖南省首屆普通高校教學奉獻獎獲獎教師”“湘潭市第七批優秀專家”等榮譽稱號。已撰寫出版《楚辭全解》《屈原賦通釋》《宋玉研究》《詩經：全本全注全譯全彩圖本》等著作多部。

古典意境的現代轉譯：

水柔詩歌中的文化張力

吳廣平

摘要：水柔的詩歌創作展現了古典美學與現代意識的深度交融，在跨文化視野中實現了漢語詩學的創造性轉化。其作品既承續中國古典詩詞的意象傳統與意境美學，又融入西方現代主義的哲思與表現技法，使千年文化符號在現代語境中煥發新生。通過重構古典意象與自然物象，詩歌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間建立起有機對話，既承載文化記憶的延續性，又回應現代人的精神困境。生命意識的多元觀照構成其詩學核心，從微觀的生命顫動到宏觀的生存哲思，既體現“萬物有靈”的東方智慧，又包含生態哲學與女性主義的當代思考。跨文化融合呈現為東西方詩學的隱性化合，西方現代技法與東方審美精神在語言層面達成自然共生，形成既具民族特質又超越文化疆界的詩意表達。這種創作實踐突破了“中西體用”的二元框架，在文化傳承中開辟出一條既扎根傳統又直面當代的詩學路徑。

關鍵詞：水柔詩歌；古典美學；現代轉譯；跨文化詩學；生命意識；文化傳承

引言：在時光褶皺里綻放的詩性智慧

那些流淌在水柔筆端的詩句，恰似一條蜿蜒的湘江——既載著楚辭的浪漫基因奔涌向前，又映著現代性的粼粼波光緩緩鋪展。她的創作從來不是簡單的文化嫁接，而是在古典意境與現代意識、東方美學與西方詩學的交匯處，架起了一座語言的虹橋：傳統如可流動的活水，現代性則是溶解其中的鹽分；現代性亦非浮泛的標簽，而是滲入肌理的感知方式。這種獨特的詩學實踐，讓她的文字既葆有宋瓷般的古典釉色，又閃爍著當代生活的金屬光澤。

作為浸潤于雙重文化傳統的寫作者，水柔以英語教師的跨文化視角重構了漢語詩歌的語法。她的詩行間，李清照的平仄與艾略特的荒原悄然對話，禪宗的空靈與存在主義的焦慮彼此映照。但這種交融絕非刻意的文化表演，而是生命經驗自然沉淀的結晶——就像湘江既承載著屈原的哀郢之思，也倒映著高鐵大橋的鋼鐵弧線。在她的筆下，文化記憶不是被封存的標本，而是不斷生長的有機體，每一次閱讀都催生新的意義枝芽。

更可貴的是，這種詩性智慧始終扎根于具體的生命感知。從一朵野花打開的“天空之城”，到掃街大媽體內的那盞“燈”，水柔的觀察既帶著博物學家的精確，又懷有哲人的悲憫。她讓古典詩詞的“物我交融”傳統在現代語境中重獲新生，不是通過理論宣言，而是經由對一草一木、一橋一水的深情凝視。這種寫作姿態，使她的詩歌既是對漢語詩學傳統的創造性繼承，也是對全球化時代文化身份困境的詩意回應——當“宋代的雨”滴落在21世紀的芭蕉葉上，激起的不僅是懷舊的漣漪，更是對存在本質的永恒叩問。

一、古典意象的現代突圍：從符號到哲思

水柔的詩歌始終纏繞著古典文學的基因，卻又在現代語境中完成了創造性突圍。她筆下的古典意象不是博物館里的文物標本，而是被注入現代生命的活態存在，既保留了傳統美學的神韻，又承載著當代人的精神困惑與生命體驗。這種“古意新詮”的創作路徑，使她的詩歌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生長出獨特的詩意空間——既非對古典的簡單復刻，亦非對現代的盲目迎合，而是在兩者的對話中，開辟出一條兼具文化厚度與時代敏感性的詩學道路。

