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錯誤：我懷疑，我的兒子是打針被針劑“溶”死的｜我在醫院當律師12

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是假期結束第一天，我和大家一樣趕著上班，結果出事了——手機上工作消息狂響，一不留神，紅燈亮了，我的車也壓過線了。我發現，好像陷入到工作里的人，更容易犯錯。

天才的許多作者們也是這樣，大家幾乎都有跟我講過自己職業生涯里的小錯誤，我作為他們的身邊人，知道他們遭遇的困難，甚至希望他們不會因為小錯而太被責怪。

而今天的故事，就關乎到一個極少犯錯、不敢犯錯的職業——醫生。

有一位醫生努力搶救患者到了最后一刻，所有人都覺得她盡職盡責，表現堪稱完美。然而醫生卻因為這起搶救，引發了一場耗時兩年之久的醫療糾紛。

患者家屬認為，自己的家人，是因為她打針而死的。

直到最后一刻，我們的作者，也就是狀告她身后醫院的律師，仍然同情著她。

劉業全的兒子死了，死在了一個冬日的清晨。

妻子、兒媳已經哭成了淚人，年僅7歲的孫女還不明白發生了什么。那是太陽高懸、人間回暖的時分，他的家卻陷入了冰點。

劉業全沒想到，僅僅一夜之間，家就崩塌了。

他強忍悲痛地找到搶救兒子的林醫生：“醫生，我兒子到底是怎么沒的？為什么這么突然？”

林醫生疲憊地解釋：“急性心梗是非常兇險的病，我們已經盡力搶救了。”

“他之前身體一直很好啊，怎么會突然這樣？”劉業全追問。

“這種病沒有預兆，說來就來。您節哀順變吧。”林醫生的回答符合醫學事實，但連續工作了24小時的她，已經沒有力氣對劉業全做更多解釋和安慰了。

劉業全平靜地處理著醫院的手續，但他既無法理解也不愿接受兒子的死因。

葬禮上，劉業全看著兒子照片上燦爛的笑容，老淚縱橫。親朋好友們在剛他做著各種分析，其中一個疑問是：兒子是不是被溶栓針給溶死的？

作為一家之主，劉業全告訴自己必須堅強，他要為兒子討個說法的心思越來越強烈。

“我一定要弄明白，兒子到底是為什么走的。”劉業全對家人說。

他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尋求真相之路。

首先想到的是找律師。他走訪了縣里多家律師事務所，大多數律師一聽是告醫院，都委婉拒絕：“劉老爺子，醫療官司不好打啊，耗時耗力不說，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醫療糾紛案件因其高度專業性、周期長、鑒定復雜，讓很多律師望而卻步。有的律師更直接：“縣醫院的關系網復雜，您告不贏的。”

整整一年，劉業全四處碰壁。他的心，也快死了。

2024年底，經一位患者家屬介紹，劉業全找到了我。

電話里，劉業全講述著兒子的遭遇和一年來的奔波：“康律師，我不是非要多少錢不可。我都這把年紀了，要錢有什么用？”

這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哽咽著：“我就是想知道真相，知道我兒子到底為什么沒的。醫院得給我們一個說法！”

“康律師，好多人都跟我說，我家鵬子就是被醫院那溶栓針打死的……”劉業全轉述著從親戚鄰居那里聽來的各種猜測：“他們說那藥水太猛，把人給溶沒了……”

他聲音激動、微微發顫，顯然這些說法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聽到這樣荒謬的猜測，我語氣堅定地反駁：“大叔，這種說法完全沒有科學依據。溶栓治療是國際公認的急性心梗標準治療方案，不是導致劉鵬死亡的原因。”

從業這些年，我見過太多陷入悲痛的家屬。最讓我無奈的就是那句經典的、常被家屬掛在嘴邊的話：“我們好好的人送去醫院，做個手術或者做個檢查就沒了。”

每次聽到這樣的話，我都忍不住在心里反駁：如果真的是個“好好的人”，又為什么要送去醫院呢？正是因為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健康問題，家屬才會尋求醫療幫助啊。

