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遠喜、溫惠案庭審出現轉折點，辯方陷入“偷著樂”與“我是被你害的”的內部攻訐

文｜李宇琛

2025年9月21日，廣東順德法院。一場已經持續了三十余天的審判，在被告席上的一次內部言語交鋒中，抵達了它的沸點。

上午的庭審，焦點本應是對證人丁某珍證言的質證。被告人寧遠喜在冗長的發言中，先是痛陳自己被關押三年多的痛苦，感慨開庭四十多天“沒有見到良法善治”，甚至說自己每天壓力大到需要回去讀佛經。

在一系列鋪墊之后，他將話鋒意外地轉向了身旁一直沉默的同案犯——溫惠。

他對著法庭說道，言語中提到了溫惠：

溫惠都偷笑了！把你撇開了，你以為跟你沒關系了？那你還坐在這里干什么？！不要偷著樂，法庭也不是馬上放你走！讓你的律師申請取保啊！

這番在公開庭審上對同案人的突然指責，立刻引發了激烈的回應。

溫惠隨即大聲反駁。根據庭審記錄，她直接對寧遠喜發出了指控：

我是被你害的！

她緊接著補充，將指控的范圍擴大：“被你和葉華能害的！”

被告席上，戰爭正式爆發。

但這，僅僅是開始。

1

溫惠的爆發，并不僅僅宣泄了情緒，更是將整個審判棋局 攪亂。

在喊出那句決裂的宣言后，她緊接著向法庭拋出了一個顛覆性的“事實”，將整個案件的證據基礎，攪成了一團亂麻。

當法庭進入她的質證環節時，她請求親眼看看那份作為核心物證的1500萬房產交易臺賬。

然后，她一字一頓地宣布，那份臺賬上作為關鍵定罪證據的幾行手寫字，不是證人丁某珍寫的，是她自己寫的。

這一駭人聽聞的自認，立刻讓案件的核心物證出現了兩個截然相反的作者。丁某珍在庭上言之鑿鑿是她親筆所書，現在溫惠也言之鑿鑿是她的大作。一份物證，兩位作者。

為了給這個驚人的翻供提供合理的解釋，溫惠在法庭上講述了一個充滿悲情色彩的故事。

她聲稱，自己之前之所以一度妥協，是因為不希望他們多年鐵三角的關系世代結仇。她將自己一度的沉默與配合，解釋為：

一種顧全大局的偽證。

目的不是為了把誰釘死，而是試圖讓大家重回談判桌上。

這套說辭，試圖將她從一個涉嫌職務侵占的被告，重塑為一個在多方勢力中斡旋、忍辱負重，最終在盟友背叛后幡然醒悟的復雜角色。

她聲稱，臺賬的內容，是在辦公室由他人口述，由她記錄下來的。她說，如果能證明字是她寫的，那就說明丁某珍在當庭撒謊，其證言乃至所有相關證人的證言，都應該被全盤推翻。

她甚至對法庭表示，自己很擔心丁某珍會提前拿到臺賬反復練習，把筆跡模仿得很像。

這番陳述，信息量巨大。它不僅將矛頭直接刺向了證人丁某珍，更重要的是，它徹底改變了溫惠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定位。

在拋出這顆重磅炸彈后，她對著寧遠喜，說出了一句讓兩人犯罪同盟關系再無轉圜余地的話：

不釘死我，就定不了你的罪！

這句赤裸裸的宣言，無意中也道出了一個樸素的邏輯：他們的命運早已捆綁。這既是她對寧遠喜的公開攤牌，也是對兩人共同涉案事實的一次深刻揭示。

法庭之上，空氣仿佛已經凝固。

一個在過去四十多天里，槍口一致對外、協同作戰的堡壘，為何會在一夜之間，就走到了公開互戕、自我毀滅的境地。那個曾經沉默的寧遠喜，為何選擇在此時發難。而那句“你是啞巴嗎”的質問，又是在怎樣的壓力下喊出的？

