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模型跑起來，高質效辦案跟上去

最高檢與基層檢察院貫通發力，夯實大數據模型賦能監督辦案“后半程”——

大數據模型跑起來

高質效辦案跟上去

“我們一共收到最高檢移送的101條案件線索，借助‘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的進一步篩查，共排查出174件線索，目前已立案174件，其中，提請抗訴27件，提出再審檢察建議147件。法院已改判31件，裁定再審143件。已追回養老金152.66萬元，向公安機關移送刑事案件線索8件，已刑事立案4人。”近日，海南省文昌市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楊軍向記者介紹。

作為“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的研發者，河南省安陽市文峰區檢察院從未想到，模型竟產生跨越地界、影響全國的“出圈”效果。也正是“全國一盤棋”的工作模式，讓模型真正展現數字檢察戰略的生產力。

今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檢察廳集中交辦依托“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發現的案件線索。自此，地方檢察機關積極借助大數據模型，展開民事檢察監督的生動實踐。維護社保基金這個群眾的“錢袋子”，有了更多、更務實的檢察舉措。

線索有了，可案件誰來辦？

“作為一個常住人口100多萬人的主城區，法院一年審理、執行案件1萬多件，而我們民事檢察提請抗訴、再審檢察建議，加起來也才10多件。打開基層民事檢察的工作局面，必須要解決‘線索來源缺、監督案件少’這個瓶頸。”文峰區檢察院檢察長呼雪峰的點題，讓該院民事檢察部主任段文明開始了思考。

就在段文明反復琢磨“破局之法”時，最高檢數字檢察戰略的春風吹到了基層。段文明看到了契機：“借助數字檢察的技術支撐，從依職權監督切入，兩者相結合，就能擺脫‘無米下鍋’的困境。”

一個偶然的機會，讓理念有了付諸實踐的機會。“有不少小廣告說花錢找中介就能辦退休，吃上‘養老金’。退休手續有明確政策規定，怎么會成‘花錢就能辦’的生意？”這個反常現象讓段文明留了心。一番調查后，他了解到，當事人大多是通過事先串通偽造證據、騙取法院虛假判決書，再拿著這份看似“合法”的文書，到社保局申請補繳社保、辦理退休手續，最終套取國家養老保險金。有人靠這個開中介、打廣告，甚至形成了“生意鏈條”，這背后很可能隱藏著虛假訴訟線索。

但段文明也很清楚，如果選擇人工逐案追查，僅靠基層檢察院民事檢察團隊的幾個人，最多止步于“發現一案、核查一案”的傳統路徑，既啃不下這可能牽涉成百上千條線索的“硬骨頭”，也解不開“線索來源缺、監督案件少”的老難題。要把“中介代辦退休”背后的虛假訴訟徹底挖出來，必須搭建起一套能批量篩查線索的大數據模型，用技術為監督裝上“加速器”。

但是，構建大數據模型并不是一片坦途。首要問題就是“數據獲取難”，法院卷宗數量龐大，“老虎吃天無從下口”，而裁判文書網也僅支持單條查詢，無法批量篩選；再加之模型關鍵詞優選細化、搜索規則更新迭代等問題需要層層攻克，讓數據“說話”并非易事。

向先進檢察院學習、向科技公司取經，以及協助技術公司共同攻關的經驗，讓文峰區檢察院辦案團隊明白：“數據量不是關鍵，關鍵是怎么把數據按規律排列，篩出問題。”結合多年辦案經驗，辦案團隊最終精準鎖定“套取社保”類虛假訴訟的共性特征，數據開始“說話”，模型從“初步構建”到“迭代升華”不斷突破，功能日益完善。

借助“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文峰區檢察院共辦理案件272件，發出再審檢察建議140件，均獲法院再審改判，撤銷原仲裁裁決113件，避免社保基金損失1.428億元。在龐大的數據資源的基礎上，一些不屬于本市本地區管轄的案件，也陸續推送至文峰區檢察院面前。本地線索辦理初見成效后，該院開始探索將線索向其他地方推送。

出發點是好的，但在推廣的過程中，他們卻吃了不少“閉門羹”：一個基層檢察院的工作經驗，又不是法律規定必須要受理的案件線索，有沒有必要對接？還有一些地方認為，這類案件涉及群體多，容易激化矛盾，不便開展監督。“投入這么久，也被實踐證明是個很好用的模型，咱們都遞到別人嘴邊了，為何就推廣不起來，線索也移送不出去？”辦案團隊陷入了困擾。

最高檢“挑了頭”