在《雨巷》中，那滴“宋代的雨”從芭蕉葉上滾落，將李清照《聲聲慢》的平仄“嵌進光陰”，完成了一場跨越千年的情感共振。這里的“宋代”并非單純的時間標記，而是一個文化符號的激活——它讓李清照詞中的愁緒穿越時空，與當代庭院中的寂靜形成對話。詩人以“嵌”這一極具現代感的動詞，將古典韻律轉化為可觸可感的時間肌理，仿佛平仄不再是文字的形式，而是光陰本身的紋路。這種處理超越了簡單的互文性引用，而是讓古典文本成為當下情感體驗的催化劑。當獨立窗前的人“輕輕吟哦”時，吟誦的已不僅是宋詞，更是個體在現代化語境中對孤獨的重新體認。詩歌末尾的“光陰”一詞，既指向古典詩詞中常見的時光詠嘆，又被賦予現代人對時間碎片化的焦慮——一滴雨從宋代落到今天，其間流逝的不僅是歲月，更是整個文化語境的重構。

《斷橋》一詩中“斷橋”的重構更見其解構古典的勇氣。這一意象本源于《白蛇傳》的凄美傳說，但水柔卻剝離其故事外殼，將其抽象為“時間海里的兩滴雨”的剎那相握。轉身后的“天/空了”以極簡的三字，將傳統敘事中的生離死別升華為存在主義的虛空叩問——這里的“空”既是物理空間的寂寥，更是現代人面對無常時的精神荒原。這種表達比傳統詠史詩多了一層哲學縱深：《白蛇傳》中的斷橋是愛情悲劇的見證，而水柔筆下的斷橋則成為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隱喻。兩滴雨的“握手”與“轉身”，恰如現代社會中人際關系的瞬時性與流動性，古典符號由此轉化為觀照當代生命狀態的鏡子。

《湖心亭》的棋局意象則展現了水柔對古典美學的創造性轉化。亭與岸“似乎只隔了幾米”的物理距離，被轉化為現代人心靈與自然的心理距離。中式園林講究“移步換景”的留白藝術，而詩人卻用“借幾粒鳥鳴將心運過去”的超現實表達，讓“心遠地自偏”的傳統禪意獲得了聽覺維度的新詮釋。“鳥鳴”作為運載心靈的交通工具，既延續了古典詩歌中“鳥鳴山更幽”的意境，又融入了現代通感藝術的表達邏輯——聲音不再是背景點綴，而成為連接主體與客體的詩意橋梁。這種轉化讓古典美學中的“物我交融”命題，在汽車鳴笛與電子屏幕充斥的當代生活中重新獲得解釋力。

更精妙的是《陶子湖的夜》中古典物候與現代哲思的融合。“蘆葦的豎笛吹響沉寂的曲調”延續了《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的傳統，但“蓮的印章在暗夜中蓋下印記”的意象，則將文人雅士的賞蓮情趣轉化為存在主義的自我確證。當“水波紋合攏/萬物歸還自己”時，古典的“天人合一”思想被賦予海德格爾“詩意棲居”的現代內涵——蓮不再是被觀賞的客體，而是參與構建存在意義的行動者。這種書寫讓江南夜景褪去文人畫的程式化表達，呈現出個體在都市化進程中重新尋找精神原鄉的努力。

即便是《白雪》這樣看似傳統的詠物詩，也跳出了“孤舟蓑笠翁”的古典窠臼。“一顆出塵的心慢慢融化”中，“出塵”延續了傳統文人追求高潔的精神指向，而“融化”卻暗示了現代個體對絕對精神性的懷疑與解構。雪的物理狀態變化（固態→液態）與人的心理狀態（超脫→介入）形成隱喻同構，讓自然意象成為觀照自我的介質。這種表達不同于王維“空山新雨后”的禪意靜止，而是呈現出現代人精神世界流動性、易變性的特質。

在《麥穗》中，江北與江南的地域文化差異被轉化為詩意的張力。“制作成標本的麥穗/插進山水畫花瓶”的行為，既是物理空間的跨越，也是文化基因的重組。當“江北的麥子有了江南的靈性”時，杜甫“漫卷詩書喜欲狂”的中原氣象與溫庭筠“玲瓏骰子安紅豆”的江南情致在詩中達成和解。更耐人尋味的是詩人將麥穗“當作口琴”的想象——農業文明的象征物被轉化為工業時代的樂器，吹奏出的“麥浪”既是土地的呼吸，也是文化的混響。這種處理讓古典意象不再是封閉的文化符號，而成為開放的意義生長點。

