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的律師辯護”，這場研討會不容錯過！

近日，“落實刑事辯護制度，強化人權司法保障”研討會在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舉行。本次研討會由中國刑法學研究會、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聯(lián)合主辦，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承辦，浦東新區(qū)司法局協(xié)辦。會議聚焦“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主題，圍繞“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的工作機制”“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的律師辯護”“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的律師辯護”“減刑、假釋案件中的律師定位和作用”四個議題展開討論。人民法院報已經在頭版報道此次研討會消息的內容，現(xiàn)將會議議題二內容綜述如下。

議題二

罪與非罪爭議

案件中的律師辯護

議題二主題發(fā)言環(huán)節(jié)

議題二與談環(huán)節(jié)

主持人周欣（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在議題解讀中指出，罪與非罪的精準裁判直接關乎當事人的重大權利、司法公正和社會穩(wěn)定。在該類案件中，高質量的律師辯護往往能以專業(yè)的法律知識，清晰的辯護邏輯，為司法審判注入多元視角，保障裁判過程和結果的實體和程序的公正。司法實踐中，如何保障被告人在爭議案件中獲得適格的辯護律師、如何保障辯護律師順利行使無罪辯護權利，還存在較多問題。圍繞本議題的討論旨在明確，推進律師辯護全覆蓋不僅是形式上要有律師在場，更是實質上要讓辯護權在爭議中真正落地，進而達成共識——保障辯護權本質上是法律共同體共同守護司法對人性的引領，以及對事實真相、法律真諦的敬畏。

楊礦生（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刑法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北京市中同律師事務所主任）強調，在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律師的無罪辯護對案件的公正審理、防止冤假錯案意義重大。但在無罪辯護案件中，如何有效保障律師充分行使權利、全面查清案情、實現(xiàn)有效辯護，還存在諸多困惑與爭議，主要涉及五個方面：

一是關于騎墻式辯護。所謂騎墻式辯護，是指先就定罪問題進行無罪辯護，再就量刑問題發(fā)表辯護意見，也有人稱之為兩段式辯護。這種辯護方法有利于全面聽取律師意見，有必要對相關規(guī)定[1]做進一步宣傳和解讀。

二是關于認罪認罰案件中律師能否做無罪辯護。實踐中對此爭議較大，有的公訴人或法官認為，律師在當事人認罪認罰的案件中不能做無罪辯護，否則違背認罪認罰從寬的協(xié)議，對此應以司法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確。

三是關于證據關門的問題。案件進入審判階段以后，尤其是法庭辯論結束以后，是否應當允許偵查機關繼續(xù)提供新證據，控辯審三方存在爭議，有待予以明確。

四是律師調取的證人證言提交法庭后，偵查人員能否向證人復核。《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對此予以認可，但律師中多數認為缺乏法律依據，偵查人員無權對律師取得的證人證言進行核實。建議對此類證據采用兩種方式復核，一是直接在法庭上進行調查核實；二是由檢察官決定并進行調查核實。

五是無罪辯護案件中律師程序性權利的保障。在無罪辯護案件中，律師特別重視程序性問題，常因庭審時間安排、管轄、回避、旁聽、證人出庭、二審開庭等問題與法官產生分歧。法官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應從是否更有利于律師全面行使辯護權、查清案情的角度考量。對可能涉及無罪的案件，應當采用最嚴格的標準對待程序，給予律師權利最大程度的保障，盡量滿足當事人和律師的合理訴求。

李小文（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從檢察官的視角出發(fā)，談三點體會：

一是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意義重大而深遠。律師辯護權既是憲法與刑事訴訟法賦予公民的重要權利，也是國家和社會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對檢察機關而言，推進和落實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廣泛、深入、有效的律師辯護，有助于實現(xiàn)最高檢提出的“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基本價值追求。

二是在罪與非罪案件中律師辯護的作用尤為重要。由于罪與非罪案件往往具有證據評判“有難度”、法律適用“有疑問”、社會關注“程度高”等特殊性，這要求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慎之又慎，格外重視律師辯護的作用。

三是律師要從專業(yè)性、針對性、及時性、溝通性四個角度開展有效辯護。推動建立控辯良性互動，對檢察機關而言，要做到證據開示“全”、律師意見“聽”、執(zhí)業(yè)權利“保”、訴前溝通“實”。作為法律職業(yè)共同體，盡管檢察官與律師的訴訟地位不同，但最終目標都是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因此，檢察官應當與廣大律師同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加強溝通反饋，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神圣職責，共同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貢獻力量。

