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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里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這是咋回事呢?
可以篤定的是,這絕無可能是太史公故意造謠孔子——他沒有任何編造孔子家世流言蜚語的動機。
《孔子世家·贊》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雖不能至,然心鄉(xiāng)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從上面這段話中,可見司馬遷對孔子懷有“高山仰止”般向往和敬意,且專門到孔府參拜瞻仰,以致流連忘返,感嘆孔子是“至高無上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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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司馬遷的老師,便是孔子十一代孫孔安國和漢初大儒董仲舒,耳濡目染,尊師敬道,他怎可能憑空捏造“師祖”孔子家世的緋聞。
還有,司馬遷寫作《史記》異常嚴謹——其一是,司馬遷“擇其言尤雅者”,對“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素材”略而不用;其二是,相互抵牾難斷真假的,寧可并取之。此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寫作出發(fā)點和態(tài)度,歷來被世人所稱道。
由此看來,所謂父母 “野合”生下了孔子,是一件八九不離十的史實。
其實,問題的關鍵在于,“野合”的含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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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司馬貞的《史記索引》,被認為在詮釋《史記》方面,具有相當?shù)臋嗤浴?/p>
《孔子世家》上述記載之后,司馬貞注曰:“蓋謂梁紇老而徴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
他這個說法,是參照前朝徐廣、裴骃、鄒誕生等人對《史記》的研究,并吸取韋昭、賈逵、杜預、譙周關于“儀禮”的記述得出來的。
所以,他的此一說法,并非“隨意一說”或 “為尊者諱”之言。
元代王惲在《玉堂嘉話》卷六亦載此事云:“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這與司馬貞所說一致,不過更具體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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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桂馥《禮樸》卷二云:“《史記》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禮于女氏之廟也。”
這是新的說法。按照孔子所講授的《周禮》,男子成婚,必經成禮于女氏之廟環(huán)節(jié)。沒經此環(huán)節(jié),便不合禮數(shù),遂稱“野合”。
此一說法,倒并非沒有依據。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載,孔丘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罄也。”《疏》:“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于宮內。”
按照周禮,祭祀禮器不得出國門,配享鐘罄的禮儀也不該在廟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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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直到當代,對司馬遷的記載,采用司馬貞解釋的居多。至于“荒郊野外”云云,有人持此說,但并無絲毫依據。
孔子之父年紀過大,而母親又太小;或沒經過“成禮于女氏之廟”也是可能的——總之,不甚合禮數(shù)。
先秦史學者張秉楠先生著有《孔子傳》。他推測,孔子母親顏征在“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關系破裂,帶著尚在襁褓的兒子離開”,并于艱難的生活中將孔子養(yǎng)大。所以,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她終生諱言孔子父親的詳情,連其墓地所在也不告訴孔子。
孔子母親“同孔家關系破裂”,便更可能與婚姻不合禮數(shù)屬,即非“明媒正娶”而屬于“野合”有關了。
《孔子世家》說,孔子在母親去世后,曾長時間停其靈柩于“五父之衢”,后來從陬邑挽父那里打聽到父親的墓地所在,這才把父母合葬了。
或許正是因為從小經歷母為“棄婦”、己是“孤兒”這樣的特殊經歷,孔子并非是一個老八板兒的“道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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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楚簡《詩論》)
上博楚簡《詩論》里,記錄了孔子對《詩經·邶風·谷風》,還有《葛生》、《鵲巢》等詩中關于“棄婦”的態(tài)度,雖然他不贊同《谷風》中“棄婦”的怨天尤人,但又表達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并從中體現(xiàn)出一種“寬容”和“剛強”的品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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