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表沒有嫡系軍隊，是靠什么在荊州統治到死的？｜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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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巨南

對于劉表這種漢末三國時代的重要配角，大家一般是有所了解卻又知之不深，這就容易產生誤解。本文分析坊間對劉表的常見誤解，挖掘劉表在不同勢力間走鋼絲一般的統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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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元年（190年），由于荊州刺史王睿對于時任長沙太守的孫堅素來無禮遭到后者偷襲，被迫吞金自殺，把持朝政的董卓上書派因反抗宦官專權而聞名天下的劉表繼任，但是此時的荊州卻處于“寇賊相扇，處處麋沸”混亂之中，單槍匹馬上任的劉表不得不與荊州本地士族結成政治聯盟，平定各地叛亂。

在劉表統治的近二十年期間，荊州從昔日的“邊陲之地”變成了“人間樂土”，在經濟上，劉表以休養生息為荊州的治理方針，積極招攬北方流民，輕徭薄賦、鼓勵耕作、興修水利、澄清吏治。到了劉表晚年，荊州成為了外界公認的富庶之地。

在文化上，作為飽讀詩書的儒學大家，劉表在荊楚大地積極普及文化教育，禮賢下士，大力招攬避難荊州的北方士人，立學校，修禮樂，組織宋忠等人全面刪定五經章句，去冗存精，撰寫成惠及后世的《五經章句后定》，在劉表的大力倡導下，荊楚大地逐步形成了以宋忠等人為代表，在我國古代影響深遠，對于長江流域文化普及具有重要意義的“荊州學派”。

然而，盡管在劉表統治時期，荊州物阜民豐、文化昌盛，但因其雄踞荊州近二十年，卻沒有逐鹿中原、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故而受到當時和后世的一些譏評。

在漢末三國的地緣政治中，荊州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人盡皆知。雄踞荊州近二十年的劉表在漢末大亂世卻甘于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從容自保”，沒有逐鹿中原， 一統天下的宏圖大志，自然會招致一些人的輕視。

但是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嗎？劉表沒有逐鹿中原，一統天下的宏圖大志究竟是“不為”還是“不能”？如果劉表真得是昏庸之輩，作為一介書生的他又如何能在叛亂四起的荊州站穩腳跟？在其統治荊州時期，又如何能擊敗孫堅、張繡、曹操的進攻？

另外，眾所周知，劉表單身赴任荊州使其在統一和治理荊州過程中必須依靠蒯越、蔡瑁等荊州本地士族，為了籠絡后者，劉表還迎娶了蔡瑁的姐姐，以鞏固兩者的政治聯盟。但是在荊州的權力格局中，劉表絕非是漢獻帝那樣的“傀儡”皇帝，蒯越、蔡瑁等當權派也沒有成為荊州的“曹操”，在許多涉及“荊州該何處去”的重大問題上，劉表依然能夠“乾坤獨斷”，這又是為什么呢？

只有回答破解這些謎團的背后真相，我們才能給雄踞荊州近二十年的劉表一個公正和客觀的評價。

雄踞荊州，從容自保

劉表字景升，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微山）人，《后漢書·劉表傳》記載：劉表是西漢魯恭王劉余之后，“長八尺馀，姿貌其偉”，由于劉表早年便拜經學大師同郡王暢為師，接受過系統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因此青年時期劉表曾經積極參加過反對宦官專權的“太學生運動”，是黨人集團領袖“八俊”之一，第二次黨錮之禍時，早已經成為中常侍眼中釘的劉表為了避免鋃鐺入獄，被迫逃亡。

黨人領袖之一的劉表

對于劉表十幾年的逃亡經歷，史書惜墨如金，寥寥無幾，但是這一時期，另一位知名黨人夏馥的類似經歷可作參考。《后漢書·黨錮列傳》記載：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