賈冰一（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少年家事案件審判庭副庭長）從四個方面闡明觀點：

一是在罪與非罪案件中要確保被告人獲得適格的辯護人。就法院而言，根據審判委員會工作機制，擬決定宣告無罪的案件必須經審委會討論決定。對律師而言，無罪案件通常比較疑難復雜，為確保被告人獲得適格的辯護人，應對擔任此類案件辯護人的律師設置一定條件，例如可參照重大案件的相關規(guī)定，指派具有三年以上相關執(zhí)業(yè)經歷的律師。若為法律援助案件，可以由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設定一定門檻；若為委托辯護，則可遵從被告人及其親屬的意愿。

二是關于“獨立辯護”問題。當前我國刑事訴訟采用控辯雙方分別發(fā)表意見、審判方居中裁判的三方模式。辯方的職責是維護被告人權益，因此“獨立辯護”是相對獨立的，不能背離有利于當事人原則而獨立行使辯護權，須在法律和事實基礎上開展有效辯護。這一問題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更為凸顯。

三是關于保障辯護人執(zhí)業(yè)權利。要完善體制機制，破解“閱卷、會見、取證”的老三難以及“發(fā)問、質證、辯論”的新三難問題。從江蘇法院實踐來看，閱卷問題已基本解決，各級法院均設有專門閱卷室為律師閱卷提供保障，且大多采用電子閱卷，閱卷時可拷貝或拍攝電子卷宗。下一步需完善電子卷宗掃描工作，力爭將所有卷宗均掃描為電子卷宗。取證問題主要涉及線索價值，無論是有罪、罪重證據，還是無罪、罪輕證據，均十分重要。若律師提交的取證申請所涉線索對案件確有重要影響，法院都將依職權調取。關于“新三難”問題。庭審中律師的發(fā)問、質證和辯論權應得到保障，實踐中鮮有法官會直接禁止律師行使這些權利；但法官負有控制和引導庭審以保障庭審效果的職責，若發(fā)問具有明顯誘導性，法官必須制止。質證和辯論問題也具有類似性質，法官需引導各方圍繞庭審重點開展質證和辯論，若內容完全偏離庭審重點，法官需及時加以引導。此外，實踐中可能存在如下情況，法庭認為需要質證的內容而律師未作準備，或者律師準備的質證意見被法庭認為與案件關聯(lián)性不大，此類問題可以通過庭前意見交換和充分溝通而盡可能減少。

肖晚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認為，在罪與非罪這一刑事司法最根本、最核心的爭議地帶，律師的有效辯護已經超越單純的訴訟參與，成為厘清案件事實、準確適用法律、防范冤假錯案的關鍵力量之一。

第一，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律師辯護的獨特價值。其一，律師辯護是防止“不當入罪”的重要防線。辯護律師通過對主觀目的、交易模式、社會危害性等方面進行深入剖析，能有效阻卻民事糾紛、行政違法向刑事犯罪“不當升格”。其二，律師辯護是實現(xiàn)“精準出罪”的專業(yè)支撐。辯護律師能從紛繁復雜的事實中提煉出對被告人有利的細節(jié)，并加以系統(tǒng)論證，從而構建出適合個案被告人的“出罪路徑”。其三，律師辯護是統(tǒng)一“司法尺度”的強大推力。律師在辯護中提出的法律觀點、收集的相關證據、引用的類案案例，能夠為司法機關提供多元視角，幫助司法機關作出正確的裁判，推動在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形成更為明確清晰的裁判規(guī)則。

第二，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律師辯護的實踐難點。其一，辯護質量良莠不齊，“有形辯護”不等于“有效辯護”。如某法院審理的被告人犯妨害公務罪上訴案，一審階段的辯護人在發(fā)表辯護意見時直接進行有罪辯護，并稱被告人“自以為不是妨害公務，實際上是構成的”，后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上訴，二審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后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遂依法改判無罪。其二，保障機制有待完善，“泛化辯護”難實現(xiàn)“精準辯護”。其三，控辯審協(xié)同機制運行不暢，“零和博弈”并非是“良性博弈”。部分案件中，控方對辯護律師提出的關鍵證據或法律觀點回應不充分，個別法官在庭審中對控辯雙方的引導不足，對辯護意見的回應不具體。這些問題導致辯護意見難以真正影響裁判結果，削弱了辯護權的行使效果。