水柔的詩歌創作始終秉持“形神兼備”的美學追求，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起有機的對話關系。她既不刻意標新立異以致斷裂文脈，也不因循守舊而疏離當代精神。這種平衡的藝術在《空山》與《矮寨大橋》中得到了完美詮釋：前者以“等你來”的櫻桃花，將王維筆下“空山不見人”的禪意寂寥，轉化為充滿生命張力的現代邀約；后者則以“男人的一根肋骨”這一精妙比喻，既展現了鋼鐵橋梁的力學之美，又通過人體隱喻賦予工業文明以溫暖質感。更值得注意的是，“頂天立地”的形容使現代建筑獲得了傳統士人“大丈夫”的精神氣度，實現了工程技術與傳統人文的創造性融合。這種“古今互鑒”的書寫策略，猶如讓古典的雨滴穿越時空，在當代文化的湖面上激起層層漣漪。

二、生命意識的詩性觀照：從微末到眾生

水柔的詩歌構建了一套獨特的生命詩學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萬物不僅是審美的對象，更是生命意識的載體。她以顯微鏡般的精確捕捉微小生命的顫動，又以望遠鏡般的視野洞察眾生存在的本質。這種對生命的多維觀照，既延續了中國古典詩歌“萬物有靈”的傳統，又融入了現代生態哲學和女性主義的思考維度，形成了一種兼具感性溫度與理性深度的生命書寫范式。

在《小》中，詩人以近乎科學觀察的筆觸描繪一朵野花：“它的身體是小的/它占有的江山也是小的”，這種對物理尺度的客觀陳述，恰恰為后續的精神超越埋下伏筆。當野花“打開自己的身體/也打開了一座天空之城”時，微觀與宏觀的界限被徹底打破，“轟隆隆的雷聲”從花蕊中傳來的超現實意象，既暗合佛家“一花一世界”的宇宙觀，又與威廉?布萊克“一粒沙里見世界”的浪漫主義想象形成跨時空對話。這種“以小見大”的辯證思維，不同于傳統詠物詩的托物言志，而是通過顛覆物理尺度，揭示生命本身蘊含的無限可能——野花不再是被觀賞的客體，而是能主動“打開”宇宙的主體，這種生命能動性的賦予，體現了現代生態詩學對主客二元論的超越。

《生長的火焰》則將這種生命能動性推向極致。詩人將春風擬人為“急性子”，這個充滿市井氣息的比喻，消解了傳統“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文人化表達，讓自然力具象為可感可觸的鄰人形象。更值得玩味的是火焰的蔓延軌跡：“山坡上、田疇間/石頭縫里、角角落落里”，四個并列的空間意象構成生命力的全景掃描，而“在你眼里、心里、身體里生長”的遞進，則完成了從物理空間到精神領域的詩意躍遷。當詩人斷言“連嘆息都是羞恥的”時，這種帶有痛感的生命體驗，既呼應了里爾克“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的存在主義勇氣，又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對“生生之德”的敬畏。火焰意象的雙重性在此顯現：既是毀滅的力量，又是重生的象征，這種悖論恰恰揭示了生命本質的復雜性。

女性視角的介入為水柔的生命書寫增添了獨特的性別維度。《醒來》中那朵“躲在低聲部”的花，以“小乳房/毛茸茸的小嘴”的具象描寫，將植物生長與少女發育并置，創造出奇妙的生命通感。這種身體書寫既不同于古典詩詞中“豆蔻梢頭二月初”的含蓄暗示，也不同于西方女性主義詩歌直白的身體政治，而是找到了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表達方式——“小乳房”的生物學真實與“毛茸茸的小嘴”的童話想象相結合，讓女性身體的覺醒既保有原始的生命力，又不失詩意的輕盈。這種處理體現了水柔對女性身體書寫的獨特理解：既不回避生理事實，又不被生理事實所束縛。

