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據(jù)央視新聞報道,今年4月,吉林省榆樹市三義村村民趙某,把早年在自家挖菜窖時挖出的兩件青銅器上交給文保部門。經(jīng)鑒定,這兩件青銅器是夫余國遺物——青銅鍑和青銅鍤。考古人員推斷,出土這兩件青銅器的榆樹市育民鄉(xiāng)三義村一帶,存在古代墓葬,經(jīng)一個月的勘探,已明確三義村墓葬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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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榆樹發(fā)現(xiàn)兩件夫余國青銅器(視頻截圖)
8月17日,榆樹市育民鄉(xiāng)三義村村支書告訴記者,趙某確實是他們村的村民,他也是看到新聞后才知道趙某挖到了青銅器,其他情況他也并不了解。
8月19日,記者聯(lián)系到榆樹市博物館,一名工作人員表示,三義村村民趙某大約在七八年前挖到了這兩件青銅器,今年全國文物普查時,他托人鑒定,這時才發(fā)現(xiàn)青銅器年代久遠,隨后便將文物上交給了文保部門。后續(xù)省文物局派了工作人員到現(xiàn)場勘探,并找到了墓葬所在大致位置,目前雖然相關挖掘工作還未開始,但已經(jīng)通知當?shù)卮迕癫灰M行深挖等可能對地下產(chǎn)生破壞的行為。
該工作人員稱,夫余國遺物大多出土自吉林市東團山遺址和帽兒山墓地,此次并非榆樹當?shù)厥状伟l(fā)現(xiàn)與夫余國有關的文物,20世紀當?shù)匾苍鐾吝^夫余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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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錯金銀“丙午神鉤”銅帶鉤
據(jù)吉林省文化和旅游信息中心公眾號悠游吉林此前報道,1968年,吉林省榆樹市劉家鄉(xiāng)福利村曾出土一柄漢錯金銀“丙午神鉤”銅帶鉤,它不僅是一件罕見的東漢錯金銀工藝珍品,同時也是國家一級文物、吉林省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帶鉤為古代貴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帶之掛鉤,古時又稱“犀比”,多用青銅鑄造,也有用黃金、白銀、鐵、玉等制成。
夫余國是濊貊人在我國東北松花江流域長春一帶建立的古代王國,自公元前三至二世紀建國,至494年滅亡,大約600年的時間里,一直接受中原王朝冊封,是中原王朝羈縻管理下的地方民族政權。此枚帶鉤的出土,表明當時漢王朝對邊疆地區(qū)已經(jīng)實行了有效管轄。
清朝人阮元在《積古齋種鼎彝器款識》一書中,記載了一件“丙午神鉤”,跟這件帶鉤基本相同,就是銘文少一個“必”字,而且是用銀絲錯成。但阮元所說的那件帶鉤,至今不明下落,國內(nèi)目前僅此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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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錯金銀“丙午神鉤”銅帶鉤
夫余王城:漢代東北第一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中心
文/吉林市地方志辦公室 王淏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這段出自《史記·貨殖列傳》的史料,是對東北地區(qū)第一個少數(shù)民族地方政權——夫余國的最早記述。《后漢書·東夷傳》載“夫余國,在玄菟北千里”。玄菟郡于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設立,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08年夫余國已經(jīng)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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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貨殖列傳》(《武英殿二十四史》版本)對夫余的記述
根據(jù)考古發(fā)掘考證,吉林市東團山麓的“南城子”遺址及其周邊區(qū)域是夫余國的前期王城所在,標志著吉林市有著2200年的建城史。
按漢制,一里約合今415米,以玄菟郡治(一說在撫順市勞動公園、一說在沈陽市附近上柏官屯)為始,北行千里正抵吉林松花江畔。而考古證明,吉林市東團山西南麓“南城子”古城址位于松花江畔,其形制與《后漢書·東夷列傳·夫余傳》“以員柵為城”的記載相同。《吉林市志·文物志》記載“南城子”內(nèi)散布的文化遺存中,有大量的漢代夫余遺物。而距“南城子”1公里處的帽兒山墓群,在近8平方公里的范圍內(nèi),埋葬著約4000座各種墓葬,其墓葬結構、出土兵器、陶器種類與夫余人的埋葬習俗和常用器物相吻合,更為吉林市是夫余前期王城所在地提供了有力佐證。吉林市曾是夫余國的政治中心。