聽到我這番話，劉業全怔怔地，久久沒有出聲。

我想，他心里是有委屈的。

畢竟這一年來，一家一家律師事務所地跑，一遍一遍地講述兒子的遭遇，想要通過法律途徑弄清真相而不得。

這就意味著，他要一遍一遍地撕開心中的傷疤。

那天在電話中，劉業全再一次對我講述了那個生離死別的凌晨。

2023年12月，小縣城的冬夜寂靜無聲，只有昏黃的路燈守望著沉睡的居民樓。

凌晨3點，劉業全的房門被兒媳敲開，全家霎時間燈火通明。

兒子劉鵬剛從劇烈的胸痛中驚醒。汗水浸透了他的睡衣，難以言喻的疼痛像一只無形的手，緊緊攥住他的心臟，每一次收縮都帶來瀕死的窒息感。

劉業全看到兒子連呼吸都變得無比掙扎，右手死死按在左胸，試圖緩解憋悶。“打120！快！”關鍵時刻，劉業全保持了冷靜。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一家人等待救護車的每一分鐘，都變得格外漫長。

老伴跑到劉鵬床邊，急得直掉眼淚。此時的劉鵬，手掌冰冷而潮濕，呼吸越來越急促，嘴唇開始發白。

10分鐘后，鳴笛聲由遠及近。兩名急救人員帶著擔架快步上樓，醫護人員迅速為劉鵬做了心電圖、測量了血壓，將結果拍照發給急診醫生。

“初步判斷可能是急性心梗，現在送縣醫院急診。”急救醫生語氣急促，“家屬跟一個人來。”

劉業全隨手抓了件外套登上車，老伴則留在家里照顧被驚醒的孫女。救護車呼嘯著駛向縣醫院，車頂閃爍的藍紅燈光劃破凌晨的黑暗。

凌晨3點27分，救護車抵達縣醫院。這是一家二甲醫院，也是當地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的綜合性醫院。急診室的玻璃門自動開啟，醫護人員已經做好準備。

“男性患者，37歲，突發胸痛，心電圖顯示急性心肌梗死。”急救醫生快速交接病情。劉業全守在兒子身旁，焦急卻無能為力。只能目送著兒子進入搶救室。

3點44分，劉鵬被安置在急診搶救室的病床，接上心電監護儀。儀器上顯示的心率和波形都不穩定，警報聲不時響起。

值班的心內科醫生林蕓被呼叫到急診。

劉業全不知道的是，此時此刻，林醫生已經連續工作了20個小時。從清晨到深夜，再到下一個黎明，她需要保持高度專注，做出事關生死的決策。

林醫生今年38歲，在這家醫院工作了12年,一忙起來常常錯過正常的用餐時間，只能匆匆扒幾口已經冷掉的盒飯。

更艱難的是，今晚只有她一位心內科醫生值班，卻要負責兩個病區，超過100張床位。

林醫生疲憊地揉了揉太陽穴，快速瀏覽劉鵬的心電圖和生命體征。“準備溶栓治療。”她下達指令。

3點45分，第一次溶栓藥物開始滴注。

劉業全沉默不語地和兒媳守在病房外，透過玻璃窗，看著劉鵬痛苦的表情和醫護人員忙碌的身影。

他們祈禱著奇跡發生。

4點15分左右，第二次溶栓藥物開始滴注。劉鵬的疼痛似乎有所緩解，監護儀上的數字也暫時平穩了一些。

林醫生語氣沉重地說：“雖然現在搶救過來了，但是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過去。”