《乳房之詩》堪稱女性生命史的史詩性濃縮。從“碧波之上的蓮花”的純凈初綻，到“上帝口中的櫻桃”的成熟誘惑，再到“空空的口袋”的實用主義，最終歸于“懸于斷崖的枯葉蝶”的脆弱美感，這一嬗變軌跡不僅再現了女性身體的生物演變，更通過“摘”與“懸”的精準動詞，揭示了時間暴力與生命韌性之間的永恒角力。秋風摘走一只枯葉蝶的殘酷，與另一只依然懸于斷崖的堅持，構成了女性存在狀態的雙重寫照。

《提燈》展現了詩人生命觀照的又一次拓展。小花小草體內的“燈”與掃街大媽體內的“燈”形成鏡像關系，這種并置打破了自然與人文的界限，建構起萬物平等的生命倫理。更深刻的是對“光”的動力學描述：“我每按動一次快門/燈就更亮一點點”，這個細節揭示了觀者與被觀者的互動關系——生命的亮度既源于內在能量，也需要外在的發現與確認。而當詩人深夜遇見推垃圾車的婦人，發現她體內“也有一盞這樣的燈”時，這種平民視角的生命禮贊，讓人想起沃爾特?惠特曼對普通勞動者的歌頌，但水柔的表達更為含蓄內斂，燈光的意象既是對底層生命的尊重，又避免了道德化的廉價同情。

在《螞蟻》中，微觀世界的生命圖景獲得史詩般的呈現。螞蟻在葉片上的“空翻”被賦予體操運動員的矯健，而“一片葉子也有陡峭之美”的發現，則體現了詩人對“渺小”的重新定義——當觀察視角發生變化，微不足道的存在也能顯現驚心動魄的壯美。這種對微小生命的崇高化處理，與杜甫“細推物理須行樂”的儒家生命觀一脈相承，又融入了現代生態學“敬畏生命”的倫理思考。螞蟻“輕輕掠過/緊接著爬上另一面懸崖”的連續動作，構成了一部微型英雄史詩，在幾行詩中完成了從特寫鏡頭到全景視角的詩意切換。

《田野》一詩則將生命觀照延伸至社會維度。立冬后的空蕩田野被喻為“生產后母親的子宮”，這個驚人的比喻將農業文明的生命循環與女性生育經驗相聯結，土地不再是冷冰冰的生產資料，而是有著體溫的生命母體。而草垛作為“留守老人”的隱喻，則暗含對鄉村空心化的憂思，當麻雀“嘰嘰喳喳地飛走”后，等待雪落成“白紙”的田野，成為現代性困境的詩意顯影——“虛擬”一詞的突然介入，讓古典的“雪夜訪戴”意象被賦予數字時代的全新解讀，生命的真實與虛幻在此構成辯證。

水柔對生命的詩性觀照最終在《黃昏，我與湘江同坐》中達到哲學高度。當詩人“越來越輕/直到成為浮游的微塵”，而湘江成為“更深的座席”時，個體生命與永恒自然的對話，既延續了蘇軾“寄蜉蝣于天地”的宇宙意識，又融入了現代人“存在與虛無”的思辨。“誰在岸上/誰在波心”的叩問，將具體的地理場景升華為普遍的生命境遇，而“未完成的那句楚辭/吟成水聲”的結尾，則讓文化的傳承回歸到生命本真的流動之中。這種將個體生命體驗、文化記憶與自然永恒三者熔于一爐的表達方式，構成了水柔生命詩學最動人的維度。

三、跨文化視野的隱性融合：從碰撞到共生

水柔的詩歌最獨特的魅力，在于其將東西方詩學傳統不著痕跡地熔鑄為一種新的詩歌語言。作為深諳英美文學的英語教師，她對西方現代詩歌技法的吸收不是簡單的技術移植，而是將其轉化為觀察中國經驗的新視角；同時，作為浸潤于古典詩詞傳統的寫作者，她對本土文化的堅守又不是封閉的懷舊，而是以開放姿態重構傳統的現代意義。這種跨文化實踐既不同于早期新詩對西方形式的生硬模仿，也有別于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復古傾向，呈現出“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創造性轉化。