要理解這場內爆，時間必須倒轉。有些答案，藏在昨天庭審的靜默里。

2

時間倒轉至9月20日。

那一天，被告席上的寧遠喜與溫惠，至少在表面上，還是一個立場鮮明、槍口一致對外的戰斗堡壘。然而，也正是在這一天，堡壘的基石上，被鑿開了一道致命的裂痕。

當天上午，合議庭宣布了一個決定：

證人葉華能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種疾病，曾因情緒激動突發心梗搶救。

鑒于此，法庭已派員核實其病歷資料，并聽取了醫生建議。為保障證人健康，決定安排其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出庭作證。

這是一個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兼顧查明事實與人道關懷的安排。然而，這個決定，卻像一枚被投入密閉空間的爆竹，瞬間點燃了被告席和辯護席。

溫惠幾乎是立刻站了起來，高聲抗議。她認為這是裝病，是規避對質，法庭的安排沒有公平公正。

她的辯護人則從程序角度提出質疑，認為合議庭的決定：

沒有經過合議，是生氣之下的錯誤決定。

并且事先未告知辯護人，是對辯護人的“欺騙、玩弄”。

他們甚至提出，如果法庭認為葉華能身體不便，可以采取另一種方式：

搬到醫院去開庭。

審判長反復釋明，法庭做出該決定有事實依據和法律支撐，并反問了一個現實的問題：

誰能為一位70多歲、有過心梗病史的老人的健康打包票？

一個令人錯愕的場景出現了。

辯護席上，數人異口同聲，對著法官席高喊：

我們保證！

這聲勢浩大的集體擔保，讓法律的嚴謹瞬間蒸發。

其中一位辯護人，更是將前一天要求丁某珍發誓的邏輯，用在了自己身上。他當庭發下毒誓：

葉華能如果死了，我愿意為此跳樓。

法庭之內，充斥著高分貝的抗議與極端化的表達。被告方試圖用一種決絕的姿態，迫使合議庭收回決定。溫惠和她的律師團隊，此刻正沖在對抗的最前線。

然而，在這場堪稱激烈的集體行動中，一個人的反應卻極不協調。

作為本案的第一被告，也是這場風暴理應的中心，寧遠喜在整個上午的激烈交鋒中，始終保持著一種異乎尋常的安靜。他面無表情，正襟危坐，仿佛眼前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在溫惠慷慨陳詞時，他沉默；在律師團集體擔保時，他沉默；在辯護人發下毒誓時，他依然沉默。他：

一言未發。

他的沉默，并非鎮定，而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戰術撤退。

在溫惠和她的律師團于前線沖鋒陷陣、不惜以沖撞法庭秩序的方式進行抗爭時，他這個理應最需要證人對質的人，卻選擇了作壁上觀。

這是一種無聲的切割。寧遠喜用沉默，在自己和溫惠之間，劃下了一道清晰的界線。這沉默仿佛在說：

這是你們的沖動，與我的策略無關。

一個牢固的同盟，最怕的不是外部的炮火，而是內部的靜默。因為靜默，意味著立場的分野與責任的剝離。

這種沉默所帶來的背叛感與壓力，讓沖鋒在前的溫惠無法忍受。

在上午休庭、離開法庭之際，她終于將積壓了一早上的怒火，直接噴向了身旁的寧遠喜。

根據旁聽人員的記錄，她轉頭對著那張沉默的臉，大聲質問：

寧遠喜你是啞巴嗎？！你那么害怕葉華能到庭嗎？！

這聲振聾發聵的質問，第一次將被告席上兩人之間的矛盾，以一種毫不掩飾的方式，暴露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它不再是暗流，而是已經噴涌出地面的巖漿。

曾經心照不宣的共同防御契約，已被公開撕開了一道深可見骨的口子。

9月20日這一天，被告方發起了兩場戰爭。

一場是針對法庭決定、由辯護律師和溫惠方主導的明戰，喧囂而激烈；另一場是針對同盟內部、由寧遠喜主導的暗戰，無聲但致命。

明戰的結果，是合議庭在反復釋明無效后，最終在下午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既然辯方和被告人均不接受視頻出庭，法庭決定，不再安排證人葉華能出庭。