林醫生拿出好幾張知情同意書，讓劉鵬的妻子簽字，希望家屬們有個心理準備。

隨后林醫生又查看了劉鵬的情況，對護士交代了幾句，便回到值班室準備寫病歷。之后她還需要處理其他病區的事務，一夜的忙碌已經讓她筋疲力盡。

窗外的天色，已經開始蒙蒙發亮。

這短暫的平靜，像黑夜中的一絲微光，給了所有人一點虛弱的希望。

5點整，看著逐漸穩定下來的劉鵬，劉業全稍微松了口氣。兒媳甚至想著等天完全亮了，就給婆婆打電話報平安。

然而，死神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正在醞釀更猛烈的反撲。

5點35分，心電監護儀發出刺耳的警報，屏幕上心跳的軌跡驟然失控。劉鵬的心臟正在失去有效的泵血功能，心肌陷入徒勞而無序地顫抖。

這是室顫，致命的時刻降臨了。

劉業全慌了，立即按呼叫鈴，但沒有任何回應。兒媳跑到護士站，發現空無一人；又趕到醫生辦公室，同樣不見人影。情急之下，她在走廊上大聲呼救。

林醫生從遠處的病房跑來——她剛安頓好另一個患者，沒有一絲喘息的機會。

劉業全看著林醫生沖到病床前，她快速而略顯慌亂地撕開電極片包裝，將除顫儀充電，高喊“離床！”后實施電擊。劉鵬的身體隨之彈起又落下。

監護儀上，心電波形掙扎著恢復正常，隨即又陷入了致命的混亂。

電擊無效。

林醫生沒有絲毫停頓，立刻爬上病床，跨坐在劉鵬身上，對他進行胸外心臟按壓。高質量的按壓極其耗費體力，她的額頭滲出了汗珠，碎發粘在臉頰上，呼吸變得急促。

令劉業全困惑的是，在這約20分鐘的時間里，只有林醫生在搶救劉鵬。

她自己調試除顫儀，自己實施電擊。在按壓的間隙，她還要飛速地瞥一眼監護儀，判斷心率。

她像一支陷入重圍的孤軍，同時扮演著指揮員和戰斗員的角色。每一次深按壓都在耗盡著她最后的力氣，手臂已經開始微微顫抖，實在按不動了。

還是沒有其他醫護人員來協助，她只能徒勞地對著空蕩蕩的門口呼喊：“來人！需要人手！”

仿佛過了一個世紀，一名護士才氣喘吁吁地跑進來，顯然是剛剛安頓好另一個危重病號。她看到現場情況，立刻上前準備接手按壓：“林醫生，我來幫你！”

疲勞的林醫生幾乎是滾下病床，把位置讓給護士。

這混亂的一夜，縣醫院的醫生、護士們根本忙不過來。

整個病區被各種突發狀況撕扯著：隔壁床的老人突然出現呼吸困難，另一間病房的術后病人血壓驟降需要處理，護士站的呼叫鈴此起彼伏地響著。

夜班人手的捉襟見肘在這一刻暴露無遺——有限的醫護人員被稀釋在巨大的工作量中，以至于當最危急的情況發生時，竟無人可以立即抽身支援。

直到這時，這場本該從一開始就是團隊協作的搶救，才逐漸拼湊起來。急診團隊的醫護人員沖進搶救室，新一輪胸外心臟按壓開始。

一位男護士跪在床上，雙手交叉，一下接一下地按壓劉鵬的胸膛，試圖用外力維持血液循環。每分鐘100-120次的有效按壓極其耗費體力，每2分鐘就需要換人。

劉業全和兒媳看著醫護人員輪流上臺按壓，各種藥物被推注，除顫器一次次充電放電。他們的心隨著每一次電擊而揪緊，淚水模糊了視線。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搶救已經持續了1個小時，劉鵬的心跳仍然沒有恢復自主循環。但醫護人員沒有放棄，繼續著標準的心肺復蘇流程。

7點30分，天已大亮。醫院的日常工作已經開始，早班的醫護人員在交接工作，其他患者和家屬好奇地打探著搶救室內的情況。

搶救持續到8點30分，長達三小時，主治醫生查看監護儀，又檢查了劉鵬的瞳孔和對光反射，最終沉重地搖了搖頭。

“瞳孔已經散，沒有希望了，叫家屬準備后事。宣布臨床死亡時間8點30分。”

