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立昇 |《澄懷堂日記》前言

《澄懷堂日記》（全十冊）前言

文 | 馮立昇

日記是按時間順序逐日記載個人經歷的文獻，因其內容主要爲作者親身經歷，且多爲日期明確的即時記録，所載信息具體、真實、確切，往往具有其他種類文獻所不具備的史料價值。一些歷史人物的日記手稿和涉及歷史事件的稀見稿鈔本日記，除了重要的史料價值外，還具有文獻保存與收藏價值。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傅增淯撰《澄懷堂日記》稿本，就是一部兼具史料價值和文獻收藏價值的稀見日記。作者傅增淯具有清朝翰林院編修、學政、地方官員和北洋政府官員等多種身份，同時又是詩人和書法家，閲歷極爲豐富。日記詳細記録了傅增淯從清末到北洋政府時期長達二十多年的人生經歷和所見所聞，其涉及人物之多、範圍之廣、時間持續之長、字數之多、信息量之大，是一般日記文獻所不具備的。

《澄懷堂日記》爲傅增淯親筆稿本日記,後附《澄懷雜存》，共計三十四冊。其中日記第一冊記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事，起止日期爲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其餘三十三冊中，第二冊至第三十一冊爲日記，起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正月初一日，止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農曆七月十五日（西曆九月二日），最後三冊爲雜録、雜存。其中有十一個多月的內容缺失。

傅增淯（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字雨農，室名澄懷堂，四川江安縣人。傅誠長孫，傅世榕長子。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舉人，光緒十八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二年補國史館協修，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簡放貴州學政，二十七年回京，二十八年補國史館纂修，翰林院編書局協修，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九年補國史館總纂，保送江蘇知府。三十年一月任三江師範學堂提調，十月兼任初等小學堂監督，十二月充兩江學務處提調，三十一年六月幫辦江南師範傳習所、課吏館，七月金陵厘捐總局委辦通州花布局差事，三十二年五月改調海門厘捐局總辦。三十二年八月調赴廣東補用，十月充善後局、關務處副提調，三十三年十一月調黃江稅廠總辦、後歷厘廠總辦。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以山東試用道充調查局會辦，第二年任總辦。進入民國，先後任中國銀行山東分行行長、直隸民政公署秘書、清史館協修、財政部秘書、鄂岸榷運局局長、政府政治諮議、農商部秘書等職務。

傅增淯爲江安縣設治以來的第一位翰林，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授翰林院編修。其三弟傅增湘繼之，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以“一等第一名”成績授翰林院編修。其二弟傅增濬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中進士。傅氏三兄弟成爲江安歷史上鮮見的“一門三進士兩翰林”，“江安三傅”也被傳爲佳話。“三傅”中，在北洋政府時期官至教育總長的版本目録學家、藏書家傅增湘尤爲知名。而在傅增湘的求學和成長過程中，頗得益於長兄傅增淯的幫助和督導。傅增湘在《藏園居士六十自述》中稱：“十二歲操筆爲文，思路窘束，三年不進。適塾師蔣峨峰先生告歸，伯兄雨農公督之，令輟課泛覽群書，若是者年餘。忽一夕心思朗澈，如光明地，翊晨從兄乞題，作‘富而無驕’制藝三十六比，出應集賢書院月課，往往得中等。凡此，皆伯兄勤誨所致也。”而後傅增湘久困公車，“六上春宮，偃蹇十年”。時任貴州學政的傅增淯及時“貽書慰勉”，給予幫助和勉勵，促使他不放棄科舉正途，最終通過春闈考試。

傅增淯在貴州學政任上成績突出，獲得良好的口碑和聲譽。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十二月，雲貴總督崧蕃在向光緒皇帝上的“爲查明學政考試情形”密陳奏摺中，對傅增淯評價頗高，稱其“品端學粹，實務留心”，且主持各場考試“均關防嚴密，弊絶風清，去取一秉至公，生童無不翕服”。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七十八收録了傅增淯的兩首詩。在介紹其詩作時附識云：“江安自設治以來，入翰苑者，始於雨農。時京師士大夫競言考據詞章之學，一二居高位者相提倡，巧者或藉以梯榮。雨農獨閉戶讀書，恥爲干謁。視學貴州，觀風試題以西北地理發問，按試各題閎深博偉，黔人謂自洪北江後所未有也。在任三年，務以實學教士。壬寅分校秋闈，所得多知名士，湘鄉陳毅爲尤著。諸弟并負時名，增濬爲余門下士，學尤邃密，中年謝世，遺著待刊。因録雨農詩附識之。”傅氏工書善文，宗法北碑，盛名一時，著有《澄懷堂詩文稿》。