一場旨在強制證人到庭的抗爭，最終：

以證人徹底無緣出庭收場。

這堪稱一個程序博弈上的烏龍。

而暗戰的結果，則更為深遠。寧遠喜的沉默，如同一個震爆點，徹底動搖了兩人之間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礎。它讓溫惠清晰地意識到，在這場審判中：

他們或許有共同的敵人，但并沒有共同的命運。

自保，已經壓倒了一切。

那一天休庭后，被告席上留下的，是一個無法彌合的巨大裂痕。它預示著，第二天庭審的沸點，已無可避免。

3

寧遠喜在9月20日的沉默，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力，根源在于，這個由他與溫惠共同構建的防御堡壘，其基石本身就建立在流沙之上。

這個事實，在更早一天的庭審中，已經暴露無遺。

時間必須再次回溯到9月19日。那一天，被告方的陣線整齊劃一，展現出了高度的戰術協同性。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摧毀核心證人丁某珍證言的可信度。

丁某珍的出庭，意味著控方的書面證據開始擁有人格化的呈現。她的證言，如同一根引線，將寧遠喜的個人意志與那筆冰冷的1500萬交易直接串聯起來。

然而，一個深刻的悖論在于：

丁某珍的證言，以及那份臺賬的作者到底是誰，并非決定本案罪與非罪的終極關鍵。

本案的核心法律事實是：

關聯交易。

即，寧遠喜是否利用其上市公司董事長的職務便利，將公司資產以不公允的低價，轉移給了自己實際控制的公司。

只要這一行為路徑被證據證實，職務侵占罪的框架便已成立，無論最初的指令是通過丁某珍下達，還是通過其他方式。

換言之，那份臺賬，更像是這起大型資本運作中的一張便簽，而非藍圖。

但悖論的另一面是，盡管在法律構成上并非不可或缺，丁某珍的證言在庭審的攻防博弈中，卻又是一個雙方都無法繞開的戰略高地。

她是第一個站出來，將寧遠喜的主觀意圖（“你按1500/平米算一下”）和具體行為（“把合同給我讓我去辦”）場景化呈現出來的人。

她把冰冷的交易數據，變成了一個有指令、有執行的鮮活故事。

正是這種直觀性和人格化的沖擊力，使她成為了被告方防御戰中必須被摧毀的遙遠的靶心。

辯方深知，如果不能摧毀這個故事的講述者，那么后續純粹的客觀證據將更難辯駁。

于是，9月19日，在丁某珍簡短地向法庭陳述完1500萬房產交易的經過后，辯護方的攻擊開始了。

寧遠喜的第一辯護人率先發問。他的問題，像精準的剝洋蔥戰術，試圖從丁某珍的身份與動機開始，層層剝離其證言的可信度。

“你在寶新能源任職是應聘還是指派？”

“你的財務工作向誰負責？”

問題在履歷、職權和人際關系中來回跳躍，意圖暗示丁某珍的證言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丁某珍的回答謹慎而簡短：“董事會聘任”、“向董事會、董事長負責”。

在長達數小時的盤問中，被告方展現出了默契的配合。四位辯護人分工明確，問題此起彼伏。被告席上的寧遠喜和溫惠則安靜地觀察著。在那個時刻，他們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戰斗堡壘，槍口一致對外。

然而，無論盤問的細節多么繁復，丁某珍的核心證詞卻始終無法被撼動。當問題回到那筆1500萬的交易時，她的回答也十分肯定。

辯護人：“1500萬元價格由誰定的？”

丁某珍：

寧遠喜給了我一份合同，我才知道的。

辯護人：“臺賬上的字誰寫的？”