劉業全雙腿一軟，癱倒在地，醫護人員趕忙過來扶他，一旁的兒媳則哭得快要暈厥。

劉鵬是家里的獨子，在一家培訓機構做老師，雖然收入不算很高，但一家人生活安穩。劉業全對這個兒子很滿意，也樂見兒子接手撐起這個小家。

然而一切都在此刻結束，這個家的頂梁柱倒下了。

我和劉業全打了好幾次電話，前后溝通了大概二十天，漸漸摸清了他的脾氣。

劉業全不是個無理取鬧的人。在過去這一年里，不少人都勸他去醫院“鬧一鬧”——拉橫幅、擺花圈、堵大門，用這種極端的方式施壓。

但他始終沒走出這一步，而是固執且笨拙地尋找這一個又一個律師，用最正當的辦法來解決心中的困惑。

自從劉鵬去世后，劉業全始終沒能從縣醫院問到哪怕一點信息。

這座“白色巨塔”的大門為所有人敞開，但里面有太多知識是患者和家屬們聽不懂的、有太多規則是他們不曾見過的、有太多隱情是他們不曾知曉的。

一直以來，劉業全心中的困惑是——兒子是不是被溶栓藥給“溶死了”。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我還是接下了劉業全的委托。

我這么做，不僅僅是因為覺得他人不壞，還因為在他交給我的病歷中，有一個讓我感到困惑的地方。

這份記錄了醫囑、化驗、檢查等資料的客觀病歷中，為什么壓根沒提手術的事？

劉鵬死于“急性心肌梗死”。這個病就像給心臟供血的“生命管道”突然發生了嚴重的“堵塞”。心臟這塊日夜不停工作的“肌肉發動機”，瞬間得不到燃料和氧氣。

每一分鐘的延誤，都意味著更多的心肌細胞因為缺氧而壞死。死亡威脅可能在幾分鐘內降臨。

急性心梗的救治，主要有兩種方案：溶栓和手術。

劉鵬接受的溶栓治療，如同給堵塞的管道倒入疏通劑，可以把血栓溶解。治療操作簡單，縣醫院完全有能力進行，但成功率大概只有6成，且有出血的風險。

手術有些復雜，全稱“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縮寫“PCI”，普通人更熟悉但有些片面的叫法是“放支架”。

手術將堵塞的血管打通、擴張。效果立竿見影，成功率非常高，但依賴心臟介入團隊和導管室，不是每個醫院都常備著。

劉鵬從發病開始，有一個分秒必爭的“黃金90分鐘”搶救時間。如果能在這段時間內，進行PCI手術恢復血液流通，他的生存希望會很高。

國家心血管病中心曾調研過，進行PCI治療患者的住院死亡率只有0.7%。即使超過了一些時間，只要盡快治療，仍然有很大的生還機會。

所以與劉鵬的死緊密相關，也是劉業全最應該去追問的其實是：縣醫院到底有沒有能力做PCI手術？

如果縣醫院有能力做卻沒做，那是嚴重的過錯。

如果沒有能力，醫生有沒有告知劉業全，其實他還有一個“轉院”的選擇？

我開始調查醫院的PCI資質。這個過程頗費周折。

我發現該院掛有“胸痛中心”的牌子，但“胸痛中心”分為“基層版”和“標準版”，只有“標準版”才強制要求醫院具備24小時PCI手術能力。

我讓劉業全去醫院拍下牌子的照片，又去查詢縣醫院的公眾號和歷史新聞，發現早在2021年，縣醫院就宣傳自己成功開展了PCI手術。

我向當地衛生局核實，對方卻表示該院的基層版胸痛中心是2025年才申請下來的，事發時（2023年12月）資質或許并不完備。

證據似乎有些矛盾，我一時也無法斷定醫院當時是否具備國家認證的、有義務提供的PCI能力。

如果不具備，那么縣醫院當時沒給劉鵬做手術，是可以理解的。

但即便如此，醫院的核心過錯在于“未告知”——無論有沒有能力，都剝奪了患者家屬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當時劉業全和家人不知道，他們距離最近的有PCI能力的醫院，車程大約是40分鐘；到本市最好的三甲醫院，也只需要1小時15分鐘。