《矮寨大橋》的意象構造堪稱跨文化詩學的成功實踐。將現代橋梁比作“男人的一根肋骨”，表層是工程美學的陽剛隱喻，深層卻暗藏《圣經?創世紀》的創造神話——上帝取亞當肋骨造夏娃的宗教典故。但詩人并未停留于基督教符號的簡單借用，而是通過“峽谷間橫空長出”的動態描寫，將西方“神性創造”轉化為東方“天人合一”的自然生長。更精妙的是對車輛“風一樣穿梭”的刻畫：鋼鐵架構的現代性震顫與“頂天立地的男人”的古典氣魄在此達成平衡，讓哈維“時空壓縮”的后現代體驗與“家國天下”的儒家情懷奇妙共存。當詩人下到谷底“多出幾分敬仰”時，這種情感既是現代公民對工程奇跡的禮贊，又是傳統文人對山河壯美的詠嘆，兩種文化視角在凝視中完成視域融合。

《斷橋》的時空處理更顯東西方詩學的深度對話。“時間海”的意象明顯帶有艾略特《荒原》中“時間現在和時間過去/也許都存在于時間未來”的現代主義時間觀，但“兩滴雨相握”的瞬間抒情，卻繼承了李清照“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的東方離愁。轉身后的“天/空了”三字，既符合龐德意象派“直接處理事物”的創作準則，又深得辛棄疾詞“欲說還休”的含蓄神韻。這種融合不是符號的拼貼，而是詩學邏輯的深層重構——艾略特式的時空意識為古典離愁提供了現代容器，而中國詩詞的意境美學又為現代主義表達注入了東方的精神氣質。當兩滴雨在“時間海”這個西方語境中“相握”時，創造的是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審美體驗：離散的現代性體驗被賦予“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古典共鳴。

《麥穗》展現了詩人處理文化差異的獨特智慧。將“江北的麥子插進江南花瓶”的行為，既是地理空間的跨越，也是文化符號的轉譯。“江北的麥子有了江南的靈性”的奇妙轉化，恰似T.S.艾略特所說的“傳統與個人才能”的關系——地方性知識通過創造性想象獲得普遍意義。更耐人尋味的是將麥穗“當作口琴”的想象：農業文明的象征物被轉化為布魯斯口琴這一西方民間樂器，吹奏出的“麥浪”既是土地的呼吸，也是文化的混響。這種意象轉換打破了“鄉土中國”與“現代西方”的二元對立，讓小麥——這個中國北方的糧食作物，通過藝術想象獲得了密西西比三角洲布魯斯音樂般的抒情力量。詩中對“陽剛之氣”的調侃性思考，更暗示了性別觀念在不同文化中的流動與協商。

《光暈》的敘事將跨文化傳承推向哲學高度。煤油燈暈染的“毛邊光斑”與父親講述的“雷達旋轉”，構成前現代與高科技時代的詩意對話。父親手掌的“繭”作為農耕文明的肉身印記，與“雷達掃描”的科技目光形成奇妙并置，這種代際間的知識傳遞不是簡單的文化更迭，而是“山巒”與“雷達波”兩種認知圖式的交融。當多年后“恍惚間/我成了那架旋轉的雷達/而父親低垂的額頂/竟成了遠方的地平線”，這個驚人的隱喻完成了文化傳承的終極表達：子輩對父輩的繼承不是復制而是轉化，就像雷達波既要發射也要接收，文化傳統必須在創造性詮釋中重獲新生。父親講述的“天線在風雪中繃緊的弦”，既是對軍事雷達的技術描述，又暗合《禮記?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的弦論哲學，讓科技敘事獲得文化哲學的深度。

