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萬億，將如何撼動你的錢包？

伙計們，一項關乎國家“錢袋子”安全的重大體制變革，在國慶節前悄然落子。

但貌似在國慶、中秋雙節的歡樂祥和氣氛中略過了公眾視野…

今天咱們好好盤一盤這個事兒。

9月29日，多家媒體報道了財政部的一項重大機構調整，即將組建專司政府債務管理的新部門。

目前新部門的人員配備、職能劃分和運行機制都在緊鑼密鼓地籌劃中。

眾所周知，防范化解債務風險，這些年一直都是財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迄今為止始終都沒有一個部門專門負責債務管理。

財政部藍部長在9月12日召開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也曾透露：

“十五五”期間，將繼續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加快建立健全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在發展中化債、在化債中發展。

你細品，路徑和目標，是不是講了個明明白白？

目前，財政部政府債務管理職能分散在多個部門和單位，也就是人們常常聽到的“多頭治水”——

預算司政府債務管理處承擔主要管理職能； 國庫司相關處室負責內債發行、兌付； 部屬事業單位配合開展統計分析、合規性監控等工作； 監督評價局加強對地方違規舉債監督檢查； 各地監管局對地方政府債務實施監控，發現隱患及時反饋…

這種分工模式，好處是各有所司，但對管理協作與方向統籌的要求非常高，且難以形成監管合力。

如今擬成立全新部門專班管理債務，最明顯的兩點改變在于：

債務管理正在從分散走向統一、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治理；

過去分散在不同部門的債務管理職能將被有效整合，構建“全鏈條、全周期、全口徑”的管理體系。

用咱們特別熟悉的一句話講，叫“專事專辦，集中精力辦大事”。

具體來說，新部門的職責主要可以拆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削減存量債務，以便輕裝上陣。

這是當務之急，核心目標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的債務壓力，為其減負松綁。

多措并舉、協同發力、以時間換空間依然是核心方法論：

一方面，統籌運用財政資源，通過提前下達后續年度的債務限額、靠前使用化債額度，為地方提供明確的資金預期和操作空間。

另一方面，積極盤活存量資產，推動地方政府通過處置、出租或證券化等方式，將閑置的和低效運行的國有資產轉化為高效資金。

本質上講，是將化債工作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作深度綁定，以達成以下兩項目的：

幫助改善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有助于其輕裝上陣，健步前行；

引導地方擺脫對債務的過度依賴，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掃清障礙。

第二，防止新增風險：立規嚴控，服務長遠利益。

打個通俗點兒的比方就是“既要滅火，也要防火”。

制度上，推動隱性債務與法定債務合并、建立全口徑監管制度，徹底封堵各類變相舉債的可能。

監管上，實現對所有政府債務進行動態管理，確保將新增債務風險控制在萌芽狀態。

問責上，嚴格落實“舉債終身問責制和債務問題倒查機制”，保持高壓態勢。

通過這套“制度+監管+問責”的組合拳，從源頭上遏制無序舉債的沖動。

第三，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提質增效，最終驅動經濟發展。

過去，部分地方存在“重債券發行、輕資金使用”現象，導致資金閑置或低效。

而新部門旨在通過強化債券“借用管還”全生命周期管理組堅持“資金跟著項目走”的管理原則，確保債券資金精準投向具備顯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領域——

譬如國家重大戰略、新興產業和重大民生領域項目。

而最終目的，就是要在關鍵領域內，將每一筆債務資金的乘數效應最大化，將債務真正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能。