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澄懷堂日記》凡三十四冊，多爲傅氏自製箋紙，“澄懷室叢鈔”緑絲欄格紙六冊，“蜀南傅澄懷堂”緑絲欄格紙四冊，“澄懷堂叢鈔”“江安傅氏”緑絲欄格紙十六冊，其餘爲八行朱絲欄、九行灰絲欄、十一行緑絲欄格紙。“傅印增淯”白方印，“雨農”朱方印鈐於宣紙上，後貼於日記冊上。最後一冊鈐“傅增淯字雨農”白方印、“壬辰翰林”朱方印、“傅世榕鑒藏書畫印”朱長方印、“閏孫”朱長方印、“閏孫之章”朱方諸印。第一冊爲傅增淯赴任貴州學政的行程日記，從被召見和起程開始，到接印日期爲止，記録了他從京城到貴陽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和感受。第二冊至第三十一冊日記則記載傅增淯從光緒二十九年一月起至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的生活經歷。第三十二冊爲各種雜存，包括公文、對聯、文稿、書信、詩稿的草稿或底稿，還夾有親友給傅增淯的書信原件、收據、股東付息清單等各種雜存。第三十三冊爲書籍細目清單，第三十四冊爲杜甫著名詩句鈔録。

《澄懷堂日記》是研究傅增淯本人的生平及其家族事跡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對考證其生平和活動有重要的作用，不僅可補其生平事跡資料之不足，也可訂正某些相關著述和工具書的訛誤。下面僅以傅增淯和其父傅世榕的生年和出生日期的考證爲例加以説明。

關於傅增淯的生年，相關工具書和研究文獻絶大多數采用一八五六年。如山東大學孫榮耒的博士論文《近代藏書大家傅增湘研究》在介紹傅增淯生平時稱：“伯兄增淯，字雨農，生於清咸豐乙卯（一八五五）年一八五六年爲清咸豐丙辰年，論文作者對應於咸豐乙卯（一八五五）年，顯然換算有誤。。光緒乙酉（一八八六）年舉人，壬辰（一八九二）年劉福姚榜二甲第七十六名進士。”喬曉軍編著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周斌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書法家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在“傅增淯”條目下，其生卒年均爲“一八五六—一九二五”。筆者也曾采用過這一説法。但從《澄懷堂日記》所記録的傅增淯年齡信息可知，其生於一八五六年説法顯然有誤，應當糾正。傅增淯年齡在其日記中有多處記載，如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附記於後履歷：“傅增淯，現年三十八歲，係四川瀘州江安縣人。”九月二十二日記載被引見時的情形：“予口奏履歷云：臣傅增淯，四川進士，年三十八歲。”宣統元年六月十五日附記履歷：“傅增淯，現年四十四歲，係四川江安縣人，寄籍順天宛平縣，由附生中式，光緒乙酉科舉人，壬辰科進士。”民國七年九月十一日又記：“三弟來電話屬書履歷送部，當檢昔年底稿未得，因繕一簡明者送去。茲録其稿於此：傅增淯，現年五十三歲，四川江安縣人，前清光緒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充國史館總纂，編書處協修，貴州學政，順天鄉試同考官，保薦經濟特科，保送知府，分發江蘇，迭充三江師範學堂、兩江學務處提調，通州花布港厘局、海門厘局總辦，奉調至粵，歷充關務處、善後局提調……改指山東，迭充調查局統計處總辦。及入民國，歷任直隸行政公署秘書，清史館協修，財政部秘書，鄂岸榷運局局長。”按上述記載逆推，傅增淯當生於一八六六年，即同治五年，而不是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

一八六六年是傅增淯官方履歷的出生年齡，即官年。清代科舉文人的官方年齡不一定是實年，那么傅增淯的官年和實年是否一致？日記實際也提供了他的實年信息。《澄懷堂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記：“本擬送三弟入場，晨醒已七鐘矣……是日爲余生辰。”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四月十七日記：“玉衡來談，意以明日予生辰渠不能到，今先預祝云……夜家中人爲予祝五十壽，三弟亦來，飲酒而去。”第二天（四月十八日）記：“十叔、姚矩修、幺弟、徐友仲、三弟均來，留用麵。”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四月十七日記：“予明日五十二歲生日也。”由此可知，傅增淯出生於同治五年四月十八日（一八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其生年一八六六年無疑是實年。因此，傅增淯的官年與實年是相同的。

