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中學不知道，考大學不只靠分數

這是一個從“信息差”出發，卻不止于“信息差”的故事。

故事源于一個名為“山河同舟”的項目，項目由清華大學大二學生楊志騰和他的幾個好朋友共同發起。這個夏天，他和幾個同學在5天內走完了4所縣城高中，為這些縣城中學的學生解析不同專業的區別及報考政策。

項目最初的8名成員中，近一半從縣城中學走出。他們懂得成績之外，仍是一片盲區。

山河同舟的終點不是“讓縣中孩子知道得和城市一樣多”，而是讓信息真正參與他們的決策、重塑他們的可能。

故事始于2024年11月的某天夜里，楊志騰和七名隊友乘高鐵到達洛陽龍門站時，學校的中巴車已等在出站口。

出發前，他們把考試政策、各專業介紹和學習經驗分頭做成PPT：每人負責自己熟悉的專業和所用政策，分工明確。

大霧彌漫，兩小時車程后，他們在深夜抵達了洛川縣。

第二天一早，他們按約定在欒川一高報告廳與學生會面，把帶來的東西講給同學們聽。這幾乎是這里的同學們第一次聽關于“大學專業”的講座，大部分人還有點懵。

但大家都知道，這群學長、學姐來自清華大學，宣講結束后，學生們一窩蜂地圍了上來，有人追問數學怎么學、地理怎么背，還有人想要那份整理好的錯題模板。

這是“山河同舟”項目第一次落地。

王藝翰和楊志騰是八位“山河同舟”發起者的其中兩位。分別來自河南和山東的他們，對現存的教育不平等問題有著切身的經驗。

作為從山東縣城走出的親歷者，楊志騰很清楚新高考浪潮正如何沖擊著縣域中學——改革后難度提高的數學卷抹平了文理差異，縣城教師在幾乎沒有任何外力的幫助下艱難地適應新教材，縣中的競賽輔導資源更是無從談起。

他親眼見證了曾經盛產文理科狀元的縣中，經歷清北錄取人數從七八個到零個的斷崖跌落。

但這座縣城的脈搏，其實就系在那張紅榜的數字上：

“很多（以農業為主）的縣域里面產業發展受到各種限制。很多縣城是需要靠縣一中來留住人。縣一高的這個清北數或者是所謂的985率好看了，家長們才愿意讓學生留在縣城里讀，這樣的話家長們才有可能會留在縣城里。對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縣城來說，有了人這個縣城才有希望。所以很多縣城對縣一高是下強硬指標的。”楊志騰說。

這些肩負著縣城希望的孩子，既要扛起地方發展寄予的升學指標，又要在新高考的驚濤駭浪里摸著石頭過河。

三年里，他們幾乎把全部清醒的時間押在刷題和考試上，最終，包括楊志騰在內的3名同學考上了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但沒人告訴他們專業到底學什么、畢業后做什么，更沒人提醒他們——高考之后，人生不再是單選題。

“山河同舟”的故事正開始于此。

去年10月，這群清華學生在清華大學校園活動中心討論到凌晨，他們各自復盤自己的求學經歷——有同學說他因為清華大學的電子專業是熱門，便一股腦報了，學了之后才發現，跟他想象得有很大差距。

有的同學高中時，只知道“強基計劃”，進入大學，關于這個概念的延展，才慢慢清晰。還有的同學說過早的分科，讓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思考未來的方向。

楊志騰來自縣城中學，學校和家長最在意的就是分數：沖清北、沖C9，成績之外的事幾乎沒人管。自己對外交專業心生向往，只覺得它光鮮亮麗，符合對未來的想象，可班主任也只是簡單提醒“學語言、準備口譯、可能很難”，至于外交到底學什么、以后做什么、政策要求如何，沒有任何系統介紹。

“身處校園象牙塔，既接觸不到社會，也缺乏真實信息，專業和政策認知全靠想象，導致選擇時幾乎盲打。”

大學時，他去過很多縣中參與社會實踐，當時他便發現，位于教育大省中的縣城中學，學生幾乎不了解高等教育體系，而教師和家長也游離在升學政策之外。他們只關注“分數”。

一番討論過后，“山河同舟”小隊成立了。他們大部分來自山西、山東、河南、河北4個省份，他們想從這幾個“教育大省”出發，憑借自己的經驗幫助縣中學子提前了解更多有助于未來選擇的信息，更加順利地渡向理想的彼岸。

在一些縣中，楊志騰在容納幾百人的禮堂上宣講，臺下的同學，大多數奮筆疾書，只有在聽到“強基計劃”“公費師范生”這些能繞開純分數競爭、卻需要提前知道并主動申請的升學通道時，他們才猛地把頭抬起來——

那一刻，禮堂里短暫的騷動像一束探照燈，照出了他們日常里被默認的“低頭”姿勢：

這些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一樣，處于社會分層中比較弱勢的位置，視野比城市的同齡人要狹窄一些，他們所生存的鄉村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太多的競爭空間和生存壓力，于是被迫只看眼前題本、不問遠方路徑，而這恰恰是北京大學教育學家劉云杉筆下那批“很早就被分流”的孩子最致命的盲視：