要理解當前設立專職化債部門的深意，必須得看清當前的化債形勢。

筆者結合當前實際，總結了以下三點，是新部門不得不應對的——

首先，地方債務問題必須加以嚴控。

截至2025年6月末，我國地方全口徑債務規模為?92.6萬億：

其中包含國債34.6萬億、地方法定債務47.5萬億、地方隱性債務10.5萬億，負債率為68.7%。

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仍屬于中等偏低水平。

從國家整體的宏觀杠桿率來看，中國政府的債務風險是相對可控的，但確實已經到了應該引起足夠重視的時刻。

另據財政部2024年度報告顯示：

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有23個債務率超過100%，其中8個超過150%。

簡單理解就是，這些地區即使將全年財政收入全部用于還債也無法覆蓋已有債務。

細數這些地方債務的主要來源，大致有這么四個：

地方基建投資、地方人事開支、社保和民生支出以及隱性債務積累。

自2023年10月以來，中央層面持續推動一攬子化債政策的實施。

至2024年，累計批準的化債政策規模達到12萬億，覆蓋全國所有債務高風險地區。

2025年則進一步明確了“在發展中化債、在化債中發展”的基本方針，為債務化解工作提供指導。

而這些具體工作，將來有望由新成立部門統籌執行。

第二，土地財政模式的歷史性退潮，加劇了地方財政挑戰。

土地財政模式的興起可追溯到1994年分稅制改革。

彼時，以“收入權力逐步集中、支出責任維持下放”為特征的分稅制改革重塑了央地間財權和事權的分配格局。

雖然強化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行事風格，但給地方財政收支平衡帶來了壓力。

這一時期，地方謀求擴大財源的意愿逐步增強，而土地以其稀缺性、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高度綁定等特征，迅速登上歷史舞臺。

尤其是在98房改之后，土地出讓金收入逐漸成為地方兩本賬中增長最為迅猛的那一部分。

雖然學名叫做第二財政，但在不少地方其所占比例早已超過第一財政。

以土地財政高峰時期的2017-2021年為例——

像南京、武漢、廣州、西安、貴陽、南寧、常州、珠海、溫州、昆明等城市土地財政依賴度均超過100%； 杭州、佛山均在140%上下，土地財政依賴度在全國名列前茅； 蘇州、長沙、重慶、天津等城市土地財政依賴度相對較低，但也有50-70%之間； 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一線城市土地財政依賴度更低，大致維持在20-40%。

但在2021年，全國賣地收入達到歷史頂峰的8.7萬億之后便開始一路下滑：

2024年，全年賣地收入僅約4.87萬億，2025年上半年繼續下調至不足1.43萬億。

這主要與城市化的發展階段與人口形勢密切相關，我們據此可以理解為某種不可逆性。

留給化債新部門的課題主要有兩個：

因賣地收入下滑而導致的財政缺口，應該如何應對？

在土地財政戒斷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動地方持續化債？

第三，地方財政壓力給“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的動態平衡加了一層buff。

這個問題觸及了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矛盾：

傳統路徑下，要實現穩增長就要加杠桿，而防風險的核心就是去杠桿，經濟學界常用“蹺蹺板”來形容這種動態平衡現象。

過去幾十年里，我國為實現穩增長目標，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其實就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鐵公基投資。

這套模式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賣地拿到的土地出讓收入，與地方通過融資平臺實現的借債。

前文說到，土地財政下行已成定局，以鐵公基為核心的地方舉債老路收效衰減，按老路子加杠桿大概率行不通。

無論國家層面也好、地方層面也好，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推動債務模型朝就業、民生、科技創新、收儲存量房等方面轉向，將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大短期投入。

這對當前的地方財政壓力而言，無疑是不小的考驗。

最有可能的出路是啥呢？

結構性加杠桿、有效化解存量+理性控制增量以及尋找新的增長引擎。

前兩項需要財政端直接發力，最后一項需要財政端間接發力給予支持。

以上，是個人的一點愚見，期待新成立的債務管理部門給出段位更高的打法。

客觀來講，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但結構性、區域性風險應當引起重視，且隱性債務壓力需警惕。