丁某珍（看過臺賬后）：

是我寫的。

事實，在反復的語言沖擊下，展現出了堅硬的內核。

盤問過程中，丁某珍一度因重復提問而顯得不耐。根據庭審記錄，她曾向法庭表示，xx律師，你再反反復復問同樣的問題，我就退庭了；法官大人，我不要再回答了：

老是在重復。

這種反應，從側面印證了辯方“飽和式攻擊”的無效。

當辯方意識到，在事實層面已無法取得突破時，一個明確的信號出現了——他們的策略，開始偏離正常的法律辯論軌道。堡壘的基石，第一次遭受了來自事實本身的正面撞擊。

寧遠喜的一位辯護人，在連續多個問題無果后，突然話鋒一轉。他直視著證人席，用一種緩慢而沉重的語氣問道：

你與寧遠喜陳述完全不同，是否愿意發誓，說假話家人不得好死？

這個問題，讓法庭的空氣瞬間凝固。

訴訟代理人立刻表示反對，審判長也當即提示證人該問題不用回答。這句帶有民間色彩的恫嚇，在莊嚴的法庭上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它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當法律論辯無法攻破事實的壁壘時，訴諸于非法律手段的壓力測試，就成了備選方案。這標志著，在庭審的第一天，被告方的防御堡壘，就在核心事實面前，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敗。

正是這場共同的、無法回避的挫敗，為第二天的分裂埋下了炸藥。

一個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同盟，其穩固程度，取決于它對抗外部壓力的能力。

當9月19日的庭審證明，他們精心準備的防御戰術，在丁某珍這個“遙遠的靶心”面前幾乎無效時，這個同盟存在的價值，就開始被打上問號。

他們共同構建的事實豁免區被攻破了。

因此，當第二天（9月20日）出現新的危機時，同盟內部的不同選擇就變得順理成章。

堡壘的基石，從來都不是信任或忠誠，而是共同脫罪這個脆弱的預期。當9月19日的庭審，讓這個預期第一次破滅時，基石就已經碎了。9月20日的沉默，只不過是把碎裂的基石，從地基下抽了出來而已。

4

在被告席日益加劇的混亂與內訌之外，法庭的另一端，一場無聲的戰爭在另一個維度展開。這里沒有高聲的指責，只有圍繞證據、程序與事實定性的邏輯攻防。

控方的邏輯，由公訴人與多位訴訟代理人共同構建，像一部精密的儀器，試圖將所有雜音過濾，只留下證據的內核。

面對辯方在庭上出示的多份錄音證據，公訴人的質證意見言簡意賅。他指出，這些錄音：

均系秘密錄制，且經過剪輯。

在法律上，它們的健康狀況堪憂。

更重要的是，溫惠在其中一段錄音里對梁某說：

1500萬的售價是寧遠喜定的，她并未向葉華能報告。

這段藏在辯方證據里的陳述，像一把回旋鏢，精準地擊中了溫惠自己當庭翻供的說辭。

被害單位的訴訟代理人許蘭亭律師的觀點則更為直接。

他認為，丁某珍的證言前后自洽，符合邏輯。一個人的記憶可能出現細微偏差，但如果完美得像復刻一樣，那才更值得懷疑。

他說：若完全一樣才不正常，更說明其證言真實可信。

另一位代理人李二權律師則補充，丁某珍的回答果決、無疑，可見其對證言的確信。至于她在庭上出現的緊張狀態，應當得到理解。畢竟，不是每個人都習慣在聚光燈下回憶往事。

他們的核心邏輯是：

利益關系不代表一定會說謊，關鍵要看證言能否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拼成一幅完整的拼圖。

這個觀點，像一塊壓艙石，試圖穩住那艘在程序與人情中四處漂移的庭審之船。

與此相對，辯護方的邏輯則從另一個維度展開。他們試圖證明，這艘船從一開始就不該出海，或者說，它早就觸礁了。

他們的核心論點是，這根本不是一樁刑事案件，而是一場被錯誤放進司法熔爐里的公司內部糾紛。

寧遠喜在自書材料和當庭陳述中反復強調，無論是1500萬的房產交易，還是930萬的費用，都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由公司最高層知曉并默許的“特殊獎勵”和“變通處理”。