他們大多來自縣域或鄉村，在義務教育階段之后就被教育體系悄然劃入“非精英”通道——多數人止步于縣中，競賽、自主招生、國際課程等“向上”資源與他們無緣；中考、高考像一道道閘門，把大多數人在十五六歲之前就分去了二本、專科或直接就業的路徑。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學校，對來宣講專業的學生，老師也并不完全接受，很多一線教師，覺得宣講活動占用了3個小時，耽誤了他們的教學進度。

王藝翰發現，在各個學校參加實踐志愿活動時，很多學校的校長對除應試之外其他升學渠道的了解比較淺——強基計劃、定向生、公費師范生，各種提前批非統招升學渠道，他們大多只是“聽過”，具體怎么操作、需要什么條件，仍是一知半解。

一些領導讓他們在宣講的時候多講講學習經驗，高中的勵志經歷，多和學生聊聊怎么考高分。

事實上，上大學后，他們才發現，這些看似和成績無關的信息，對未來有多重要。

面對專業，學生們則表現得更加迷茫。

宣講后是自由討論環節，聽了一天講座后，同學們變得積極，這些他們平時幾乎涉獵不到的東西，一個小點，便能延伸出一大堆問題，他們把做講座的學長學姐圍得水泄不通，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問題不斷涌出。

楊志騰觀察到，在河南、山東這些中部省份的縣中里，空氣里總飄著同一種焦慮：到底選什么專業才能“好就業、多賺錢”？可焦慮越重，了解越淺——

他們大多只認得“專業”這兩個字，卻不知道它背后，真正意味著什么。有人覺得“法學熱門，想去讀”，卻不知道法學四年要啃下憲法、民法、刑法、訴訟法，期末背到凌晨三點；也不知道畢業后要通過“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試，更沒想過自己內向靦腆的性格能否在法庭上侃侃而談。

有人看到醫學院校提檔線不高，就興奮地說“以后當醫生”，卻不知道“醫學院”里還分基礎醫學、藥學、生物醫學工程，只有“臨床醫學”才能穿上白大褂拿手術刀；更沒算過，若想進好醫院，至少八年起步——周期長、花費高。

名詞聽得多，細節全空白；愿望喊得響，路徑卻模糊。焦慮由此層層疊加，像大霧一樣籠罩著這些即將填報高考志愿的孩子。

有的學生想讀經濟學，進金融界賺錢，但他對“經濟學”和“金融學”的邊界是模糊的。

他從小到大沒離開過所在的縣城，當地是重要水源區，政府限制排污企業和工業項目，父母只能守著幾畝薄田。父親母親刷短視頻解悶，見他拿手機就皺眉：“別看沒用的，多背點分。”

高一政治課本《經濟生活》中的GDP、股票、宏觀調控，被他自動翻譯成“學會，就能賺大錢”。

王藝翰后來聽縣一高的老師說：“這所學校里，像他這樣沒出過縣城、甚至沒出過市區的學生，占了大多數。

事實上，這些資源和信息并不難通過互聯網獲得，為什么這些學生仍存在如此大的信息差？王藝翰和楊志騰都觀察到，癥結或許在于應試教育體系的慣性。

楊志騰所在的縣一中，同學們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學習上，大概一周只回家三四個小時，休息時，他們也刷短視頻、看社交媒體，或許能刷到“北大新傳畢業月薪5k”“985 法學生熬夜到禿頭”的碎片敘事。信息不再稀缺，可算法只給他們推送最驚悚的標題，于是每個專業都被濃縮成一張“勸退貼”。

老師幾乎成為獲取信息的唯一渠道，但老師通常告訴他們，“時間還早，一切等高考之后”再說。

在交流中，很多學生也談到了自己對工作的暢想，老師和公務員是談及最多的。

這種情況在縣中普遍存在。北京大學教育學家劉云杉在《縣中的學生》中寫到，縣中的孩子大量時間并不處于農村，對于今天如火如荼的生涯規劃而言，縣中的孩子對未來沒有主動意識的設計，但他們會相機而動，根據父輩職業和在縣域內的所見而憧憬自己的未來。在他們眼里，當一個公務員或教師就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因此，當“老師或公務員”成為縣中孩子唯一敢想的“最好工作”，這種由父輩經驗與縣域視野共同塑造的樸素期待，便像一道看不見的籬笆，把他們的大學之路提前圈進了安全區。

這道籬笆也恰好成了《金榜題名之后》里寒門學子在大學中淪為“直覺依賴者”的現實注腳：目標單一、信息匱乏的他們在跨過高考后，依舊沿著慣性滑行，難以完成真正的向上躍遷。

《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的作者指出，其實寒門學子在上了大學之后很難實現階層躍遷，原因在于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天然掌握“文化資本”，對場域更加理解，因而更能取得成功。