“南城子”的形制,據(jù)《吉林市志·文物志》載:“‘南城子’城垣為黃土迭筑,平面略呈圓形,僅存部分東南墻,西南墻和西北墻現(xiàn)已無存,但城基遺跡大部分隱約可見。此城正西無墻,以東團山和松花江為屏。經(jīng)實測,東南墻現(xiàn)高5米左右,頂寬1米許,在墻外可見護城河遺跡。城有南北二門,南門現(xiàn)寬16米,基本保持原狀,北門現(xiàn)寬44米,是遭破壞后的寬度。城垣周長(不包括西面山城垣)1050米,城內(nèi)地勢南略高,北略低,近南六處有一長方形高地,高出地內(nèi)地面1—1.5米,東面寬73米。在‘南城子’城范圍內(nèi)的農(nóng)田中,發(fā)現(xiàn)大量陶器殘片和少量殘磚碎瓦散布,還發(fā)現(xiàn)銅鈴1件,陶俑1件,從質(zhì)地、形制看屬于漢代夫余遺物。”考古學者認為,南城子為宮城,四周環(huán)以都城,合在一起為夫余前期王城的說法論據(jù)相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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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子”手繪平面圖《吉林市志·文物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吉林通志》卷十《沿革一》記載:西漢時期,“北夷索(一說為橐)離國王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后漢書·東夷列傳·夫余傳》載:“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馀而王之焉”,兩段史料記載了東明南遷建國的歷程。
選擇在今吉林市地區(qū)建城,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自然條件優(yōu)異,二是具有建設城池和發(fā)展政權的聚居基礎。《吉林省歷史圖志》載:“橐離人南下也受到了氣候因素的影響。今吉林市地區(qū)地域緯度更低,氣候也更加溫和濕潤。據(jù)考,秦代春初物候變化比清代早3個星期,我國亞熱帶植物的北界處于比現(xiàn)在更北的地方。這一切,對于以農(nóng)耕為主的橐離人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三國志·魏志·夫余傳》載:“(夫余)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謂‘亡人’。”夫余前期王城是在“濊城”基礎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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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東夷列傳·夫余》
(《武英殿二十四史》版本)對夫余的記載
公元前86年,到夫余國第二代王解夫婁時,夫余國疆域不斷擴大,政權更加穩(wěn)固。鼎盛時期,夫余國的疆域拓展到“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人口規(guī)模達到土著民“戶八萬”,建起了“宮室、倉庫、牢獄”。領土內(nèi)物產(chǎn)豐富,“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出自《后漢書·東夷列傳·夫余》)。農(nóng)耕和畜牧進一步發(fā)展,土地平整,適宜種植五谷。夫余國形成了獨特的祭祀和刑罰體系,以及較為成熟的奴隸制社會結構,國王以下是以六畜命名的高級官吏,有馬加、牛加、狗加等,邑落分屬各加;邑落有豪民,名下為奴仆。
夫余國在發(fā)展壯大的同時,也與中原王朝長期保持朝貢和冊封關系,頻繁交流往來。西漢,夫余王獲賜“穢王之印”。漢安帝永寧元年(120年)時,后為第七代夫余王的尉仇臺,以王位繼承人的身份前往中原漢宮朝獻,并得到漢朝皇帝賞賜的“印綬金彩”,“金彩”是諸色綬帶中品秩最高的。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三國時遼東地方割據(jù)軍閥,死于公元238年)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出自《三國志·魏志·夫余傳》)。“玉匣”即為玉衣,是漢朝皇帝和貴族死后穿著的葬服。按《后漢書·禮儀志下》所載漢朝禮制,夫余王去世后應著“銀縷玉衣”下葬,其級別僅次于皇帝穿著的“金縷玉衣”。曹魏正始年間,幽州刺史毌丘儉征戰(zhàn)高句麗,要求夫余提供支援,最終在夫余支持下大破高句麗,這段歷史刻于《毌丘儉紀功碑》,現(xiàn)存遼寧博物館。在距今約兩千年前,夫余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已經(jīng)較為繁榮,并通過與中原王朝的密切互動融入華夏禮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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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zhí)渡健|團山、帽兒山位置關系
夫余國在長達數(shù)百年時間里,都保持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出自《晉書·列傳第六十七》)的局面。西晉以后,夫余頻遭臨近各族的侵襲,國勢開始衰落。西晉武帝太康六年(285年),前期王城被鮮卑慕容廆襲破,次年在西晉的援救下還復舊都。東晉康帝建元三年(345年),又被鮮卑慕容皝襲破。直到東晉穆帝永和二年(346年),由于高句麗勢力北進,夫余“西徙近燕”。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夫余為勿吉所逐”,后期王城被勿吉占領,夫余國滅亡。
吉林市松花江畔的夯土殘垣,訴說著夫余國的建城記憶。東明南遷的傳奇故事,解夫婁拓土安邦的輝煌過往,勿吉南下的終章絕響……夫余王城見證了東北首個地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興盛與寂滅,勾勒出吉林市2200年建城史的厚重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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