寧遠喜曾對著法庭發問，一句靈魂拷問直指合議庭：

930萬是獎金，你信我，還是信他？

在他構建的敘事里，這筆錢是他和葉主席之間的約定，一個無需被寫進財報的君子協定。

辯方對證人的攻擊也遵循同樣的邏輯。

他們認為，丁某珍等關鍵證人，都只是那個更大故事里的棋子，其證言不獨立、不客觀。

寧遠喜在質證中稱，丁某珍的筆錄是“有組織的證人會議統一培訓過的證詞”，其庭審陳述是“有備而來，繼續做偽證”。

他們反復強調，本案從立案到庭審的多個環節，都存在瑕疵。他們認為對溫惠采取強制措施不合規，認為合議庭決定“視頻作證”是“欺騙、玩弄”。

在這幾天的庭審中，法庭成為了兩種不同邏輯的碰撞場。

控方、被害公司將書證、物證、證人證言層層串聯，試圖構建一個指向“職務侵占”的、不可動搖的法律事實。

在他們看來，這艘船的航線清晰，羅盤準確，直指犯罪的彼岸。

辯方的邏輯，則更像是一張試圖覆蓋整個案件的敘事網。

他們通過引入“歷史恩怨”、“內部斗爭”、“程序瑕疵”等變量，試圖將一個清晰的刑事指控，解讀為一個充滿模糊地帶的：

復雜恩怨故事。

在他們看來，這艘船早已迷航，風暴和暗礁才是故事的主體。

兩種邏輯，兩種話語體系，在法庭上空交鋒。最終哪一種能被采納，取決于合議庭對證據的最終認定，以及對事實的內心確認。

5

9月21日，在寧遠喜那句“溫惠都偷笑了”的公開指責之后，被逼到墻角的溫惠，引爆了她為自己準備的最后一顆炸彈。

這顆炸彈的核心，是對本案最關鍵的物證——那份記錄著1500萬交易測算的臺賬——所有權的重新定義。

當工作人員將文件送到她面前時，溫惠沒有立刻質證，而是發表了一段漫長的獨白。她說，她為那份臺賬上到底是誰寫的字，“擔心了三天”。她聲稱丁某珍“非常確定是她寫的”，但自己“忍住了，想有更好的效果”。

她甚至向法庭表達了一種離奇的擔憂：

但是萬一把臺賬提前給丁某珍反復練習，她寫的很像，讓法庭認為是她寫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辦了。

這番鋪墊，充滿了懸念與暗示。

它試圖在正式“揭曉謎底”之前，就為丁某珍的證言：

預設下一個不誠信的標簽。

然后，她看著文件，一字一頓地向法庭宣布：“我非常清楚字是我寫的。”

“我是作者”——這個石破天驚的宣告，讓整個庭審的敘事基礎瞬間崩塌。在此之前，所有的指控、辯護、質證，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認知上：這份臺賬與丁某珍有關。而現在，被告人之一的溫惠，親手推倒了這張牌桌。

為了讓這個戲劇性的“反轉”顯得合乎邏輯，溫惠緊接著講述了一個全新的故事版本。

在這個版本里，她不再是寧遠喜侵占公司資產的協助者，而是一個身不由己的記錄員。她說，臺賬是葉華能給她的，上面的內容，是葉華能在辦公室口述，由她寫下來的。

她進一步引申：如果能通過筆跡鑒定證明字是她寫的，那就說明丁某珍在當庭撒謊。而丁某珍之所以敢撒謊，是因為受到了葉華能的指派。由此可以推論，所有來自寶麗華系的證人證言，都可能是虛假的。

這套邏輯，環環相扣，野心巨大。它試圖以“筆跡”這個單一的技術點為杠桿，撬動整個控方的證據體系。

溫惠的策略，是典型的：

以一個更大的故事，覆蓋眼前的事實。

她不再糾結于1500萬的交易是否低價、她是否提供了幫助，而是試圖將整個案件，重新定義為一場由他人主導的、構陷寧遠喜和她本人的巨大陰謀。

她將自己從一個被告，重塑為一個忍辱負重的吹哨人。她甚至為自己之前的配合與沉默，找到了一個悲情的解釋。她說，她之所以一度妥協，是因為不想讓他們多年“鐵三角”的關系“世代結仇”。

然而，當法庭開始圍繞她這個全新的故事版本進行細節追問時，這座精心搭建的敘事大廈，迅速地暴露出其虛假與蒼白的內核。

合議庭的提問冷靜而細致，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探針，刺向她新構建的敘事。

法官：“臺賬是你丈夫朱某萌提供的復印件，原件在哪里？”

溫惠：“我記不住……我能不能申請看一下？”