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遍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后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于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茍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可以想象，劉表的遭遇不會比夏馥好多少，然而盡管十幾年的逃亡經歷使其飽受磨難，歷經艱辛，甚至多次遭遇死亡的威脅，但是長期在社會底層隱姓埋名，饑寒交迫的苦難生活也讓劉表深刻洞察民間百姓疾苦的同時客觀上也造就了其堅忍不拔和隨機應變的性格特點，為未來劉表將幅員遼闊的荊州治理成漢末三國大亂世少有的“富庶之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漢靈帝在皇甫嵩和呂強的建議下，大赦黨人，劉表重新出山，受大將軍何進征辟，擔任北軍中候。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駕崩，輔政的何進試圖鏟除宦官集團，反被后者設計殺死，但是宦官集團隨后也被以袁紹為首的士族階層趕盡殺絕，率軍趕來的董卓乘機奪權，把持朝政，袁紹等人逃出京師，組成關東聯軍討伐董卓。

在這時期，發生了一件突發事件，由于荊州刺史王睿對于時任長沙太守的孫堅素來無禮遭到后者偷襲，被迫吞金自殺，董卓上書朝廷派劉表接任荊州刺史。

但是，此時的荊州卻處于一片混亂之中，《后漢書·劉表傳》記載：

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司馬彪《戰略》記載：

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

局勢的混亂使得單槍匹馬上任的劉表只能停留在宜城，為了順利赴任，劉表決心與荊州本地士族結成政治聯盟，對于這一過程，《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司馬彪《戰略》有過精彩描寫：

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茍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

劉表所提及的兩個歷史人物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時期晉文公手下的謀士。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爆發，晉文公向二人詢問戰勝楚軍的策略。臼犯主張用詐謀。雍季卻認為詐謀雖能得逞于一時，但不是取勝的長久之術。后來，晉文公用詐術取勝，但在行賞時，卻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晉文公解釋說，雍季的話，可以百世獲利，咎犯的話，不過是應付一時之急，哪有將一時之急務放在百世之利前面的道理。

劉表稱贊蒯良、蒯越的建議是雍季之論也和臼犯之謀，即是向蒯良、蒯越等荊州本地士族示好，也是其未來治理荊州的基本方針，即先用謀略平定叛亂，再以仁義治理荊州，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仁義事實上還隱含著劉表未來將認可和保護荊州本地士族的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和利益之意。

面對劉表遞過來的橄欖枝，急需仰仗劉表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和其反抗宦官專權而為天下士林所敬仰所形成的崇高聲望來平定內部叛亂的荊州士族不可能有更好地選擇。為了共同的利益，雙方一拍即合，荊州的政治天平向有利于劉表和本地士族的方向發展。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記載：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馀萬。

同傳裴注引司馬彪《戰略》記載：

（劉表）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后漢書·劉表傳》記載：

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于是開土遂廣，南接五領，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余萬。……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奸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

劉表統治荊州近二十年期間，荊州從昔日的“邊陲之地”變成了“人間樂土”。

在經濟上，劉表逐步統一荊州時期，我國其他地區群雄虎爭，狼煙四起，百業蕭條，尸橫遍野，成千上萬躲避戰亂的百姓和士族涌向荊州，“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馀家”（《三國志·魏書·衛覬傳》），人口的增加不僅為荊州的農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而且還給賦稅的增長帶來新的來源。

劉表早年曾經擔任過郡功曹，加之在底層社會十幾年的逃難經歷形成的對于百姓的深切同情，對于在荊州實現太平盛世具有強烈的愿望。因此，劉表在積極招攬北方流民的同時，以休養生息為荊州的治理方針，輕徭薄賦、鼓勵耕作、興修水利、澄清吏治。

