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興初回憶錄:羅政委刀下留人，我淚流滿面

梁興初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這個打鐵漢出身的人，離開家，羅榮桓同志對我有救命之恩，使我終生難忘，總想寫點東西，以表達懷念之情。

羅榮桓同志一貫重視部隊的政治工作，對我軍政治工作建設，功績卓著，有口皆碑。

在我軍創建初期，紅軍中舊軍人成份較多，舊軍隊的作風對部隊影響還很深。古田會議之后，羅榮桓同志就任紅四軍政委。為貫徹古田會議決議，肅清舊軍隊的影響，把紅軍建成新式人民軍隊，于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后，羅榮桓同志在紅四軍隨營學校創建了政治隊，培養基層政治工作骨干。

那時我在紅四軍十二師三十六團當排長，由于是工人出身，還識幾個字，就被選入政治隊學習。

記得開學那天，羅政委親臨學校。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羅政委。他那魁梧的身材、嚴肅的面孔，使我肅然起敬。開學后，聽說羅政委要親自給我們上課，我就想到他那斯文的風度，特別還帶副眼鏡，很像個大知識分子，害怕自己聽不懂。

可是羅政委一講，和想象的完全不同，他講的都是我黨我軍的事，精辟有力，又具體，又好懂。有時課后還向我們問這問那，和藹可親。

羅政委給我們講共產黨的性質、紅軍的任務，講如何聯系群眾、幫助地方建立政權，還講怎樣上政治課、辦好“列寧室”（像現在的俱樂部），怎樣打土豪、籌食籌款等。

學了半年，使我這個參加紅軍不久，只知道為窮人打天下、沖沖殺殺的排長，懂了很多道理，知道了為什么

要在部隊開展政治工作和怎樣做好政治工作。

1939年春，羅榮桓同志率一一五師主力進入山東。1940年，一一五師在山東南部開辟了抱犢山區根據地，剛剛站穩腳后，羅榮桓同志就著手籌劃如何加強部隊政治建設，統一思想，提高部隊戰斗力。

他親自到各部隊作調查研究。當時我在一一五師東進支隊任支隊長。9月，他來到我們支隊駐地，住了七八天，對我們的幾樁工作很感興趣。

一是他了解到我們和兄弟部隊一——鐘輝、韋國清同志率領的山東縱隊南進支隊互通情報、互相支援、共同作戰。打開邳縣后，南進支隊派出縣長，我們派出地方和武裝干部，把邳縣搞得很好。他高興地說，兄弟部隊就是要團結，互相配合，都要看到大局和整體。

二是當他了解到我們部隊彈藥很充足時，問我從哪里搞來的。我告訴他，除繳獲的外，國民黨東北軍五十七軍萬毅旅長送了不少。他馬上追問和57軍的關系如何？我說，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作戰時互相策應，有時他向我們要點經驗材料，也支援我們一些子彈。羅政委頻頻點頭說，好哇，這叫懂政策，講政治。

三是他了解到我們部隊黨員模范作用好，支部領導堅強，士氣高漲，他稱贊道，我們是黨軍，黨員是要起模范作用的。

當年秋天，一一五師在桃峪召開了旅支干部會議（即高干會)，羅政委在會上提出了“建設鐵的模范黨軍”的號召，并有針對性地規定要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和群眾建立血肉關系政治團結、靈活果敢、忠誠不屈等五條具體標準。在當時提出這樣的口號，對我們這些老紅軍來說，感到格外親切。因為我們的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后，有些人對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這一點，觀念淡薄了，使部隊思想有些混亂。羅政委明確提出這一號召，是非常中肯而及時的。

旅支會議后，在山東部隊中，以“建設鐵的模范黨軍”為內容，進行了整訓。實踐證明，這一號召對山東部隊加強黨的領導、統一思想、堅持抗戰，起到了重大作用。

我們支隊貫徹“建設鐵的模范黨軍”號召，部隊覺悟大有提高。整訓時我們編為一—五師教導第五旅，遂即奉命南下支援新四軍。于蘇北錢家集、丁集連打兩個勝仗，在淮海地區站住了腳，隨后又橫掃漣水，大戰陳道口，不到一年時間，鞏固并擴大了淮海根據地，建立了宿縣人民政權，部隊還評選了“鐵的模范黨支部”和模范黨員。

直到1942年冬，教五旅又回到山東抗日根據地。

羅榮桓同志無論是執行黨的指示，還是處理各種工作，都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講求實效。凡是不符合實際的問題，他敢于糾正，敢于負責，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

最使我終生難忘的是1939年，羅榮桓同志糾正湖西“肅托”事件，把我從錯誤政策的刀口下救了出來。

那時，我是蘇魯豫支隊副支隊長兼第四大隊隊長，王鳳鳴是支隊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隊政委，我們大隊活動在微山湖以西地區（簡稱湖西地區）。王鳳鳴還是湖西區軍政委員會書記。1939年夏秋之交，王鳳鳴在湖西搞起了“肅托”。他們來用逼供信的辦法，供十，十供百，一時間，大有“洪洞縣里沒好人”之勢。一個多月，地方上就殺了好幾百人，而后又從地方擴大到軍隊中來。

10月中，王鳳鳴設詭計，突然把我抓了起來，說有人供出我勾結徐州日本人，還發過電報。這時，王鳳鳴他們殺人殺紅了眼，根本不找我問明情況，也不聽我申辯，一口咬定我是特務，還要我供出同伙。