也就是說，在溶栓治療的同時或之后，完全有時間轉院進行后續的補救性PCI手術。

“如果他們告知了轉院的選擇，哪怕家屬因為害怕風險選擇不轉，醫院的責任也會小很多。”我這么對劉業全解釋，“但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壓根沒提這個選項。”

劉業全紅著眼睛說：“要是他們說了，我們肯定轉啊！只要能救鵬子的命，去哪都行！”

雖然醫院可能存在失誤，但我手上并沒有充分的證據。

是否能順利解決糾紛，醫院的態度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作為一名醫學生，我處理醫療糾紛始終秉持著一個理念：調解優先于訴訟。

醫療糾紛發生在患者和家屬最脆弱的時刻，對簿公堂如同撕開傷口。調解則是一場精細的縫合，旨在最小化創傷、促進愈合。

對患者，調解的經濟補償或不如判決，但一句真誠的致歉與理解，其精神慰藉常超越金錢。

對醫院，調解更是一劑“疫苗”，能防范更大的聲譽危機。公開訴訟易被貼上“事故”標簽，損害多年積累的聲譽；而低調的調解則提供了反思、改進與修復關系的空間，既保全了醫院名譽與醫護尊嚴，也讓他們能更專注地回歸本職工作。

畢竟，絕大多數的糾紛源于失誤而非惡意。

面對劉業全，我依舊先建議他：“我們能不能先心平氣和地和醫院談一談？”

我堅信，很多醫療糾紛源于信息不對稱和溝通不暢，而非純粹的惡意或重大過失。一場坦誠、理性的對話，完全有可能消弭誤解，達成共識。

然而，理想常常照不進現實。

我的這份堅持，換來的卻是縣醫院的冷硬回絕。“沒什么好談的，直接去起訴吧。”

甚至，劉家人去醫院提出封存病歷以便保留證據時，醫院也極不情愿，各種推諉、刁難、找領導。

我簡直氣極反笑。

“去他的找領導匯報，去他的流程！”我心里猛地竄起一股無名火，對著電話那頭，幾乎是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行，既然你們是這個態度，那我們就換個方式！”

沒等對方再說什么，我直接掛斷了電話。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動，毫不猶豫地撥通了本地衛生局的電話。

等待接通的嘟嘟聲中，我心里忍不住罵了一句：“這還是我認識的那個縣醫院嗎？”

我與這家醫院頗有淵源。

我父母家距離醫院不過5分鐘車程。每次開車路過，我總會下意識地瞥一眼那棟熟悉的磚紅色建筑——它就像一個沉默的老鄰居，見證了我從出生到現在的整個人生軌跡。

我就是在這家醫院出生的。母親常說，我生在初夏的傍晚，產房里有點悶，窗外的蟬鳴斷斷續續。醫院的徐大夫救活了快要窒息的我，這件事我母親念叨了三十多年，語氣里的感激從未褪色。

在我們當地方言里，“縣”字發二聲，聽起來活脫脫就是個“咸醫院”。我小時候一直以為醫院就是咸的，當我在小學二年級的語文課上學到“縣城”這個詞，這個可愛的誤會才解除。