最高檢調研組的到來讓問題迎來轉機。今年1月，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應勇到河南安陽調研。在走訪文峰區檢察院時，應勇對該院實施數字檢察戰略加強民事檢察監督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基層民事檢察在維護民事司法公正中大有可為，關鍵要找到一條符合基層實際的工作路徑。”“加大對虛假訴訟的監督力度。”

調研結束的第二天，最高檢民事檢察廳就派出廳領導來到文峰區檢察院，詳細了解“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的運行情況。在溝通中，文峰區檢察院提出的“模型運轉起來，但線索移送不出去”問題，受到民事檢察廳的重視。

“對大數據模型發現的案件線索進行分析，看看到底有哪些規律，是不是實打實的監督案件線索。”在廳領導的安排下，民事檢察廳對該模型進行了細致分析：監督模式以裁判文書網和“天眼查”為主要數據來源，以“勞動爭議”“無異議”“確認勞動關系”等為關鍵詞，以企業用工規模不大和被密集起訴為篩查規則，通過篩選呈現可視化分析圖表及虛假訴訟案件線索。“從篩查發現的線索來看，案件確實存在虛假訴訟的隱患——即被告被密集起訴，原告訴求簡單，被告對原告訴求沒有異議或者基本認同，法院判處原告與被告存在勞動關系。”最高檢民事檢察廳廳長藍向東向記者表示。

2月19日，最高檢民事檢察廳印發《關于集中交辦依托“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發現案件線索的通知》，要求與模型排查出的9151條案件線索相關的全國16個省份檢察機關，嚴格依法篩查、審查，著力提升民事檢察監督質效。

“最高檢交辦案件后，各地檢察機關的辦案熱度立馬就漲了上來。”段文明向記者介紹，此前一些態度猶豫、不愿配合的檢察機關也主動聯系，學習從線索到成案的辦案經驗，之前推進受阻的環節全都順暢起來，局面打開了！據統計，截至目前，已向全國20個省份116個地市檢察機關推送線索，涉及社保基金近3億元。

盯緊監督辦案“后半程”

民事檢察廳曾經做過統計，在全國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管理平臺上，民事檢察監督模型有100多個，涉及民事檢察業務的諸多方面。“面對大數據的‘新質生產力’，既要防止錯誤政績觀之下片面注重研發、盲目追求數量的‘模型沖動’，也要讓模型動起來、讓數據轉起來，使之成為有效拓展案源、助力‘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重器。”看到持續增長的模型數量，藍向東有著清醒的思考。也為此，自今年開始，最高檢民事檢察廳就著手大數據模型監督辦案“后半程”的統籌工作，在鼓勵各地檢察機關因地制宜構建模型的同時，更加注重“用起來”——如何提升辦案質效，將“新質生產力”轉化為“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監督實踐。

“我們搭上了大數據模型的便車，也趕上了數字檢察戰略的快車。”談及最高檢交辦之后的辦案情況，楊軍向記者介紹，收到線索后，該院組織學習最高檢制發的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辦案指引及相關典型案例，形成民事、刑事檢察部門全參與的“一盤棋”工作格局。

“借助文峰區檢察院數據模型的驅動，在辦理案件基礎上，我們安陽市檢察院與安陽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簽訂《關于建立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與檢察監督工作銜接機制的實施意見》，牽頭成立由法院、社保等部門組成的專項整治專班，定期會商案件，目前，市區兩級檢察機關在制度上規范了應對虛假訴訟和虛假仲裁的措施，不斷健全完善線索移送機制，府檢聯動、法檢協同，檢察監督不再是‘單打獨斗’，切實將模型優勢轉化為治理實效。”安陽市檢察院黨組書記、代檢察長魯志凌告訴記者。

最高檢民事檢察廳的部署不止于一個模型的“輔導”。在集中交辦依托“確認勞動關系補繳社保虛假訴訟、虛假仲裁類案監督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發現的案件線索之后，今年3月，民事檢察廳又與最高檢數字檢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同確定了12個緊密契合民事檢察工作實際、效果突出的民事檢察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要求各地檢察機關嚴格依法審查、篩查通過大數據發現的監督線索，著力實現深層次監督。“通過大數據模型輸出的是案件線索，并不直接等于已查實的監督案件。從案件線索到最終成案，中間關鍵一環就是調查核實。”藍向東特別強調，模型篩查只是起點。對于模型篩查出的線索，一定要經過充分的調查核實，防止線索資源浪費。

“借助調查核實，也能為后續模型持續迭代升級提供精準參考，有助于持續釋放大數據的治理效能，使之成為促進法律監督提質增效的強勁引擎。”藍向東表示。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作者：于瀟 郭曉楠

編輯：劉子昌 張雪瑩 張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