到了劉表晚年，荊州成為了外界公認的富庶之地。漢末名士趙岐在勸說董承讓其出使劉表之時強調：“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址，年谷獨登，兵人差全”。（《后漢書·趙岐傳》）魯肅在建議孫權攻占荊州之時也指出：“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在文化上，作為飽讀詩書的儒學大家，劉表在平定內部叛亂后，在荊楚大地積極發展文化教育，禮賢下士，大力招攬避難荊州的北方士人，立學校，修禮樂，《后漢書·劉表傳》記載：“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尉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三國志·劉表傳》裴注引《英雄記》記載：“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后定。”兩漢時期，儒家學者在解釋五經典籍之時，訓釋詞義以外，另外再串講一下經文的大意，是為章句，但是，后來的學者的注解字數越來越多，章句變得長篇累牘，內容繁雜，不利于學習，劉表組織宋忠等人全面刪定五經章句，去冗存精，撰寫成《五經章句后定》，堪稱惠及后世的文化工程。

由于劉表的積極推動，荊州文化教育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劉鎮南碑》記載：“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壘彝，親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墳集，充滿州閭。”

在劉表的大力倡導下，荊楚大地逐步形成了以宋忠等為代表，在我國古代影響深遠，對于長江流域文化普及具有重要意義的“荊州學派”。

對于劉表統治荊州的功績，在其病逝之后，荊州軍民在劉表墓址修建記載其功績的石碑即《劉鎮南碑》予了極高的評價：

俄而漢室大亂，禍起蕭墻，賦臣專政，豪雄虎爭，縣邑閭里，奸仇煙發，州縣殘破，天下土崩，四海大壞。當是時也，雖有孔、翟之圣賢，育貴之勇勢，無所措其智力。君遇險而建略，遭難而發權，招命英俊，援得驍雄，謀臣武將，合策明計。出次北境，遷屯漢陰，因滄浪以為隍，即春葉以為庸。南撫衡陽，東綏淄沂，西靖巫山，保乂四疆。選才任良，式序賢能，簡將命卒，棋布星陳，備要塞之處，戍八方之邊；勸穡務農，以田以漁，余粟紅腐，年谷豐夥。江湖之中，無劫掠之寇，沅湘之間，無攘竊之民。郡守令長，冠帶章服，府寺亭鄉，崇棟高門，皆如其舊；當世知名，輻輳而到，四方襁負，自遠若歸；窮山幽谷，于是為邦。百工集趣，機巧萬端，器械通變，利民無窮。鄰邦懷慕，交揚益州，盡遣驛使，冠蓋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歸功之緒；莫匪嘉績，克厭帝心，即遷州牧，又遷安南將軍，領州如故。

盡管《劉鎮南碑》對于劉表不乏溢美之詞，但是考慮到當時我國其他地區戰亂頻仍，百姓生命賤如草芥，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情況，荊楚大地上下能夠在劉表的統治下結束戰亂，安享太平，百姓至少還能解決溫飽問題。其他不論，就這一點而言，作為后人的我們就應該給劉表大大點贊。

因此，如果我們全面考察劉表的功績，《劉鎮南碑》所提及的“賦政造次，德化宣行”不失為劉表統治荊州近二十年功績的客觀評價。

軍權旁落是劉表最大軟肋

在我國古代社會，軍權是皇權的基礎，一位君主能否掌握實權與其對軍權的控制息息相關。軍權在手自然能夠乾坤獨斷，令行禁止，軍權旁落便會仰人鼻息，淪為傀儡，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劉表統治荊州時期，盡管天下各地依然奉東漢王朝為正朔，但是此時的中國諸侯林立，幅員遼闊、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荊州事實上就是一個獨立的諸侯國，劉表便是這個諸侯國的國君，然而對于劉表而言，盡管其統治荊州近二十年，但是由于缺乏一支自己親自打造的軍隊使得前者對荊州內部的掌控程度遠遠不如同一時期的其他亂世梟雄。