看過之后，溫惠回答：“記不清了。是2015年從葉華能辦公室拿的，字是我寫的，但是形式記不清了。”

法官：“拿到的是原件還是復印件？”

溫惠：“沒印象……我剛反應過來，想問一法庭這么問的目的是什么？”

在這一連串的問答中，溫惠的說辭，被三個字貫穿始終：

記不清。

她聲稱自己是這起核心事件的親歷者和記錄者，卻對事件的所有關鍵細節——時間、地點、物品形態、后續處理——都無法給出任何一個確切的答案。

她越是想證明自己記得“字是我寫的”這件大事，就越是暴露：

自己對其他所有小事都毫無印象。

這場漏洞百出的陳述，不由得讓人產生這樣的感覺：

她并非為了揭示一個更深的真相，而是為了制造一個更亂的迷局。

通過主動污染核心物證，將清晰的事實拖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泥潭，從而為自己博取一線生機。

這場孤注一擲的翻供，最終以被告席上兩人關系的徹底破裂收場。

溫惠用一句“不釘死我，就定不了你的罪”，為這段曾經的“鐵三角”關系，寫下了最后的墓志銘。

她成功地制造了混亂，也成功地將自己，推向了寧遠喜的對立面。但她沒能用這個粗糙的故事，說服任何人。

因為一個常識是：

真相，是不需要靠記不清來支撐的。

6

如果說溫惠的策略，是在事實的棋盤上掀起一場核爆，試圖用混亂來掩蓋一切；那么寧遠喜的策略，則更像是一場持續不斷的：

話語權爭奪戰。

他試圖用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和解讀方式，為這場嚴肅的審判，注入一種消解的力量。

縱觀幾日的庭審，寧遠喜的發言，充滿了鮮明的個人印記。

他很少直接與控方進行法理和證據層面的硬碰硬，而是更擅長從側翼出擊，攻擊對方的立場、動機，甚至是一些細微的、與案件無關的身體語言。

對證人丁某珍，他沒有像律師那樣，試圖從其證言的細節中尋找邏輯漏洞，而是直接釜底抽薪：

對其人格進行標簽化定義。

他指責丁某珍的庭前筆錄是有組織的證人會議統一培訓過的證詞，庭上發言則是有備而來，繼續做偽證。

在完成這一系列指控后，他似乎覺得仍不解氣，于是用一個極具個人風格的詞語，為這位曾經的下屬重新命名：

丁假假。

這個外號，比任何法律辯論都更具傳播性和殺傷力。它繞過了復雜的證據分析，直接將不誠信的標簽，貼在了證人的額頭上。

對控方，寧遠喜的策略同樣如此。

他很少反駁公訴人或訴訟代理人提出的具體指控，而是更熱衷于：

點評他們的身份與姿態。

在一次質證中，他告誡公訴人：替人說話不要膽子太大，跟什么人打交道、為什么人背書要搞明白。

這番話，與其說是在進行法庭辯論，不如說更像是一位“人生導師”，在對后輩進行提點。

他試圖將被告與公訴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偷換為一種人際關系，從而消解對方的職業權威性。