書中談到了直覺依賴者和目標掌控者兩種類型的人。“直覺依賴者”高考前的目標從來只有一個：考上好大學。方法也只有一個：刷題。所以進入大學后，不知道游戲規則已經變了的他們，只能遵循著以前的經驗，跟著感覺走。結果便是，他們雖然逃離了父輩們務農務工的命運，卻也只能過上普通人的一生。

目標掌控者有著較為明確的生涯目標，并早早就做好了規劃，知道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點力。因為前行有方向，他們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為未來鋪路。他們的成長，少了許多試錯，多了更多兌換成功的籌碼。

面對信息資源巨大的不平衡，“山河同舟”想要做的，就是把盡可能多元的升學渠道，以及他們在大學中接觸到的專業信息，毫無保留地分享給縣中的學生，讓這些從高考這條路走出去的學生，可能性能再多一些。

“我們想讓大家先知道所有選項，再去自由選擇，而不是從一開始就被剝奪了選擇的權利。”楊志騰說。

“山河同舟”最初只是一個學期實踐項目。然而，隨著他們踏足的縣中越來越多，一行人決定把這件事做成長期事業——新高考改革全面鋪開后，信息缺口像被撕開的裂縫，稍不留神就會讓學生墜下去。

自由選科把生涯規劃的難度直接拉滿。于是，每次進校，隊員們都把時間壓到極限，把最干的專業解讀、最新政策變動、最實用的學習方法一次性傾倒給學生。

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專業，他們努力在有限的時間里講最多的“干貨”，理清大家對不同專業的誤區。

在能容納幾百人的大禮堂里，萬多聽了第一堂真正意義上的“什么是專業”的講座，他展開了對未來的暢想。

有人把人文和社科的區別講得清晰易懂，社會學轉法學的學長現場比較了兩個學科的視角，哲學系的藝翰學長則用幾個經典命題帶大家“秒懂”哲學思考。

過去也有高校志愿者來做過宣講，但“強基計劃”“高校專項計劃”這些詞總是說得很含糊，這一次，它們終于被拆解成可感、可觸的路徑。

今年，他們成立了專門的政策研究組，實時跟蹤報考政策變動，并整理出專業介紹文檔，供同學們參考。

在新高考及教育公平背景下，高校報考政策變化頻繁。以清華、北大專項計劃為例：2024年需提交材料并參加校測，綜合評分高者可獲降分錄取；2025年起取消校測，材料合格者按高考分數排隊錄取，高考成績權重加大，填報策略需更保守。

若不及時關注這些變化，容易錯失機會。部分資源較好的高中會為學生提供政策與規劃培訓，但并非所有學校都能做到。

“山河同舟”的項目版圖不斷擴大。截至6月底，小隊已經走過了21所縣中，累計參加宣講的志愿者超過百人，項目成員也由最初的8個擴展到40多個，今年暑假，他們的腳步將走向“山河四省”之外。

經過寒假的幾次實踐，他們逐漸意識到：清華的身份容易遮蔽視野——對不同基礎的學生，往往難以給出相應的建議。

在云南的一次活動中，他們開始考慮邀請本地高校學生共同參與。這一做法既能為分享注入本土視角，也能讓教育支持在當地生根發芽，而非停留于一次性的短期行動。

于是，他們在縣城招募了一大批本地籍的返鄉大學生，到縣城宣講，他們來自不同層次的院校，不同的專業。這些同學更熟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像是云南的民族專項，比如這些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可能會有很多學生希望通過提前批去走軍警類院校。

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改變也在慢慢發生。

宣講前，萬多把志愿鎖定在法學和歷史上，理由并不復雜：他在新聞里看到律師為普通人討回公道的畫面，對法學心生向往，但網上說它雖然是紅牌專業，但就業率低、背誦量大、難度高，他又猶豫。歷史課本里恰好有幾頁讓他反復翻看的“小故事”。這些碎片拼在一起，就成了他現在的方向。

真正困擾他的是不知道這兩個專業具體學什么、畢業后能做什么，也不了解大學生活——家里幾乎沒有大學生可供參考。

但宣講之后，他的想法明確了：王藝翰在宣講時講到，歷史并不是學一個個小故事，歷史在大學更接近于一門科學，當歷史學家提出一個結論時，需要足夠的史料、時政印證這個結論。這和萬多的想法不同。

宣講結束后，學生們明顯把“招生計劃”當成了可操作的作戰圖。以前只聽說過“高校專項”這個詞，現在他們心里有了可量化的目標。

眼見頭部學生沖進頂尖高校，楊志騰卻更在意那些被甩在后面的身影：他們同樣熬了三年高壓，卻沒能復制前者的結果。

在縣中體系里，排名靠后的學生到底落入了怎樣的處境？這個問題，他和伙伴們反復討論，卻始終沒有標準答案。

上周他隨隊去了拉薩。那所學校是全市排名靠后的高中，學生的課業壓力很大，可學生的現實出口卻窄——多數人只能升入二本甚至專科。

面對“如果本科無望，讀哪類專科更合適”的提問，楊志騰發現自己答不上來，也意識到現有宣講模式還需再補缺口。

他們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