以魏武帝曹操為例，曹操不僅是曹魏政權的“九五之尊”，而且還是曹魏軍隊的創始人和締造者。從中平元年（184年）受命鎮壓黃巾起義，到初平元年（190年）參與關東聯盟，討伐董卓，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逝于洛陽，在其南征北戰，統一北方的的一生中，曹操不僅多次領兵出征，而且選撥了一大批能征善戰的軍事將領，可以說曹魏的軍權牢牢地掌握在曹操手中。

作為漢朝的沒落宗室，劉備能夠在漢末亂世“三分天下有其一”，成為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也與其擁有一支直屬自己的精銳之師有密切關系，從參與剿滅黃巾到蜀漢政權正式建立，劉備依靠關羽、張飛、趙云等名將率軍從河北一路攻城略地，不斷壯大，最終成就一番霸業。劉備高超的政治手腕使其深得軍隊將領的擁戴和敬仰，在蜀漢政權內部，劉備是當之無愧的蜀軍最高統帥。

相對于曹操與劉備，統治荊州近二十年的劉表沒有一支自己親手打造的軍隊是其最大的軟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荊州刺史王王睿被孫堅所殺，朝廷派劉表繼任，當時荊州四分五裂，江南宗賊甚盛，導致劉表無法直接上任，只能單身一人進入宜城，與蒯良、蒯越和蔡瑁等本地士族共同商平定荊州的策略。

由于劉表只身赴任荊州，手上沒有一兵一卒，只能依靠荊州世族的軍事武裝來平定荊州各地的叛亂。當時荊州的軍隊主力主要掌握在蒯良、蒯越和蔡瑁等荊州士族手中，因此倚重和依靠本地士族便成為劉表穩定和鞏固其對荊州統治的唯一選擇。

蒯良、蒯越和蔡瑁等官職的不斷上升以及劉表迎娶蔡瑁之姐為后妻都是籠絡等荊州士族的具體體現。劉表與蒯良、蒯越和蔡瑁等人的關系與其說是君臣關系，不如說是政治盟友關系更合適。

沒兵的劉表靠什么統治荊州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盡管劉表單身赴任荊州使其在統一和治理荊州過程中必須依靠蒯越、蔡瑁等荊州本地士族，為了籠絡后者，劉表還迎娶了蔡瑁的姐姐，以鞏固兩者的政治聯盟。但是在荊州的權力格局中，劉表絕非是漢獻帝那樣的“傀儡”皇帝，蒯越、蔡瑁等當權派也沒有成為荊州的“曹操”。

蒯良、蒯越掌握荊州實權

在許多涉及“荊州該何處去”的重大問題上，蒯越、蔡瑁等當權派固然擁有建議權，但是必須獲得劉表首肯才能得以真正實行，從史書的記載來看，荊州的軍政實權依然掌握在劉表手中。

沒有子弟兵的劉表依然能夠大權獨攬除了他在反抗宦官專權過程中所建立的全國性的政治聲望之外，還跟以下因素息息相關。

1、荊州士族之間的分化

劉表能夠在荊州站穩腳跟并統治近二十年與本地士族的支持和擁戴密不可分，然而，荊州士族之間也并非鐵板一塊，相互之間也圍繞權力分配存在矛盾和斗爭，以荊州當時的頂級豪門—龐、黃、蔡、蒯、馬、習六大家族為例，劉表幕府和荊州州一級的高級官吏基本上控制在蔡、蒯兩大家族或其親友手中，鮮見其他家族的蹤影，這必然導致其他家族的不滿。

《后漢書·逸民傳》記載：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后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從字面上看，這則記載只是說明劉表如何禮賢下士和龐德公如何淡泊名利，但是實質上龐德公的回答卻隱含著對蔡、蒯兩大家族獨占荊州高級官吏職位的不滿，最能證明這點莫過于龐氏家族在劉表時期的命運。

《三國志·蜀書· 龐統傳》記載，“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后郡命為功曹。”

