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專欄】馬駿：美國“退群”對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影響有限

題記： 2025年3月，北大國發院智庫中心在中新經緯上開設“北大國發院智庫系列專欄”。本文為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教授、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聯席主任馬駿為專欄撰寫的文章。

最近，美國在氣候領域的一系列“退群”行為，如退出《巴黎協定》、退出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以及在美國國內廢除通脹削減法案中的許多舉措，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前景的擔憂。

然而，美國退群對全球可持續金融的實際影響較為有限。美國退群之后，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擁有全球最大的綠色產業、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市場的國家，應該當之無愧地發揮更強的組織引領作用，提升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的信心，撬動和促成更多的私人部門資金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投資。

美國聯邦資金退出對全球可持續投資的影響有限

據筆者粗略估計，以綠地投資為邊界(不包括二級市場對綠色證券和基金類產品的投資)，目前實際發生的全球可持續投資的總規模已經達到每年約3萬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綠色投資約為每年1.2萬億美元。從資金構成來看，政府財政資金所占比例相對較小，僅在10%左右。在美國國內，2022年聯邦政府提供的支持可持續投資的政府撥款約為500億美元(包括給清潔能源、電動車、碳捕捉和其他氣候項目的投資、研發經費與補貼)，占美國全部私人部門年度可持續投資估計數(約1萬億美元)的5%。從國際援助角度來看，近年來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動員的氣候資金(包括發達國家政府提供的資金)不到1000億美元，占全球可持續投資需求量的比例不足2%。在這1000億美元中，美國的貢獻占比不到10%，換句話說，美國聯邦政府資金支持他國的氣候資金占全球可持續投資總需求的不到0.2%。

上述情況意味著美國聯邦政府減少在氣候領域的投資，并不會從根本上動搖全球可持續金融的資金根基；即使美國通過各類國際組織和氣候基金提供的氣候資金降到零，對國際氣候進程產生的實質影響也是有限的。

當然，美國氣候政策的180度反轉，也在于其對一些私人部門機構(如美國金融機構)在該領域的信心打擊，部分體現在這些金融機構迫于壓力退出GFANZ(格拉斯哥凈零金融聯盟)、CA100+(氣候行動100+)等網絡，某些金融機構開始在官方網站撤下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承諾宣言。由于這些情況，金融業內的一些從業人員開始擔心未來可持續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否還會像過去一樣強勁。

事實上，可持續金融發展的真正動力并不是來自某些機構的宣誓或表態，而是綠色和低碳經濟的發展給許多國家的產業、企業和就業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和實實在在的利益。以中國為例，最近幾年，以新能源、電動車、電池為代表的綠色產業的增長大幅帶動中國GDP增長，在產生環境氣候效益的同時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技術創新和就業機會，也為金融服務提供了更大的業務發展和利潤空間。這些機遇也同樣會青睞所有愿意投身于綠色低碳發展的國家、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

因此，只要全球其他國家和政府以及主要金融機構、美國的非政府機構共同努力，更加積極、創新地動員私人資金參與到氣候減緩、適應等可持續投資中，就完全可以對沖美國政府退群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與國際社會如何合作來推進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

(一)提升國際可持續金融的兼容性和互聯互通

建立有兼容性的可持續金融標準是促進跨境綠色資本流動，幫助全球尤其是南方國家開展綠色融資的關鍵之一。如果每個國家都自己搞一套綠色金融的界定標準，而且標準不統一，就會導致市場分割、認證成本上升等問題，從而抑制跨境資本流動。2020年，在中國人民銀行提議下，中國和歐盟牽頭發起了IPSF(國際可持續金融平臺)可持續金融目錄工作組，其宗旨就是提升國際可持續金融標準的可比性、兼容性與一致性。

另一項構建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的重要基礎工作是逐步統一各國可持續披露的標準與規范。許多國家雖然表示了對ISSB(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的原則性認可，但在出臺強制披露的相關要求方面顯得十分猶豫，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的參與者(如企業和銀行)普遍表示實施ISSB準則的難度大、成本高。在沒有數字技術幫助的情況下，中國的一個中型上市公司要按ISSB來編制披露報告，成本可能在50萬-100萬元人民幣，在其他國家的成本可能更高。如果能夠通過AI(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的運用，整合全球排放因子庫、強化能力建設等工作，將數據采集、計量、報告的成本大幅降低，并有效對接到金融機構，就有望說服更多的國家參照ISSB準則盡快推出強制性披露要求，從而建立全球兼容的可持續信息體系，為促成以氣候信息為基礎的可持續金融服務提供保障。在這個領域，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國AI的人才占全球一半，普惠金融中數字技術的應用已經在全球領先，類似的方法與工具完全可以用于大幅降低可持續信息披露成本并賦能綠色金融。

