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彈煙幕下的戰爭罪責：日本如何用“受害”敘事洗白侵略史

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加快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進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亞洲多國發動了侵略，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因為被原子彈轟炸，在戰后幾十年間，日本一步步把自己包裝成了“原子彈受害國”，從戰爭的“加害者”轉變成了“受害者”。這種偷梁換柱的敘事策略，值得我們深入剖析和批判。

一、原子彈受害國的悲情敘事

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以1945年美國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為轉折點。

原子彈在當時確實是個大殺器，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置之罔聞并負隅頑抗，叫囂“一億玉碎”，鑒于在太平洋戰場上盟軍的慘重損失，美國才決定以高威懾武器逼日本投降。

1945年8月6日，美國對日本軍工基地廣島投下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彈，瞬間把方圓14平方公里的城市夷為平地，造成20余萬人死傷。廣島遭受核攻擊后，日本政府仍然“頭鐵”，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美軍在8月9日，對長崎投下了另一顆核彈。

日本用以展示其“受害”身份的建筑：廣島縣產業獎勵館舊址

盡管原子彈的使用確實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但日本國王在8月15日的《終戰詔書》中仍以不服氣的口吻說因為“敵人”使用“殘酷之炸彈濫殺無辜”，為了保全“億兆赤子”，才“忍所難忍”終止戰爭。

在戰后日本的國家敘事中，這一事件更是被抽離出戰爭背景，被孤立化處理。受美國托管的日本政府很快在原子彈爆炸地建了死難者紀念碑以及公園，廣泛強調“原爆受害者”的身份，閉口不提招致原爆的根源。

日本將自身在二戰中的“最終代價”呈現為原子彈爆炸，而不是整個戰爭罪責，實際上是將戰爭責任向外轉移的第一步。

由此，原子彈事件成為日本全國范圍內“和平教育”和“反戰運動”的核心象征。但這種“反戰”往往缺乏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反思，而是集中在“核武器的恐怖”和“平民的苦難”上，逐步塑造出日本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非發動者的形象。

二、淡化侵略及歪曲歷史式教育

教育是國家塑造記憶的重要工具，戰后，日本的教育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構，美國主導的“去軍國主義化”政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右翼思想的傳播。然而，隨著朝鮮戰爭開始及冷戰格局的確立，美國開始將日本打造成亞洲的反共前哨，日本逐漸獲得了更大的歷史話語權。

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多次篡改歷史教科書，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戰爭。例如，東京書籍出版的初中教材《新編新社會、歷史》、令和書籍出版的《國史教科書（第7版）》講述盧溝橋侵華戰爭時稱“日軍在北京郊外的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時遭到不明槍擊”，顛倒黑白，污蔑中方先對日軍開槍。

日本歪曲二戰史的歷史教科書

2014年，安倍政府修改教科書審查標準，此后多數日本歷史教材對南京大屠殺等特定歷史事件只字不提。2021年日本政府還在教材中進一步將“慰安婦”“強征勞工”等信息徹底抹去。

2025年4月起，日本全國初中陸續啟用新版社會課教材，此類教材在談到南京大屠殺相關章節時，均使用“南京事件”一詞代替，不得不寫對中方的傷害時，僅輕描淡寫作“在南京，除了士兵，還有很多平民被殺”。

此外，在一些歷史教材中，“侵略”被修改為“進出”或“派兵”；對中國的侵略被稱作“事變”或“事件”，關于這個問題，我在《侵華豈是“事變”？警惕日本及精日分子偷換概念》一文中做過詳細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正是這種有意淡化侵略、模糊戰爭罪行的教育，讓后來的年輕人對其先輩對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造成的傷害不甚了解，當中國、朝鮮、韓國等國就歷史問題批評日本時，日本人還表現出一副無辜的樣子。

三、政府和媒介的“受害者”宣傳

日本的影視、文學和流行文化在構建“受害者國家”形象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20世紀50年代起，日本開始大量拍攝反戰題材的電影，例如《廣島之戀》《黑雨》《孩子們在叫》《男人們的大和號》《太平洋的奇跡》等，這些作品多聚焦于戰爭帶給日本人民的苦難，以及日本人在抵抗“侵略”時的無奈，展示給世人的是一副無辜受害的模樣。

日本頌贊其侵略行徑的電影

比如大岡升平的小說《野火》，極力展示二戰后期日本軍人在菲律賓遭受的“苦難”，日本軍人衣衫襤褸、饑腸轆轆，但仍擋不住其槍殺菲律賓人。作品給讀者營造了一“很可憐”的日本軍人形象。后來該作還被拍成電影，進一步模糊了日本的戰爭罪行。

還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是營造日本是二戰受害國的推手。他不僅在《廣島札記》等作品中詳細描繪原子彈受害者的悲慘生活，還在國際上不停為日本的戰爭罪辯護，試圖以日本的“創傷”掩蓋其遭懲罰的真正原因。

日本政府在戰后被美國逼著通過憲法第九條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為自己塑造了“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同時，日本通過給東南亞各國戰爭賠償、無息貸款、投資援助等形式獲得了東南亞國家的諒解，甚至在菲律賓等國還獲得了“解放者”的形象，促進了與這些受害地區的雙邊關系，讓日本逃避了法律和道義上的清算。

日本在國內還以祭祀亡魂是傳統文化一部分的形式，把東條英機等戰犯牌位放進靖國神社，而且歷屆政府都以不同形式進行拜祭。在面對國際社會批評時，日本政府也頻繁使用“我們也是戰爭受害者”的語言策略，用“對戰爭表示遺憾”替代“道歉”，用“深切反省”代替“認罪”，巧妙地回避加害者責任，將日本的戰敗包裝為“民族災難”。當國家領導人都不承認歷史責任時，“加害者”形象自然逐漸被沖淡，“受害者”敘事就有了更多滋生的土壤，進而讓日本人覺得自己才是二戰“受害者”。

不可否認，日本在二戰后期確實遭遇了慘烈的打擊，其民眾亦經歷了深重的苦難。但問題在于，日本在后來的國家敘事中，選擇性地放大了自己的“苦難”記憶，卻刻意壓制甚至否認自身的“加害”歷史。這種記憶的非對稱性，不僅扭曲了歷史真相，也傷害了戰爭受害國家人民的情感。日本只有以誠實和謙卑的態度，面對那段沉重的歷史，向受侵略國道歉，才能得到世人的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