同傳裴注《襄陽記》記載：“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龐統學富五車、才華橫溢，是最受龐德公器重的龐氏家族的后起之秀，但是即使擁有如此才華的荊州士族子弟也只能做到郡級功曹的位置，龐德公的兒子龐令民也就是諸葛亮的妹夫根據《襄陽記》記載到了曹魏時代才獲得了一個黃門吏部郎職務，這說明在劉表時期，龐令民連個像樣的官職都沒有。

而壓制龐氏家族的不太可能是劉表，作為外來戶，劉表必須從眾多荊州士族那里獲得廣泛支持才能鞏固統治，否則也不用舟車勞頓親自出馬邀請龐德公出山，顯然壓制龐氏家族的只能是蔡、蒯兩大家族，道理也簡單，他們不想與其他家族分享權力。

另外馬良家族也是荊州本地的知名家族，但是從《三國志·蜀書·馬良傳》來看，在荊州時期，馬良也沒有擔任過什么高級官吏，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對其他家族的遏制可見一斑！

漢末三國時期是典型的士族本位的社會，士族是社會核心領導階層。每個士族大家幾乎都有獨立的莊園，部曲，在本地勢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由于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優勢，即使不出仕，龐、黃、馬、習家族依然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另外，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影響力主要集中在南郡、江夏郡和南陽郡，荊州南四郡的士族對于前者壟斷權力同樣不滿，荊州士族之間的明爭暗斗意味著蒯良、蒯越和蔡瑁當權派只能依附于劉表并且借助于其政治權威才能維護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時劉表為了荊州的全局考慮作出一些不利于等蒯良、蒯越和蔡瑁當權派的決定，后者也不得不接受和執行。

2、引進外部勢力

有意樹立當權派對立面

在劉表統治荊州初期，盡管本地士族之間的分化對立為其鞏固統治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但是對于劉表而言，由于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手握重兵，在本地世代經營，又囊括了荊州多數高級官吏的職位，僅僅依靠在野士族是遠遠不夠的.

為了避免被架空，劉表還利用漢末大亂世群雄爭霸的時代背景，引進外部勢力，在強化對外防御的同時，在無形中起到制衡當權派的目的和作用。

建安元年（196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出走南陽，因糧盡而攻打南陽郡的穰城，卻中飛矢而死，其侄張繡于是收兵而退出穰城。荊州官員知道后皆向劉表祝賀。劉表卻說：“張濟因窮途末路而來，我作為主人卻如此無禮，這并非我的本意，故我只受吊唁而不受祝賀”，之后，劉表又派人招誘張濟的余部，他的部眾聞訊大喜，都服從劉表。在賈詡的說服下，張繡屯兵宛城與劉表聯合，成為劉表在北方的藩屬勢力，替他抵御曹操。

建安六年（201年），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擊敗袁紹，自南追擊劉備集團，劉備派遣麋竺、孫乾出使荊州，準備投靠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國志· 蜀書· 先主傳》）

收留張繡和劉備并不是在家中吃飯多雙筷子那么簡單，張繡和劉備都是擁有軍隊和部下的亂世梟雄，荊州接納他們必須提供城池、糧草、武器和后勤補給，這些歸根結底來自荊州士族，由于張繡很快投降曹操，劉備集團的到來對于荊州政治生態的影響更為深遠。

張繡、劉備都是劉表的工具人

劉備本人天下聞名的政治聲望，關羽、張飛等猛將萬夫不當之勇，以及在野士族積極向前者靠攏意味著長久以往，劉備集團一定會成為荊州內部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這必然導致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的警惕和不滿。

然而盡管如此，劉表不顧他們的反對，同意接納劉備集團，除了劉備與曹操勢不兩立，將其安置在新野能夠建立在曹操與荊州之間建立有效緩沖帶之外，利用劉備集團牽制當權派，防止后者尾大不掉也是劉表的主要考慮。