在另一次發言中，他又用了一個廣為流傳的比喻來形容控方：

孔雀開屏不要忘了屁股朝哪。

這個比喻，粗俗但有效。它成功地將一場嚴肅的法律指控，拉入到了市井閑談的語境之中。

寧遠喜最獨特的，還是他對庭審現場微語言的解讀能力。他仿佛擁有某種：

讀心術。

能夠從對方不經意的一個動作、一聲咳嗽中，解讀出豐富的潛臺詞。

在一次庭審中，他聲稱，被害單位的訴訟代理人在場時：

發出的幾聲咳嗽、幾個動作，都是在打暗號。

他的解讀是：這是意圖提示丁某珍讓其改口。

這個驚人的指控，讓法庭陷入了短暫的沉默。它將一場正常的生理反應，上升到了一場精心策劃的串供陰謀的高度。

這種解讀方式，貫穿了寧遠喜的整個庭審過程。他聲稱自己被關押三年，每天回去都要讀佛經，以此來反襯自己所遭受的非法對待。

他又在發言中頻頻引用人民必勝、正義必勝的口號，試圖將自己的個人案件，與某種更宏大的價值敘事綁定在一起。

寧遠喜的這套話語體系，核心在于：

解構。

他通過給對手起外號、點評對方的姿態、解讀對方的微語言，試圖將一個由證據、法條和程序構建的嚴肅法庭，解構為一個由個人恩怨、立場站隊和陰謀詭計組成的人情社會。

在這個他試圖構建的新語境里，事實和法律的剛性被大大削弱了。重要的是：

誰和誰是一伙的，誰的動機不純，以及誰的姿態更好看。

然而，這套在商業世界或許游刃有余的話術，在法庭這個強調證據與理性的空間里，卻顯得如此格格不入。

它或許能帶來短暫的話語優勢，或許能讓對手陷入一時的尷尬，但它終究無法回答那個最核心的問題：

關于那筆1500萬的交易，關于那份關鍵的臺賬，關于那些被低價處置的公司資產，事實，究竟是什么？

當孔雀收起尾屏，當咳嗽聲歸于沉寂，最終留在法庭中央的，依然是那些冰冷的、無法被話術消解的證據。

7

短短四天，一場本應圍繞商業犯罪事實展開的審判，經歷了一場完整的失序過程。

我們目睹了一場決裂的宣言，如何在被告席上引爆沸點；我們聽到了一個人的戰爭，如何因致命的沉默而打響；我們看到了一個遙遠的靶心，任憑攻擊也無法被撼動；我們感受到了專業的力量，如何用冷靜構筑起法律的秩序。

我們還圍觀了一位作者的誕生，以及她一個漏洞百出的故事；我們聆聽了關于孔雀與咳嗽聲的獨特解讀。

當我們將這幾天庭審中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碎片，從“丁假假”的命名，到“我是作者”的宣告，從“跳樓”的毒誓，到“記不清”的回答，重新拼合在一起時，一幅清晰的圖景便躍然紙上。

這不是一個關于真相撲朔迷離的羅生門故事，而是一個關于犯罪同盟，如何在無法辯駁的事實證據面前，從合謀對抗，走向內部傾軋，最終共同奔赴程序泥潭的線性敘事。

寧遠喜與溫惠的決裂，并非源于個人恩怨或偶然沖突。它的背后，有著鋼鐵般的必然邏輯。

這場驚心動魄的決裂，其最根本的驅動力只有一個：

無法辯駁的犯罪事實。

當辯方精心準備的車輪戰術，在證人丁某珍堅實的核心證言面前無功而返時；當那份記錄著1500萬交易的臺賬，與銀行流水、合同文本共同構成一條難以撼動的證據鏈時，這個同盟的“共同脫罪”預期，就已經破產了。

他們的堡壘，不是被外力攻破的，而是被內部對“敗局已定”的共同認知所瓦解的。

因此，后續發生的一切，都只是這種瓦解過程中的應激反應。

溫惠一方選擇用更激烈的姿態沖撞程序，寧遠喜則用沉默來“止損”和“切割”；寧遠喜用公開羞辱來奪回主導權，溫惠則用“同歸于盡”式的翻供來攪亂棋局。

他們的互相攻擊，比任何證人證言都更響亮地證明了：大難臨頭，各自飛。

而他們所有的庭審策略，無論是制造程序障礙，還是拋出“翻供”的煙幕彈，其本質都是為了逃避對核心犯罪事實的審視。當事實的賬本已經無法被篡改時，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試圖去攪亂審判的賬本。

但這終將是徒勞的。

法律的審判，最終清算的是記錄在案的行為，而不是庭審現場的姿態。

每個人都有一本最后的賬本，記錄著自己的所作所為。無論庭審的過程被注入多少枝節，也無論被告席上上演了何種程度的分裂，那本記錄著最初侵占行為的“賬本”始終都在那里。

它靜靜地躺在卷宗里，不言不語，但每一個數字，都重于千鈞。

這場轉折與決裂，最終無法改變賬本上的任何一個字，也無法改變法槌最終將依據事實落下的方向。因為，賬，是賴不掉的。

李宇琛（立于塵）

寫于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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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庭審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