如今，縣醫院新建的住院大樓有十幾層高，老門診部也裝修一新。但在我記憶里，它永遠帶著那個童真的“咸味”，摻雜著碘伏消毒水的氣息、嬰兒的奶香。

可它卻用一堵冰冷的行政高墻將患者家屬拒之門外，連最基本的病歷封存都推三阻四，仿佛我們不是來尋求真相的家屬，而是來找麻煩的敵人。

衛生局態度很好，處置也很快。醫院的態度發生了大轉彎，不用繼續找領導匯報，當場就可以封存病歷了。

隨后，劉業全拿到了更完整的病歷。這是一份包括了病程記錄、醫生關于患者病情和死亡的討論記錄等信息，從醫生的主觀視角來看待患者和疾病的病歷。

雖然頁數不算多，但每一頁都寫得極為扎實、清晰。詳細記錄了劉鵬從入院到最后的每一個瞬間。

當我靜下心來，一頁頁翻看這些記錄——單從時間線和處置流程上看，這家縣醫院做得并不差，甚至在某些環節上，比很多流程冗雜的三甲醫院表現得更加迅速、規范。

從劉家人打通120到入院，用時20分鐘。隨后急診團隊在2分鐘內展開了心電圖檢查，迅速為診斷提供了最關鍵的依據。

入院后的第15分鐘，第一劑溶栓藥物已經通過靜脈滴注，進入了劉鵬的體內。

在這場與死神的賽跑中，縣醫院幫他搶到了極佳的開局。

在這樣一個緊張忙亂的凌晨，醫護人員們近乎完美地做到了急性心梗救治指南的要求。

搶救記錄也是我見過最“久”的，它沉重地記錄了一場長達三小時，直至最后一刻也未曾放棄的生命守衛戰。

在六點半左右，劉鵬的心電活動已然消失，監護屏上那根冰冷平直的電線，在醫學上已經可以宣告臨床死亡。然而，胸外按壓并沒有停止。直到八點半，整整兩個小時之后搶救才停止。

這群醫護人員用他們近乎固執的堅持，為生命守護到了最后一秒。

讀完這段記錄，我沉默了。

死亡不可逆轉，但醫生確實盡力了。他們不是在表演給家屬看，那持續到遠遠超過必要時間的按壓，是職業本能在反抗死神。

這份“久”得令人窒息的記錄，讓我不得不承認：這家縣醫院，真的用心了。

至少在這份病歷中，我確認醫院在搶救劉鵬這件事上，沒有犯錯。

對劉業全來說，這份病歷更像是一本天書。

他看不懂那些醫學術語和密密麻麻的數據，只能翻來覆去地對我說了：“康律師，三個多小時我覺得用什么方法都能保住他命。”他聲音沙啞卻執拗，仿佛只要說得足夠多，就能改變那個已然注定的結局。

“五點半之前，我和我兒媳婦就在他跟前，我們還聊了好長一陣子……”

他無法理解，一個剛剛還能清晰對話、意識清醒的兒子，怎么就在短短幾個小時后，變成了一具冰冷的軀體。他樸素的世界觀無法將“耗時漫長”與“回天乏術”畫上等號，他只覺得，時間花了，人就該回來。

在整個交談的過程中，我沒有聽到一句歇斯底里的控訴，沒有對醫生醫術的辱罵，也沒有對醫院程序的惡意揣測。他只是坐在那里，身體微微佝僂，仿佛被巨大的疑問壓彎了腰。

“你說……那溶栓的藥，是不是勁兒太大了，把俺兒的血管給沖壞了？”

“為什么不安排重癥監護，卻安排在普通病房？”

“醫院沒拍片，也沒做造影，怎么判斷是心肌梗死？”

那不是一個試圖找茬的家屬的詰難，而是一個被留在生死謎題前的父親，最本能、最笨拙的求解。他仿佛在指望我，指望法律，能給他一個像“1+1=2”那樣確鑿、清晰的答案，好讓他能理解這無法理解的失去。

最終，他把那本病歷輕輕推回到我面前，他抬起頭，混濁的眼睛里盛滿了疲憊與茫然。

“我是真弄不明白了，”他嘆了口氣，聲音輕得像一陣煙，“康律師，你就……看著辦吧。”

這句話，輕飄飄的，卻重重地壓在了我的心上。

我知道，這并非推諉，而是一位老年喪子的父親，在耗盡理解和力氣后，所能給出的最高、也是最沉痛的信任。

他將對兒子死因的追問、對公平的全部渴望，連同自己無法消解的悲慟，毫無保留地托付給了我。

我帶著和劉業全同樣的疑問，把案子送去做醫療損害責任鑒定。

聽證會上，院方的代表是當晚值班的林醫生和一位看似剛畢業不久的醫務處工作人員。林醫生溫和謙遜，但十分緊張，應該是第一次參加聽證會。

當被問及醫院的PCI手術能力時，林醫生明確表示：“我們醫院（當時）沒有急癥PCI能力。”