3、扶持親信將領

除此之外，劉表還有意扶持忠于自己的親信將領。盡管由于史料的缺乏，我們對于荊州將領中哪些屬于 當權派，哪些忠于劉表很難作出清晰判斷，但是透過史書的只言片語，我們依然能夠找到幾個忠于劉表的親信將領的痕跡。《三國志·魏書·文聘傳》記載，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御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愿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記載：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這兩則記載透露了幾個重要信息。首先，文聘、王威并不屬于當權派，否則他們早就跟隨前者到曹操那里邀功請賞，其次，文聘、王威應該都受到劉表的知遇之恩。

至于劉表提拔他們的原因，不僅僅在于其驍勇善戰，根本原因還在于他們與當權派處于對立的狀態，提拔他們可以對 當權派形成一定的牽制作用。

4、劉表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

劉表固然是一個重視仁義道德，只求從容自保的守成之君，但是骨子里仍是擁有高超政治手腕的權術大師。為了更好地說明這點，我們不妨以韓嵩出使曹操一事為例。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記載：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杰并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后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御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后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同傳裴注引《傅子》記載：

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圣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韓嵩出使許都返回荊州被劉表投入監獄嚴刑拷打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簡單，在政治傾向上，劉表更親近袁紹，排斥曹操，但是蔡瑁等當權派卻是徹頭徹腦的親曹派，這些是當時荊州上下人盡兼知的事實，韓嵩主張投靠曹操不是他個人的建議，代表的是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的意見，劉表沒有拒絕韓遂的建議，相反順水推舟派其出使許都，實質上是欲擒故縱，請君入甕。

等韓嵩回來，盛贊曹操，劉表立即勃然大怒，不惜將其投入監獄，嚴刑拷打，公開的理由是懷疑韓嵩被曹操收買，事實上卻是向韓嵩背后的當權派發出嚴重的警告，即只要我劉表還活在世上，你們休想荊州投靠曹操！

5、坐視當權派壓制劉備

盡管劉表有意利用劉備牽制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但是與后者的政治聯盟畢竟是其統治荊州的基礎和前提，因此一旦劉表發現劉備集團勢力壯大存在尾大不掉的威脅之時，便會有意利用當權派打擊劉備。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注引《世語》記載：

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踴三丈，遂得過，乘浮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殺害劉備不遂一事是后者客居荊州時期發生的一件大事，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從當時荊州內外環境來看，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固然對劉備極度不滿，但是還不至于到想殺害的地步。

道理也不復雜，如果劉備一死，關羽 張飛一定會率軍復仇，試問，當時荊州將領有誰會是關羽 張飛的對手，另外假如荊州大亂，江東的孫權很可能會乘虛而入。顯然蒯良、蒯越和蔡瑁當權派并不是真的想殺害劉備，而是給他一個警告。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當時在荊州提供給劉備的糧草、武器、 賦稅等后勤補給方面，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如果不是刻意削減便是時時拖延，耐人尋味的是，當權派對于劉備集團的敵視態度，劉表作為荊州之主，不可能沒有察覺，但是劉表卻聽之任之，而劉表默認等當權派打擊壓制劉備主要想達到以下目的：

一是劉備集團進入荊州之后，由于在野士族積極向劉備靠攏，勢力呈現坐大的趨勢，這犯了劉表的忌諱，蒯良、蒯越和蔡瑁等當權派警告劉備對劉表也有好處。

二是劉表接納劉備已經導致了當權派的不滿，默認后者打擊劉備集團有利安撫人心，畢竟統治荊州還需要他們。

三是當權派與劉備的矛盾越大，任何一方都越要依靠劉表，劉表的統治基礎就越牢固。

知道了這些，相信讀者朋友對于為什么沒有自己的子弟兵的劉表依然能夠雄踞荊州，掌權近二十年困惑不解了！

本文節選自巨南的新書《三國的暗線》，該書對漢末三國的一些歷史進行了重新闡釋，得出了一些新觀點，大司馬雖不是每一條都同意，但還是頗有啟發，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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