自愿碳市場作為可持續金融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工具，可以在為全球減排提供激勵機制和融資能力方面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全球統一的標準以及一些市場在運行中缺乏規范性與透明度，近年來出現了多個碳信用“洗綠”事件，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國際自愿碳市場誠信委員會(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或ICVCM)從2021年開始編制可以適用于全球的自愿碳市場國際準則，于2022年推出了Core Carbon Principles (CCP), 并已經成功說服了私人部門牽頭的主要自愿碳市場機制(如GS、 ACR、 CAR和Verra)采納CCP，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些機制之間的標準的兼容性。但是，ICVCM作為一個私人部門發起的NGO(非政府組織)，其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說服數十個國家中由政府發起的自愿碳市場機制采納CCP。鑒于中國在二十國集團(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擔任共同主席的身份和與ICVCM的良好合作關系，中國可以在推進全球自愿碳市場標準一致化和互聯互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二)提升氣候適應項目和生多項目的可融資性

在提高項目的可融資性方面，中國有不少實操經驗可以分享。比如：可以把海綿城市項目中的排水系統與供水項目綁定，用賣水收入支持該項目中氣候適應的功能；在設計高鐵項目時充分考慮到極端氣候下不會因積雪、凍脹、強風等問題而影響運行，這些氣候適應功能可以用高鐵車票的收入來支持；在沙漠治理中引入光伏發電、畜牧養殖、中草藥種植等有經濟效益的子項目，用這些經濟收入支持治沙等生態修復功能；在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的周邊開發生態旅游項目和生態養殖項目，為項目業主和當地居民增加收入。自2020年以來，中國生態環境部已經向金融機構推薦了166個EOD(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項目，大多都兼有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這些項目有較為先進的理念，使用創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同時滿足市場需求。應該通過與各類國際組織和推廣可持續投資的國際平臺合作，讓這些良好實踐得到有效傳播，讓世界各國都能受益。

另外，由于多數氣候適應與生物多樣性項目所使用的技術和商業模式還不成熟，項目所面臨的信用風險較高，也加劇了融資成本高、難度大的問題。鑒于此，中國、歐洲、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沙特等有能力和意愿的國家和地區可以深度討論共同發起綠色擔保基金，為全球南方國家可融資的氣候適應與生物多樣性項目提供增信服務，降低這些項目的融資成本，吸引更多私人資金參與，提高其成功率。這個基金可以委托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來管理，也可以設在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或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之下作為子基金。參考世界銀行旗下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的經驗，一個良好運行機制的綠色擔保基金完全可以實現財務可持續，并對投資于該基金的國家提供合理的回報。

(三)在RCEP促成“綠色貿易與投資安排”

美國政府在退出巴黎協議、減少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同時，也在大幅提高對其他國家的關稅，全球經濟增長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因此受到嚴重威脅。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和認同自由貿易的國家應該以更加創新的思路來維護國際自由貿易格局，可以將區域綠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作為“志同道合”國家之間多邊合作的一個重點。

所謂綠色貿易政策，是指在一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中，針對綠色產品和服務(比原計劃)以更快的速度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政策。關于綠色產品和服務的界定標準，建議既包括傳統的“環保產品”，如用于治理污染的設備、綠色能源和節能設備等，也包括各類產生環境效益的服務(如環保檢測、綠色認證、綠色建筑設計、綠色金融、ESG披露等)，同時也包括各種低碳的產品與服務(如低碳鋼鐵、低碳水泥、低碳化工產品、低碳農產品、低碳紡織品、低碳船運和低碳航空服務等)。筆者牽頭的研究團隊采用CGE(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15個成員國范圍內實施綠色貿易政策的效果進行了初步模擬和估算，發現只要有適當的政策設計，上述綠色貿易政策可以加速區域內所有國家的低碳化進程，同時可以使所有國家在經濟上受益。

(四)為全球南方組織能力建設服務

過去十年間，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的規模增加了約十倍，但大部分成規模的投資項目都發生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和中國，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金融市場發展嚴重滯后。導致發展中國家可持續金融體系建設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政策與標準體系建設、綠色金融產品開發、綠色項目設計等方面的能力缺失。因此，強化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已成為全球共識。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于2023年牽頭發起的可持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Capacity 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簡稱 CASI)，系統性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持續投資方面的培訓和技術援助服務。中國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組織數十家全球機構共建CASI這樣的國際合作平臺，得益于中國自身在該領域的成功和在國際社會中建立的可信度與影響力。中國自2016年發布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來，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綠色貸款和綠色債券市場，有力地支持了全球最大的綠色產業(包括新能源、電動車、電池、污水處理、固廢處理等)的發展。基于此，中國可以在綠色金融領域為其他南方國家提供適合發展中國家國情和行之有效的實操經驗。此外，中國長期秉持國際主義原則，主動發起和深度參與了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央行與金融機構綠色金融網絡、IPSF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工作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GIP)以及許多雙邊綠色金融合作機制，提供了多項國際“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國際社會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與合作伙伴的互信。未來，中國應該進一步發揮這些優勢，聯合更多志同道合的國際組織、金融機構、研究機構和公益組織，共同為南方國家提供能力建設，并將這項工作納入國家對外援助戰略的組成部分。

本文來源：中新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