傅增淯之父傅世榕，字申甫。遍覽群籍，不屑治舉業。早年與莫友芝、李鴻裔、廖綸等交往，彼此砥礪。曾入津海關道周馥幕多年，後充蠶桑局提調，任藁城、懷安知縣等職。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傅增湘任直隸提學使，按當時規定父子不準“同官一省”，遂引退。傅世榕雅好山水書畫，精於畫學。喬曉軍所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傅世榕”條：“傅世榕，字申甫。阮（沅）叔之父。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一不佳。惜不肯多作,故流傳者少。”缺其生卒年信息。傅增淯日記提供了傅世榕年齡和生日等確切信息。傅增淯在宣統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記：“文明書局送來大人（傅父）玻璃版小照，六十八歲弎百張，予四十四歲小照五百張，均本年照。”由宣統元年六十八歲可推得，傅世榕出生於一八四二年，即清道光二十二年。《澄懷堂日記》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十九日記：“夜至後閘寓，候三弟，許久乃回，方行禮排班，爲大人祝壽。”由九月二十日記：“至後閘寓與大人祝壽，開麵席……日間叫變戲法者搬演諸般幻術以娛客，夜十鐘乃罷。”可知傅世榕生日是農曆九月二十日。其出生日期當爲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即公曆一八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又據《澄懷堂日記》，傅世榕去世於民國甲子年（民國十三年），具體時間爲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十一鐘”，即公曆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夜晚。其享年八十三歲。當時去吊唁的親朋很多，傅增淯二十六日記：“自京到之來賓亦頗不少。徐總統亦親來吊，并送祭席。”前總統徐世昌也親自前往傅宅祭吊。

日記記録了光緒二十三年以來，傅增淯二十多年間的爲官生涯、日常生活和參與社會活動的親身經歷，涉及了教育、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科技醫療等諸多方面，內容極爲豐富。尤其是他與政、工、商、學和藝術各界人士廣爲交往，且弟子衆多，其日記是研究清末民初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的重要史料。有趣的是，日記中還出現了他與官員樓汝同交往的記録。而樓汝同是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另一部日記稿本《惜分陰軒日記》的作者，在樓汝同日記中也出現與傅增淯交往的記載，可以相互印證。

日記中有關清末教育的記録尤爲可貴。傅增淯從光緒三十年一月任職三江師範學堂，十二月充兩江學務處提調，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六月幫辦江南師範傳習所，約一年半時間在學堂辦理相關事務，且是三江師範學堂創建的關鍵時期，日記提供了有關學堂開辦初期的豐富史料。創辦於光緒二十九年的三江師範學堂（後改名兩江師範學堂），是南京大學的前身。三（兩）江師範學堂是清末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最高學府，也是實施新教育後全國最大的師範學堂，但目前學界對三江師範學堂瞭解得并不充分，已掌握的史料很不完備，在南京大學校史著作及專題論文中的相關敘述錯誤不少。張之洞是三江師範學堂的重要創始人，對學堂的籌辦和早期發展有重要影響，但相關著述在介紹張之洞對學堂的貢獻時引用的原始資料，主要是其光緒二十八年奏設學堂的奏摺，缺乏更爲具體、細緻的史料。傅增淯日記提供了重要的相關史料。如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記云：“晨至學堂，午後聞張香帥至，同恩（詠春）、汪（佩丞）兩提調去見，未見而回。”四月初三日記：“八鐘前，藩臺黃建莞，糧道胡延，首府羅章，俞恪士明震、劉聚卿世珩兩觀察，張子虞預及，魏制軍均先後到……約九鐘香帥亦到，同來者爲桑道鐵珊寶，準補黃州府汪蕓（荃）薹鳳瀛及寧省所派辦供應之王太守運嘉、謝委員也。用點心後即至堂聽講教育、日語兩科後遂開席，席散復聽講生理、圖畫、博物、農學、理化、理財、手工各科。”説明張之洞卸任兩江總督後，仍然非常關心三江師範學堂的建設與發展。而胡鈞編《張文襄公年譜》所記張之洞在光緒三十年四月在南京活動的內容，衹有一句話：“遍游諸名勝，有游覽詩一卷。”編者注云：“甲辰春奉使金陵，公事多暇，乃遍游諸名勝。按壬寅權篆時，度地建師範學堂。便道至雞鳴寺，下瞰臺城，賞其幽曠。”傅增淯日記也可補其年譜記事的不足。