《乳房之詩》以跨文化視角重構了女性身體敘事的多重維度。詩中“碧波之上的蓮花”（佛學超脫）、“上帝口中的櫻桃”（基督教禁忌）與“懸于斷崖的枯葉蝶”（東方物哀）三個核心意象，在佛經、圣經與古典詩學的三重編碼中，完成女性生命史從神圣到衰敗的象征性書寫。這種身體符號的跨文化流轉，既非簡單的意象拼貼，亦非文化立場的宣示，而是在西方女性主義的政治化訴求與傳統閨怨詩的含蓄范式之外，開辟出第三條書寫路徑——身體在此同時顯現為：生理的實體、文化的文本與詩學的介質。當“蓮花”的純凈、“櫻桃”的誘惑最終蛻變為“枯葉蝶”的脆弱時，這一意象嬗變既延續了《詩經·衛風·氓》“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的生命周期隱喻，又與西爾維婭·普拉斯筆下破碎的女性鏡像形成跨時空對話。不同的是，水柔以東方“哀而不傷”的美學節制，將身體的衰變轉化為文化的轉喻：乳房作為“生命之源”的消逝，不再僅是性別政治的悲劇注腳，更成為不同文明體系對話的中介場域——佛學的空觀、基督教的罪感與東方的物哀美學，在此達成某種象征性的和解。這種身體書寫，本質上是通過詩學想象實現的文化協商，在符號的裂隙處生長出新的意義可能。

《黃昏，我與湘江同坐》實現了跨文化詩學的終極融合。詩人與湘江“同坐”的意象，既有李白“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古典意境，又暗含馬丁?布伯“我-你”關系的存在主義哲學。“未完成的那句楚辭/吟成水聲”的結尾，將屈原的孤憤轉化為現象學意義上的“純粹經驗”——文化記憶最終消融于自然聲響，正如胡塞爾所說“回到事物本身”。這種處理讓湘江既是地理實體又是文化符號，既是湖南的母親河又是人類共通的“存在之鏡”。“誰在岸上/誰在波心”的終極叩問，既延續了張若虛“江畔何人初見月”的宇宙意識，又暗合里爾克“誰，倘若我呼喊，可以從天使的序列中/聽見我”的存在之思，在文化的最高處，東西方的詩性智慧終于殊途同歸。

水柔的跨文化實踐從根本上顛覆了“中西體用”的傳統爭論。在她筆下，西方詩學不是裝飾性的“用”，中國傳統也不是本質化的“體”，兩者如同湘江之水與洞庭之波，在詩歌語言的河床中自然交融。這種融合不是消除差異的同一，而是保持張力的共生——就像《麥穗》中江北與江南的對話，差異恰恰成為意義的生長點。當“宋代的雨”滴落在艾略特的“時間海”，當“雷達”掃描著“山巒”般的掌紋，當“楚辭”吟唱成普世的水聲，水柔的詩歌最終證明：真正的詩性智慧，永遠生長在不同文化的交界地帶。

結語：在歲月長河中流淌的永恒回響

水柔的詩歌創作建構了一種動態的文化傳承范式。在古典與現代的張力之間，她以詩性智慧激活傳統，使那些穿越時空的文化符號不再是凝固的標本，而在當代語境中獲得新的生命力——千年意象由此轉化為觀照現實的詩意棱鏡。這種轉化并非簡單的文化嫁接，而是根植于真切的生命體驗，讓東方美學的空靈意境與西方詩學的思辨深度在語言中自然融合，最終孕育出既深植傳統又獨具當代性的審美表達。尤為獨特的是她觀照生命的雙重視角：既能如顯微鏡般捕捉野花綻放的微觀顫動，又能以望遠鏡的廣角凝視眾生存在的宏觀圖景，這種伸縮自如的審美觀照，構成了她詩歌藝術最鮮明的特質。

這種詩性創造，本質上是一場持續進行的文化對話：傳統不是背在肩上的行囊，而是流動的活水；現代性不是斷裂的鴻溝，而是可踏足的河岸；不同文明的相遇，也絕非碎片的拼貼，而是意義的共生。當水柔讓文字在多重張力中保持平衡，她留下的不僅是獨特的詩歌美學，更是一種啟示——在文化更迭的潮汐里，真正的生命力，永遠藏在對傳統的創造性回應與對當下的深情凝視之中，如湘江流水，奔涌不息，每一朵浪花都映照著過去與未來的雙重天光。

水柔，湖南醴陵人，高中英語教師，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詩集《身體里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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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顧問：鄒聯安、吳廣平、劉年、金珈伊

主編：凌小妃

審稿：水 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