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依賴、產業掉隊、市場漸失，歐洲經濟遭遇“三面埋伏”

導讀

在全球經濟重構的背景下，歐洲對美政策被動，對華立場搖擺，這是其傳統經濟優勢衰退和戰略自主缺失的反映。歐洲雖在高端制造等領域保有競爭優勢，卻受制于能源和技術依賴、新興業態滯后及市場擠壓三重困境，加之內部民粹勢力崛起，一體化停滯，因此轉向與美國構建排他性“小集團”，但產業空心化與政治分裂削弱了其轉型能力。對此，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尋求中歐競合平衡，為動蕩格局注入穩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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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靜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在當前全球經濟秩序劇烈重構的背景下，歐洲對美政策被動，對華政策反復無常。這反映出歐洲在全球形勢結構性于己不利的趨勢下，為維持自身模式及地位所做的現實努力，其根源在于歐洲面臨的內外夾擊、多方掣肘局面。

歐洲是發達經濟體聚集區，在多個傳統行業具有全球競爭優勢，如汽車、機械、醫藥、儀器儀表、化學、造紙等中高端工業產品，食品、服裝、箱包、化妝品等奢侈消費品，以及文化和景觀體驗產品。歐洲作為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體，產業結構發揮了新老歐洲的互補優勢。西歐國家是經濟中心和產業高地，是歐洲經濟的引擎，提供了歐洲一體化和歐盟東擴的聚合力，是歐盟的“中心地帶”。西歐至今具有高附加值產業及其核心技術的全球競爭優勢地位；這些優勢產業的加工制造環節在區域內轉移，為歐盟新成員國提供大量就業崗位，保持了這些實體產業的生產鏈完整。

歐洲在歷史上曾數次經歷全球化導致的繁榮與陣痛，其深度參與全球經濟體系，既帶來增長動力，也形成負擔。二戰結束以來，西歐配合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技術和市場方面維持了世界“次中心”地位，并享受因此而來的高收益。在這一秩序中，歐洲以喪失自主性，尤其是在安全、技術和能源方面的對外依賴上升為代價，換來相對較低的軍費負擔和國際責任。這一狀態反而有利于歐洲實現更高程度的社會團結，推進了區域一體化，建立了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的歐洲模式。但是，當美國開啟“美國優先”政策，全球產業體系的相互依賴性日益被“武器化”，歐洲的痛苦再次降臨。

圖片來源：新華社

近年來，歐洲經濟遭遇來自多方面的夾擊，其傳統優勢至少面臨三重困境。第一，由于在能源和尖端技術上嚴重依賴美國，歐洲受制于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利潤不斷被壓縮，導致部分有升級潛力的產業外流。

第二，不論是平臺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高附加值產業，還是日用消費品、餐飲服務業等低附加值產業，歐洲國家都缺乏競爭優勢，內部市場基本被美國和中國企業占據。

第三，歐洲傳統優勢產業的全球市場占比受到擠壓。比如疫情之后，全球性消費降級，奢侈品產業面臨毀滅性打擊；又如，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電動車正快速替代燃油車。

由于西歐國家經濟下滑、財政困難，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政治主張在環阿爾卑斯山的“歐洲中心”地帶得到越來越多的民眾支持。意大利和比利時已經由持這類主張的政黨執政；在德國、法國、奧地利、葡萄牙，這類政黨已經成為第一大反對黨。傳統主流政黨遭到持續而深刻的挑戰，主流地位日漸脆弱，為維持選票，不得不在政策上做出妥協。

歐盟一體化的進程，因西歐經濟引擎的聚合力下降而陷入停滯：中東歐國家獨自尋找經濟出路，西歐國家民眾普遍反對繼續向歐盟轉移權力，英國脫歐則更是樹立了一個分離的榜樣。

圖片來源：新華社

反全球化并不是歐洲的理想選項。由于自身資源和市場規模有限，如果歐洲轉向區域內部的封閉循環，必將導致經濟發展空間和活力下降。因此，歐洲并不打算退出全球化，而是尋求結束現有的普適性多邊主義秩序，試圖推動一套于己有利的全球經濟秩序。

拜登政府時期，美歐雙方政策相契合，于是建立了戰略協作機制，試圖打造“小集團式多邊主義”：在技術研發、產業升級、投資貿易、對外發展援助等領域，共同組建排他性的“小集團”或“俱樂部”，對內構建沒有關稅壁壘、彼此密切合作的架構，對外則共同采取強制性或對抗性措施，把產業鏈供應鏈從“遠岸”國家轉移到“近岸”和“友岸”國家，借助“小集團”架空或操控現有的國際多邊貿易體系和全球治理架構，限制、阻礙競爭者，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筑高自身的地緣戰略優勢。

這一構想是戰略性的，需要一個調整周期，同時也需要調解歐美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歐盟與美國之間同樣存在著經濟競爭，2024年歐盟對美貿易順差達2200多億美元。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啟“美國優先”策略，以加征關稅脅迫各國重新談判。特朗普不因美歐戰略協作可能帶來的“遠利”而對歐盟另眼相待，反而利用歐盟在出口、科技、金融、安全、防務和戰略領域的對美依賴，施壓歐盟。在多重掣肘因素下，歐盟無力使用反脅迫工具與美博弈，只能選擇接受美國關稅、投資和增加進口能源和農產品等條件，優先保護汽車等長鏈條產業利益。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歐盟雖然沒有跟隨特朗普政府的步調，但是仍在世貿規則之外提出新的規則，筑高貿易壁壘。新政策工具的重點是減少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例如，對中國產品采用懲罰性措施，迫使中國的產業鏈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降低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進一步提高綠色和人權標準，對中國附加國際事務立場等條件，以期延緩中國產品對歐洲市場的沖擊。

總體來看，歐洲在對美政策上的被動與對華政策上的反復，既是其在全球產業鏈、能源體系和安全架構上對外依賴的現實體現，也是內部經濟疲軟與社會撕裂的必然結果。盡管歐洲試圖通過“小集團式多邊主義”與貿易規則重塑來爭取戰略主動，但其自身的產業優勢、技術積累和政治共識程度能否支撐這種戰略構想，尚存較大疑問。

對中國而言，理性看待歐洲政策的復雜性，保持戰略定力與制度自信，依然是關鍵。在全球經濟重構的大潮中，中國堅持高水平開放，推進綠色轉型與科技創新，不僅有助于增強自身發展的韌性，也為中歐關系注入更多現實合作的可能性。中歐若能在分歧中增進對話，在競爭中推動共贏，仍有可能為動蕩中的世界經濟提供一份穩定力量。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Pep talk"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杜娟 唐文若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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