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5年9 月26 日，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紅章蓋在限制消費令上，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健林的名字，被清晰列出。
這份關聯著1.86 億元執行標的的法律文書，像一枚精準的圖釘，將這位前中國首富釘在了人生的轉折處。
彼時，他名下42 家公司中僅10 家尚存，其余早已在商海沉浮中吊銷或注銷。
法院公告顯示，這筆債務源于武漢萬達文旅置業等公司的經濟糾紛，立案于7 月16 日，歷經兩月協商未果終成強制執行。
萬達內部人士事后對外解釋，是“執行層面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意外，但市場更愿相信這只是52.62 億元被執行總額的最新注腳。
截至9 月底，萬達的股權凍結記錄已達57 條，僅9 月就新增：
145.33億元凍結額度。
2016年的《魯豫有約》錄制現場，王健林坐在自己打造的萬達文華酒店里，對著鏡頭輕描淡寫：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如我先掙它一個億。
這句話后來成為全民調侃的流行語，卻真實折射出那個時代的：
底氣。
回溯1989年，剛從部隊轉業的王健林接手負債149萬元的大連西崗區住宅開發公司，在無指標無土地的困境中，啃下了沒人愿意碰的棚戶區改造硬骨頭。
800 多套房子一個月售罄，1000 多萬元利潤成為他的第一桶金。
2001 年轉向商業地產時，即便當了222 回被告，仍硬生生闖出訂單模式的生路：先簽租約再建商場，把風險轉嫁成確定性。
那時萬達拿地像搶年貨，春節都在開項目會。
2017年萬達鼎盛期，400座萬達廣場遍布全國，海外并購手筆動輒數十億。
王健林在年會宣稱“2020年目標收入2000億美元”時，臺下掌聲能掀翻屋頂。
沒人預料到，高杠桿的大廈會在政策轉向與市場冷卻中悄然松動。
2025 年6 月，北京寰聚商業的股權變更公告悄然公示，何猷君取代王思聰成為董事長。
這個王思聰去年還計劃投資37 億元打造文旅項目的平臺，最終以老股東全部退出的方式完成交接。
同一時期，上海鐵路運輸法院新增的被執行人信息里，王思聰關聯的熊貓互娛仍有1210 萬元債務待償。
這位倫敦大學哲學系畢業的企二代，曾是電競行業的拓荒者。
2011 年收購CCM 俱樂部更名IG，2015 年創辦熊貓互娛，巔峰時估值達50 億元。
但2019 年熊貓直播關停那天，普思資本不得不發布聲明：
不能因單個項目失敗否定全部創業。
如今，他的創業軌跡與父親形成互文：
王健林出售109座萬達廣場收縮戰線，王思聰則清空寰聚商業股權黯然離場。
王健林曾允許兒子失敗兩次，第三次就回萬達上班，但王思聰始終拒絕接班。
當何猷君帶著星競威武在納斯達克敲鐘時，那個被視作榜樣的王思聰，正逐漸淡出公眾視野。
在財經作家吳曉波的記憶里，王健林曾是中國企業家規模崇拜的典型。
2017 年房地產調控收緊，萬達的6000 億負債浮出水面，海外資產拋售潮自此開始：
就像駕著巨輪闖險灘，轉向太慢就會觸礁。
這種困境并非個例。
從早年的牟其中到后來的孫宏斌，太多企業家在周期更迭中折戟。
宏觀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監管政策不斷完善，高杠桿擴張的模式已然失效。
當信用體系的籠子越扎越緊，52 億被執行金額背后，是時代對粗放式發展的：
清算。
9 月的大連萬達總部樓下，保安仍習慣性地為出入豪車敬禮，只是車牌漸漸陌生。
有員工見過王健林最近的樣子，不再穿定制西裝，而是一身休閑裝走進會議室，桌上攤著厚厚的債務重組方案。
他曾說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如今卻要在每一份還款協議上謹慎簽字。
東京澀谷的潮牌店里，有游客偶遇王思聰時，他正低頭翻看手機，身旁女友提著購物袋。
而北京金融法院的公告欄里，王健林的限高令還在公示期。
父子倆一個在海外整理行囊，一個在國內收拾殘局。
秋風掠過萬達廣場的玻璃幕墻，海報上的促銷廣告換了新的品牌。
沒人知道王健林下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時會帶著怎樣的消息，就像沒人能準確預言，下一個浪潮會將誰推向舞臺中央。
文｜蛙蛙和洼
圖片來自電影《讓子彈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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