第三，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辯護與審判的協(xié)同路徑。其一，提升辯護的專業(yè)性與規(guī)范性，守住“有效辯護”底線。在法律援助律師的指派上，應優(yōu)化資源配置，優(yōu)選適格的辯護人；在提高辯護質量方面，律師要強化證據意識，深化法律研究，尤其要加強對無罪判決案例的研究；在處理控辯審關系上，要與控方、法院保持理性溝通，對爭議問題提前交換意見，避免庭審中“突襲式辯護”。其二，強化辯護權實質保障，夯實“精準辯護”根基。要全面落實律師閱卷權，應允許律師完整觀看并復制偵查階段的同步錄音錄像；要切實激活調查取證權，對于律師提交的調取無罪證據申請，法院應依法審查并及時調取，必要時可以召開庭前會議以聽取控辯雙方意見；要規(guī)范引導庭審實質化，法官應引導控辯雙方圍繞罪與非罪的核心爭議點展開質證和辯論，在此基礎上查明案件事實、形成裁判理由。其三，構建控辯審良性互動機制，凝聚依法裁判共識。要發(fā)揮庭前會議的“實質性過濾”功能，精準鎖定爭議焦點；要強化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穿透力”，讓當事人讀懂“為何無罪”或“為何有罪”；要完善案例指導與類案檢索的“統(tǒng)一尺度”作用，減少因“同案不同判”引發(fā)的爭議。隨著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制度的深入推進，控、辯、審三方更須在對抗中恪守法治精神，在協(xié)同中追求實體公正，讓“無罪推定”不淪為口號，讓“罪刑法定”成為常態(tài)，最終實現(xiàn)“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梁雅麗（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高級研究院副院長）表示，實踐中律師與被告人的辯護立場分歧引發(fā)兩方面問題：一是被告人認罪認罰而律師作無罪辯護，律師的獨立辯護是否存在越界；二是被告人堅持無罪而律師作輕罪辯護，該辯護能否達到有效辯護標準。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厘清辯護權的來源、獨立辯護的基本內涵、辯護律師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上簽字的性質以及被告人與辯護律師協(xié)商之后的“不一致辯護”是否為法律所禁止等認識分歧。

首先，辯護權本質上是被追訴人的防御性權利，因此，辯護權的功能在于通過控辯平等實現(xiàn)刑事訴訟程序正義。

其次，辯護律師的獨立辯護具有外部與內部的雙重獨立特性，既要獨立于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等外部干預，又要在尊重當事人真實意愿的前提下保持專業(yè)判斷的自主性。根據獨立辯護原則，律師在法律評價上具有專業(yè)獨立性。在充分保障被追訴人權益的前提下，應當尊重“被告人認罪、律師作無罪辯護”的辯護策略選擇。

再次，辯護律師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上簽字僅具有程序性見證效力。在認罪認罰案件中，辯護律師作無罪辯護可能引發(fā)對被告人認罪態(tài)度的質疑，甚至導致公訴人建議取消認罪認罰從寬待遇。其實，認罪認罰的主體始終是犯罪嫌疑人而非辯護律師，是否簽署具結書的最終決定權完全掌握在犯罪嫌疑人手中，這一權力配置從根本上決定了律師在具結書上簽字僅是一種見證行為，不能將其等同于對案件內容的認可。

最后，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經協(xié)商而實施“不一致辯護”于法無悖。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認罪而律師堅持無罪辯護的特殊現(xiàn)象，往往源于兩種典型情境：一是案件客觀上存在顯著的無罪辯護空間；二是雖然基礎事實無爭議，但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存在重大法律分歧。當控方固執(zhí)己見、拒絕接受辯方合理意見時，辯護律師為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不得不運用獨立辯護原則中的“法律評價獨立性”理論，采取這種表面矛盾但實質合理的辯護策略。這種特殊辯護策略的選擇絕非律師的恣意妄為，而是在現(xiàn)行法律制度框架內，為實現(xiàn)司法公正而采取的專業(yè)化應對方案。在操作層面，針對被追訴人與其辯護律師在協(xié)商后仍出現(xiàn)辯護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法律上并未絕對禁止，但需謹慎處理并平衡好“尊重被追訴人的意志”和“保障辯護律師的獨立辯護權”二者之間的關系，核心是尊重被追訴人的意志。其中，對于當事人堅決主張無罪辯護的，建議結合具體情形進行區(qū)分處理：當專業(yè)評估顯示案件缺乏無罪辯護空間時，律師應當首先與當事人進行充分溝通；若溝通無效，則應當依法解除委托關系。