這個說法，暫時平息了“有能力而不做手術”的疑問。

鑒定專家們一致認為，從純技術的角度看，醫院溶栓操作及時，后續長達三小時的搶救甚至優于診療規范，可以說已經盡了全力。

然而，專家們也尖銳地指出了醫院的核心過錯：并非在于“做得不好”，而在于“沒有說”。

醫院自始至終沒有告知劉家人，最佳治療方案是什么。他們不知道還存在“轉院尋求PCI手術”這個可能性更高、生存希望更大的選項。

這個關鍵的沉默，完全剝奪了患者家屬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成為了所有后續糾紛的起點。

聽證會結束，我在走廊看到了獨自一人的林醫生。她臉上帶著疲憊，或許還有一絲不被理解的委屈。

我主動走上前：“林大夫。”

我的語氣平和，并非指責，更像是同行間的探討：“從專業上說，你們現場的處置真的無可指摘，反應速度甚至值得學習。”

林醫生有些意外地抬起頭。

“但這個案子，說到底，其實就差在一張紙、一句話上。就是那張關于‘是否可以轉院做手術’的知情同意書。”

我繼續說了下去：“您當時只要把‘轉院做PCI’這個選項擺在家屬面前，今天醫院的責任都將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很可惜，家屬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自己擁有這個選擇權。”

林醫生聽完，沉默了片刻。她臉上的神情復雜，那是一種混合著反思、懊悔以及巨大無奈的表情。她最終微微點了點頭，聲音不高但很清晰。

“謝謝你。”

我猜，林醫生或許在那一刻才真正意識到，醫學不僅僅是實驗室里的數據和手術臺上的技術，它更關乎溝通、信任和對另一個家庭命運的尊重。

那句未曾說出口的話，那個未曾提供的選擇，其代價是如此沉重。

鑒定機構初步的鑒定意見認為，醫院應承擔“次要至同等責任”，約為40%。根據這個責任比例，賠償金額大約五十萬元。

我向劉業全解釋了鑒定結果。老人沉默了一會兒，說：“康律師，我不是圖錢。但這個結果，至少說明醫院確實有錯，對嗎？”

“是的，大叔。鑒定認為醫院有過錯，沒有盡到告知義務。”我回答。

劉業全沒有歇斯底里，他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結果，沒有質疑。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這個案子或許會以醫院賠償而了結。雖然家屬悲痛，但至少得到了一個說法。

然而，醫院接下來的操作，卻讓事情走向了我無論如何都預料不到的方向。

或許是對賠償金額不滿，醫院對鑒定報告提出異議，并且堅決要求聽證會上的鑒定專家出庭。

當庭和專家對峙，這種情況在醫療糾紛不算特別常見。

第二次開庭，氣氛與之前截然不同。院方代表換成了心內科的科室主任，一位姓王的男醫生。他的態度強硬而傲慢。

法庭上，王主任不滿足于反駁鑒定結論，更將矛頭指向鑒定專家：“你是學神經外科的，你懂我們心內科的事嗎？”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王主任為了證明溶栓是正確的選擇，當庭提交了新證據——醫院過去一年成功完成近百例PCI手術的記錄！

他慷慨陳詞：“法官，鑒定人，請看！我們醫院完全具備PCI技術和能力！但我們為什么沒做？不是因為不能，而是因為不需要！”

“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溶栓就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案，其效果在時間窗內與PCI無異！”王主任試圖用絕對的自信，壓倒一切質疑。

他將劉鵬的死因完全歸咎于急性心梗的兇險：“患者的左主干病變本身死亡率極高！這純粹是因為病情太重，與我們采取何種治療手段無關！我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

這番強詞奪理的邏輯，已經讓法律和醫學的專業判斷變得模糊。

然而，更突破底線的是，他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悲痛的家屬，用一種混合著輕蔑和惱怒的語氣，脫口而出：

“他們家屬糾纏不休，不就是想要錢嗎？！”