能否順利實現化債目標，關鍵點在于以下三個——

能否成功且平穩地化解地方隱性債務，避免引發大規模的信用違約；

地方政府能否找到替代“土地財政”的新的、可持續的財政稅收來源；

央地之間財政事權劃分和轉移支付體系能否進一步優化，從根本上完成減負。

此番財政部設立新部門，并且有針對性地處理上述問題，相當于將化債工作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接下來，地方、城投系以及金融機構對于以上這一切變化的體感，大概率會是最為明顯的。

從地方角度來看，衡量KPI或將發生改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地方像一個“無限責任公司”，增長沖動常常壓倒財務紀律。

而財政部最新成立的這個新部門，意在將其重塑為恪守預算、講求實效的現代地方治理主體。

這意味著，地方的“權力清單”將與“債務負面清單”直接掛鉤。

這樣一來那些財力雄厚、治理規范的城市有望獲得更高的信用評級和更低的融資成本；

而債務混亂的地區，不排除其融資渠道將實質性收窄、融資成本也將進一步走高。

這一趨勢與當前的城市化方向是高度一致的。

未來地方之間的競爭，很可能會從“誰更會借錢搞建設”轉向“誰更會維護營商環境、培育稅基、盤活存量”。

這涉及到了地方生存模式的根本性轉變。

從城投系視角看，一場“刮骨療毒”式的轉型已然開啟。

過去，城投公司靠著地方信用背書，既扮演著基建狂潮時代的馬前卒，也充當著隱性債務的蓄水池。

新部門的成立與化債大背景雙重考量下，“政府的歸政府，企業的歸企業”這一原則很可能會被執行得更為剛性。

未來，若城投平臺與地方信用的“臍帶”被剪斷，融資邏輯也將從信仰驅動轉向資產驅動。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城投系將出現前所未有的分化：

手握能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如供水、供熱、停車場、物流園區）的城投，或將通過REITs、ABS等方式盤活存量、輕裝上陣，成為真正的城市運營商。

資產質量一般、債務沉重的城投，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漫長的債務重組進程，通過以時間換空間，在財政和金融的支持下緩慢化解債務。

少數缺乏實質業務不太行的平臺，有可能會迎來一波市場化出清。

說白了，城投系未來也必須靠自己掙飯吃才行。

從金融機構視角看，相關資產與風險可能會迎來的重新定價。

在地方債務擴張的歷史周期，金融機構為增長目標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燃料。

而在未來的新形勢下，資產端信仰褪色，以往基于政府隱性擔保的無風險利率可能成為歷史。

基于此，銀行、券商等機構必須建立更精細化的風險評估模型，對每一筆地方相關融資進行穿透式管理，真正識別底層資產的風險和收益。

更通俗理解就是“躺著賺利差”的時代即將結束了。

金融機構要順應時代發展，就必須實現從“放貸中間商”向“綜合金融服務商”轉型——

比如說提供包括債務重組、項目融資、財務顧問在內的綜合化服務。

而這恰恰也是諸多國際投行曾經或正在經歷的。

當然，這一過程可謂挑戰與機遇并存：

挑戰在于，過往的路徑依賴形成了舒適圈，要和舒適圈說再見，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

從現實角度看，這個過程是否順利，有相當大一部分取決于金融機構存量資產的質量。

而機遇則是，整個化債過程將催生巨大的新型增量業務需求：

譬如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設計化債方案等等，在這些方面，其實銀行業大有可為。

從投資端來看，銀行業也極有可能將注意力更多投向財政資金引導的新興關鍵領域。

對我們普通人而言，這場宏大的債務化解行動，看似遙遠，實則息息相關。

它意味著我們身邊的市政工程或許會更注重實效，公交地鐵的補貼、公園學校的維護，都將建立在更可持續的財政基礎上。

它也關乎著我們錢包的隱形安全——

地方財政穩健，我們的養老金、醫保基金才能更踏實，未來的稅負壓力也更能預期。

說到底，化債不是為了幾個數字，而是為了守護社會運轉的根基，讓我們對未來少一分顧慮與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