總而言之，在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辯護律師應立足于三個維度開展工作：首先，嚴格遵循“以當事人為中心”的基本原則，確保辯護權的行使始終服務于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其次，準確把握獨立辯護的邊界，既要發(fā)揮專業(yè)判斷的自主性，又要避免損害當事人的核心利益；最后，在認罪認罰程序中明確角色定位，既要履行見證職責，又要堅持實質辯護。

曹堅（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闡述了兩方面觀點：

第一，關于罪與非罪爭議案件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需要明確三個問題，一是罪與非罪爭議是否等同于無罪辯護；二是認罪認罰案件中是否存在罪與非罪爭議；三是罪與非罪爭議案件的具體類型。可以細分為四種典型情形：第一種是典型的無罪辯護案件，表現(xiàn)為被告人不認罪且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第二種是形式認罪但實質不認罪的案件，被告人雖表示接受處罰但對關鍵事實證據不予認可；第三種是部分認罪部分不認罪的案件；第四種是被告人與辯護人意見分歧的案件。實踐中第二種“形式認罪、實質不認罪”的情形較為常見，被告人往往籠統(tǒng)表示認罪卻否認具體構成要件事實，或者表示接受法律制裁，但對指控中涉及犯罪構成要件的具體事實和證據多予以否認，辯護人則以無罪辯護方式抗辯，對這種情形應認定為無罪辯護。第三種“部分認罪、部分不認罪”在復雜疑難案件中較為常見，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核心在于審查被告人是否持真誠的認罪認罰態(tài)度，不能簡單認定其采用辯護策略。例如，部分被告人承認事實要素，但對事實性質、法律認定或情節(jié)有不同意見，辯護人基于職業(yè)素養(yǎng)開展獨立的無罪辯護的情況，法律應予以認可。

第二，關于案件辯護權的基本定位與有效行使。首先，值班律師不具備辯護權，委托辯護應當作為優(yōu)先選擇，法律援助辯護僅作為補充；其次，在認罪認罰適用過程中，必須嚴格審查被告人的真實認罪態(tài)度，對形式認罪實質不認罪的案件不得適用從寬制度；最后，對于罪與非罪爭議案件原則上應當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當前部分案件的當庭辯護存在內容分散、抓不住爭議焦點的問題，需提升辯護人把握爭議核心及有效辯護的能力，以利于案件公正處理。

韓旭（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暨學術委員會委員）認為，對于罪與非罪爭議較大的案件更需要律師進行高質量的有效辯護，如此才能幫助法官兼聽則明、公正裁判。當前無罪判決率低與律師辯護效果不佳有關。建議在第四次刑訴法修改中建立無效辯護制度，并由法院作為裁決主體，原因有二點：一是無效辯護制度是目前域外的普遍做法；二是法官具有親歷性且作為裁判主體，適合承擔該職責。判斷是否屬于無效辯護的標準在于律師是否遵守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頒布的各類執(zhí)業(yè)規(guī)范。若律師在辯護中不盡職盡責，存在不稱職情形，應由二審法院宣告一審程序中的辯護屬于無效辯護。一方面，以被告人未獲得有效辯護的公正審判為由，申請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另一方面，可對實施無效辯護的辯護人采取責令參加培訓、建議司法行政機關中止其執(zhí)業(yè)等處罰。

余劍（上海市金山區(qū)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強調三個觀點：

第一，律師辯護在罪與非罪爭議案件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罪與非罪的判斷本質上是防錯問題，錯抓錯判以及將無罪的案件宣告有罪都是錯案。辯護人在防錯方面與審判機關是天然的盟友。當前對律師辯護作用的彰顯仍有不足，裁判文書對律師辯護意見的闡述較為單薄，建議建立裁判文書針對辯護意見的有效回應機制，尤其在無罪案件中要全面回應，讓社會公眾能夠感受、評判律師辯護的有效性。

第二，進一步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以審判為中心的核心要義之一是在審判階段有效維護和保障律師的辯護權利。要抓住刑事訴訟法第四次修改的契機，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原則獲得立法支持。進一步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除推進律師辯護全覆蓋改革外，還需建立完善程序性爭議裁決機制，當前囿于相關立法缺位或存在歧義，導致審辯沖突時有發(fā)生。

第三，法律職業(yè)共同體應當共同承擔維護審判權威的責任。審判權威作為法治權威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司法實務界和律師界共同呵護，應以律師辯護全覆蓋改革為契機，進一步增強共同維護審判權威的共識與合力。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zhí)業(yè)權利的規(guī)定》（司發(fā)（2015）14號）第三十五條。

素材提供丨刑事審判庭

會議整理丨陳瑋、黃一笛、張欣悅

本版攝影丨董雪皓

責任編輯 丨周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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