《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和《影像南大：南京大學百年圖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均采用了一幅張之洞、魏光燾與衆人合影的老照片。前者對照片的説明爲：“一九〇三年，張之洞（前右）、魏光燾（前左）與三江師範學堂等機構官員的合影。”正文中明確指出：“二月二十日（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日）交接關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後兩任總督隨即與有關官員合影留念，其中包括兩江學務處和三江師範學堂的官員。”後者則稱：“一九〇三年三月（光緒二十九年初），張之洞（前右）、魏光燾（前左）與三江師範學堂等機構職員的合影。”這是一張彌足珍貴的歷史照片，但兩部校史對照片的説明都有錯誤。很顯然，照片第一排衹有張之洞、魏光燾兩人，其後一排人員都穿著西服。穿西服者顯然不是清朝官員。傅增淯在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三日的日記可還原照片拍攝的真實情況：“午後張、魏兩帥與同堂各員并東教員及隨來各員在堂共拍一照。”這裏明確交代清楚了合影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除了學堂和隨來官員外，穿西服者當爲三江師範學堂的日本教習，最中央穿著西服者，在兩位總督（特意空開坐不擋後面）之間，當爲總教習菊池謙二郎。關於三江師範學堂的組織與領導人，日記包含了許多鮮爲人知的史料。如《南京大學百年史》采用臺灣學者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一書的説法，認爲繆荃孫、方履中和陳三立一同於一九〇四年底被端方任命爲學堂總稽查。傅增淯日記則對此有準確記載，可糾正流行説法的錯誤。傅氏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記：“午後方玉山編修履中來，新派學堂總稽查也。”又日記十月十五日載：“是時又接兩札，係派繆小山（荃孫、江蘇）編修、陳伯嚴（三立、江西）主政爲學堂總稽查，合之方玉山（履中、安徽）蓋每省派一人也。”説明在方履中任職半年後，繆荃孫和陳三立纔被任命爲學堂總稽查。

此外，關於徐乃昌（字積餘）任三江師範學堂總辦的時間，蘇雲峰先生認爲“可能於一九〇五年夏秋間”，《南京大學百年史》更明確爲“一九〇五年夏秋間，李光業被罷免後徐就任三江總辦”，而日記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載：“師範學堂總辦已換徐積餘，恩、汪位裁去矣。”而此前總辦是楊覲圭、劉世珩，均爲首任總辦。根據日記內容，徐乃昌在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已接任總辦，不存在徐乃昌在李光業被罷免後就任的問題，李光業實際上未到學堂就任。

不久，李瑞清便接替徐乃昌掌管三江師範學堂。《澄懷堂日記》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六日記：“午前院上送來玉帥札，照録於此：幫辦江南師範傳習所課吏館傅守增淯。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部堂山東巡撫部院周爲札委事，照得辦理師範傳習所李道瑞清，現經委令代辦三江師範學堂，所遺該所事務，業委梅道光遠代辦，惟該所事務較繁，查有傅守增淯堪以委令幫同辦理，并飭該守幫辦課吏館事務，薪水仍照舊由學務處支給，以資辦公。除分行外，合行札委札到該守，即便遵照前往，將傳習所及課吏館事宜幫同認真辦理，勿負委任。切切。特札。”説明周馥在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李梅已委派李瑞清掌管三江師範學堂，而師範傳習所的事務由傅增淯幫辦。傅增淯記他在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九日晨“至貢院師範傳習所晤李梅庵瑞清觀察、教員、文案、收支等”，開始進行工作交接。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五月，“三江”正式易名“兩江”，李瑞清也由三江師範學堂代理總辦改爲兩江師範學堂總監督。以往的相關著述都沒有提到李瑞清在三江師範學堂任職的重要經歷，他在學堂從“三江”到“兩江”的發展過程中無疑發揮了承上啓下的作用。

關於《澄懷堂日記》入書肆的情況，也有綫索可尋。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在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十八日記有相關記載：“近見書商持傅雨農日記數十冊求售，索價二百萬，無人過問。雨農久下世，子孫不肖，以先人手澤外售易米，亦復可憐……頃王會庵持稿本詢之沅叔，意其能留，然亦久不見答。”此後不久，清華大學圖書館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購入此傅氏日記的稿本。

綜上所述，《澄懷堂日記》詳細記録了作者每天的活動、經辦之事及所見所聞，不僅對研究作者傅增淯本人的生平事跡及其家族歷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由於他豐富的閲歷和特殊的身份，親歷了晚清和民國時期社會轉變過程中的諸多重要事件，與政商、教育和文化各界人士有廣泛的交往，因此也是研究中國近代教育、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澄懷堂日記》手稿影印單行本的出版，將惠及更多的讀者。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能夠閲讀、利用這部日記，也期待學界同仁進一步深入探究，使其在史料發掘和文獻考訂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馮立昇

二〇二四年五月八日於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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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供稿 | 張珂卿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