與此同時，他把四大隊營的干部和部分連的干部也抓了起米，搞得湖西地區非常緊張，地方和軍隊人人自危。僅我們兩千多人的四大隊，一個多星期就跑了六七百。我被抓后不久，有

人偷偷告訴我，王鳳鳴很快就要對我下毒手了，情況非常嚴重。我一再要求見王鳳鳴和向上級寫報告，都遭到了拒絕。

那真是“老牛掉到水井里”，有什么勁也使不上了，只能白白等死。于是我橫下一條心，等處決時，一定要向群眾講上幾句，揭露王風鳴他們的錯誤。

可是緊張了幾天之后，沒見動靜，空氣稍有緩和。一天晚上，警衛排長利用查哨機會，悄悄告訴我：“羅政委來了。”我聽了之后，頓時百感交集。

不由得想到了1930年我剛編入紅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六團時，那時正在肅AB團，經常抓人、殺人，部隊非常緊張。羅政委不相信有那么多AB團，不顧別人反對，指示我們十二師一次就放了30多人，想到當時說的“羅政委刀下留人”，我就感到有救了。不知怎么搞的，我這個打鐵漢出身的人，離開家，離開蘇區，作戰中7次負傷，都沒掉過眼淚，這時不由得淚流滿面，前思后想，一夜也未入眠。

第2天一早，特派員把我帶到羅政委住處。一見到羅政委，心情太激動了，淚如泉涌，放聲大哭，不由得就要給羅政委跪下了。

羅政委警衛員一把拉住了我，讓我坐在凳子上。

羅政委說：“不要哭，有話慢慢講嘛！”我也想盡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怎么也控制不住，一直抽泣了10來分鐘，才平靜下來。

羅政委問我，“肅托”是怎么搞起來的！你怎樣被抓起來的？說給日本人發電報是怎么回事？

我將情況一一向羅政委作了匯報，并說明我沒有電臺，四大隊的電臺和譯電員都由王鳳鳴控制，我怎么能發電報呢！羅政委了解了各種情況后肯定地說：“我清楚了，你沒問題，回去好好休息，還準備帶兵去打仗。”

平平常常的幾句話，卻像一團火，燃燒著我的心。臨走時，本想說幾句感激羅政委的話，怎奈心情激動，嗓子發咽，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事后我才知道，王鳳鳴在四大隊搞的這一套，根本沒向一一五師師部報告過，羅政委得知消息后，當即給支隊部及王鳳鳴發了電報，要他立即停止殺人，一切問題等羅政委到后再定。

隨即，羅政委和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同志，從抱犢崮山區出發，行程幾百里，穿過津浦路和幾道封鎖線，星夜趕到湖西地區，糾正了“肅托”的錯誤，并進行了善后工作。

事情已經過去40多年了，每每想起，心有余悸，如果不是羅政委處理問題果斷，我早就成為王鳳鳴刀下之鬼了。

羅榮桓同志是個性格內向的人，看表面很嚴厲，但一經接觸，就會感到他是個熱心腸的人。他做干部工作耐心細致，體貼入微。在這方面，我在兩次調動工作中深有體會。

1943年山東實行精兵簡政，取消了旅的建制，充實主力團。當時我是旅長，原聽說精簡下來到延安去學習，很高興。后來又決定精簡下來旅級干部到主力團當團長、政委，不少同志產生了思想問題。當時羅榮桓已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了。他知道后，就找這些同志個別談話。

羅政委找我談話時，他的腎病很重，身體虛弱，時而坐坐，時而站站。從分析當前形勢開始，說明日軍已走下坡路，為適應新形勢，必須精兵簡政，進而說明精簡是暫時的，部隊還是要大大發展的，這是退一步進兩步的措施。還說叫我去當團長，是精簡需要，打仗的需要，要我把眼光放遠些。

一席話，使我思想豁朗，心胸開闊，高高興興地當團長去。

第2次是1954年，那時我在朝鮮西海岸指揮部工作。1953年春，軍委已任命我為海南軍區司令員。因朝鮮前線需要，1954年春，志愿軍才準許我去到職。我回國到總干部部換介紹信，不料辦公室的同志說不知道這回事。在總干部部接待室坐了一個小時，也沒弄出個結果。

我給羅榮恒回志打了個電話，他馬上要我到他家去。見面后，他先做了一番檢討，說總于部部換了不少新同志，一年前的事可能不清楚。

接著他詢問了志愿軍的一些情況，征求我去海南軍區的意見，并告訴我到海南應注意的問題。談完話，他就打電話把干部部的一位領導同志請來，向他指明我的命令是去年3月下的，

并告誠說，這些老同志路過北京時，領導要親自接待，這是送上門的政治工作。這位領導同志馬上查到命令，開了介紹信，第2天還親自送我上火車。

1963年6月，我當時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從廣州來北京學習。聽說羅榮桓同志有病，一個星期天，我去探望他。

羅榮桓同志病情較重，我本不想多坐，怕影響他休息。但羅榮桓同志并不放過利用我去看他的機會進行工作。他連連問我廣州軍區領導班子情況，我一再說沒問題。他笑著說：“我還是了解一些情況的。”接著他和我談了解決問題的態度和辦法。羅榮桓同志拖著嚴重的病體，語重心長地和我談了很久。沒想到這次談話，竟成了羅榮桓同志對我最后的教悔。

緬懷羅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