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張之洞：63歲生了個兒子樂開花，長大后兒子卻成著名漢奸

1900年，63歲的張之洞迎來了他的第十三個兒子，老來得子讓張之洞非常高興，他為兒子取名為張仁蠡。

其中的“仁”字，表達的是“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張之洞本人對兒子寄予厚望。

但沒想到多年后兒子竟成了人人唾棄的大漢奸，那么，張仁蠡為何會走上漢奸道路？他的最終結局如何？

張之洞

張仁蠡并非生來就是漢奸，他出身顯赫，接受了當時頂尖的教育，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

他的職業生涯起點也算常規，曾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并在河北的大城、武清、豐潤等縣擔任縣長，前后長達十年。

如果沿著這條路徑走下去，他或許會成為民國官僚體系中并不出眾的一員，但歷史沒有如果。

張仁蠡人生的轉折發生在1935年，彼時，在日本侵略者的陰謀策動下，漢奸殷汝耕公然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悍然割據冀東二十二縣，將國家領土置于敵手掌控。

張仁蠡投身其中，出任偽民政廳長，這是他漢奸生涯的明確開端，促使他邁出這一步的，有時代洪流的裹挾，可能也有其兄長的影響。

日本侵華戰爭

他的哥哥張仁樂（又名張燕卿）是更早的親日派，曾在偽滿洲國擔任要職。

1939年，武漢淪陷后，日軍最初屬意張仁樂出任偽武漢市長，但因張仁樂在北平有更大政治圖謀，他便推薦了弟弟張仁蠡。

就這樣，張仁蠡在兄長引薦和日軍認可下，于1939年4月20日正式出任偽武漢特別市市長。

從地方縣長到割據政權的廳長，再到淪陷區重要城市的“市長”，張仁蠡的每一次“上位”，都與日本侵略的深入緊密掛鉤。

他的選擇，不是迫于生計的無奈，而更像是一種在亂世中抓住權勢機會的主動投靠，他放棄了父親“忠良報國恩”的訓誡選擇了一條與家國利益完全相反的歧路。

張仁蠡

在武漢的四年，是張仁蠡漢奸罪行的集中體現期，他的所作所為，遠遠超出了維持地方秩序的范疇，而是系統性地協助日本進行殖民統治和奴化教育。

為了從精神和生活習慣上切斷武漢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聯系，張仁蠡推行了一系列象征性極強的措施。

其中最令人刺目的一招，是下令將武漢的公共時鐘按日本東京時間撥快一小時，這看似微小的改動，實則是強硬的殖民信號，企圖在時間維度上將武漢納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秩序之內。

在文化教育上，他強迫武漢的中等學校推行日語教學，并加入日本歷史與國情的內容，其領導的偽政府還出面組織“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旨在從思想根源上侵蝕中國青年的民族認同。

另一方面，張仁蠡利用職權大肆斂財自肥，他公然在市內遍設鴉片吸售所，販賣毒品，毒害人民以牟取暴利。

極具諷刺的是，他本人就是個鴉片癮君子，煙癮極大，但他卻虛偽地頒布禁令，要求偽市府職員必須戒除鴉片，否則撤職，營造自己廉潔正派的假象。

實際上，他將搜刮所得的財富，悄悄地分批轉移至北平，購置房產，為將來做準備。

1943年，當他感覺在武漢地位不穩時，便迅速活動，調任偽天津特別市市長兼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并牢牢抓住財政局長這一肥缺，親自兼任。

在武漢，他還主持修建了“張公祠”，以祭祀父親張之洞，這或許有他個人的思親之情，但在其漢奸身份的映襯下，這一行為更像是一種對父親清譽的玷污和利用。

他試圖借用父親在武漢的威望，來為自己極不光彩的統治涂抹一層合法性，他恐怕從未料到，這座祠堂日后會獲得一個完全相反的、光榮的使命。

張仁蠡的墮落，與其家庭教育的特定缺陷有深刻關聯，這是一個“父輩榮光”與“子輩失足”的典型案例。

張之洞無疑是重視家風的，他留下“兄弟不可爭產，志須在報國，勤學立品”的遺訓，并要求子孫“自視為貧民，為賤卒”，在苦干中磨煉自己。

在他的教誨下，長子張權等多數子女品行端正，在各領域有所建樹，但問題在于，張之洞于1909年去世時，張仁蠡年僅9歲，他的另一位成為漢奸的哥哥張仁樂也才11歲。

他們最重要的青少年成長期，完全缺失了父親直接的、強有力的管教與人格引領，此外，張之洞家族龐大，妻妾子女眾多，張仁蠡、張仁樂由妾室李氏撫養，而長子張權由正室石氏教育。

這種分散的、標準不一的撫養和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統一、嚴謹家風的傳遞效果。

父親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積累的財富，反而可能讓幼子在失去管束后，沉溺于優渥生活，更易形成特權意識與利己心態。

學界分析指出，這種“父親角色缺失”與“家庭教育離散化”，是導致張仁蠡兄弟二人走向歷史反面的重要原因。

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晚清重臣周馥家族，周馥影響力或不及張之洞，然而他躬親教導子女，留下“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的訓誡，彰顯深遠智慧。

其子孫后代中人才輩出，且無一人背負歷史污名，兩相對比，可見父輩的顯赫功業，并不能自動保證子孫的品行，真正塑造后代的，是持續不懈的、以身作則的言傳身教，尤其是在人格定型的關鍵時期。

周馥家族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張仁蠡先是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權對其罪行進行重新審判，于1951年改判死刑并執行，這是他背叛國家和人民的必然結局。

而最具歷史深意的場景，發生在武漢中山公園，1945年9月18日，就在張仁蠡曾為自己父親修建的“張公祠”里，日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向中國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呈交了投降書。

這座建筑隨即被永久更名為 “受降堂” ，2019年，它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內部陳列著受降場景復原和歷史資料，向世人昭示著侵略者的最終失敗。

從“張公祠”到“受降堂”，地點的功能轉換充滿了歷史的辯證法則，張仁蠡試圖在此處寄托對父親的紀念，并間接美化自己的統治。

但歷史，尤其是人民的意志，擁有最強的修正力量，這座建筑最終被賦予了一個完全相反、卻無比正義的象征意義：

它不再是某個漢奸追溯個人家族歷史的場所，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洗雪百年屈辱、贏得偉大勝利的神圣見證。

它無聲地宣告，任何背叛民族的個人，無論出身如何，終將被歷史洪流徹底吞沒，而民族的尊嚴與正氣，無論歷經多少曲折，終將在這片土地上重新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