在氣氛莊嚴的法庭上，這種人身攻擊般的指責像一記冰冷的耳光，讓我瞬間血往頭上涌，怒火幾乎要沖破理智！這根本就是在轉移話題！

萬幸，劉業全怕情緒激動，沒來參與庭審。我簡直無法想象，如果他親耳聽到這句誅心之論，該如何承受這般的羞辱與惡意。

我緊緊攥住了拳頭，克制住自己沒有當場駁斥。但是站在專業角度，我在一瞬間甚至懷疑王主任是不是“臥底”。

因為他的發言簡直是背刺自己的醫院。

之前醫院所有的策略，都建立在堅稱“我們沒有PCI能力，所以只能溶栓”的防御基點上。這套說辭雖然被動，但至少在邏輯上是自洽的，能將過錯限定在“未告知轉院”的范圍內。

可現在，王主任為了證明自己“強大”、“正確”，竟然主動提交證據，親手砸碎了這套說辭。

這無異于在法庭上大聲宣布：我們有這個能力！我們經常做！但我們就是沒給你兒子做！

這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自掘墳墓。

我清楚地看到，當王主任意氣風發地將證據提交給法官時，他臉上帶著一種“扳回一城”的得意。但他完全不明白，在法律的天平上，他扔下的不是救命的稻草，而是壓垮自己的巨石。

這意味著，醫院的責任從一次無心的疏忽，變成了有最佳治療方案而不提供。

我坐在一旁，內心充滿了一種荒誕的無語感，既為對方的愚蠢操作感到震驚，也為這種對生命毫無敬畏的傲慢感到心寒。

這個反轉是致命的，鑒定機構和法官都看在眼里。醫院的責任比例必然上升，而一旦被認定為“主要責任”，整個事件的嚴重性就完全不同了。

開完庭，我在法院碰到了本地醫調委的主任，我非常無語地跟他說了剛剛的庭審上醫院的“騷操作”。

醫調委主任說，全縣的醫院數這家縣醫院最“想不開”。

有一次醫調委協調好了患者訴求，醫院賠付10萬元就能解決糾紛，醫院不同意堅持要走鑒定，最后鑒定出來醫院要賠15萬，還不算訴訟費。

還有一次是縣醫院不滿本地鑒定機構的鑒定意見，堅持要去北京鑒定。結果北京鑒定機構認為醫院的責任更大，醫院又耍賴想讓法院按本地鑒定機構的意見來判。

我內心涌現出絲絲悲哀。我理解一線醫生的困境，比如疲憊又無奈的林醫生：

她要在深夜獨自值守兩個病區，已然自顧不暇。更復雜的現實是，就算她把會做PCI手術的醫生從家里叫回醫院，這臺手術給醫生的勞務費是700元，但他們承擔的風險卻遠不止這個數字。

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在壓力巨大的醫療一線并不罕見。

我無法理解的是醫院事后那種“傲慢的防御心態”。從聽證會到庭審，醫院在推諉、狡辯、甚至是對家屬和鑒定機構的攻擊。

他們似乎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患者來找茬就是為了錢。他們將正常的法律程序視為“醫鬧”，將司法鑒定視為找茬挑刺，而不是厘清事實、改進工作的機會。

這種心態，導致他們錯過了多次化解糾紛的機會：在治療前，錯過告知的機會；在糾紛初，錯過溝通和解的機會；在鑒定時，錯過坦誠認錯的機會；在法庭上，用最糟糕的方式將次要責任推向更高責任。

最終，鑒定機構修改了結論，將醫院的責任比例從40%提升到了50%（同等責任）。法院判決醫院賠償家屬總計65萬元，比之前提高了15萬元。

劉鵬的父親劉業全，這位失去獨子的老人，庭審后跟我說的一句話讓人唏噓不已：“康律師，我要錢干什么？我給醫生兩百萬，能把我兒子換回來嗎？”

他頓了頓，目光越過我，望向遠處車水馬龍的街道，仿佛在尋找一個永遠找不到的身影，“是你之前一次次勸我，說人死不能復生，說就算為了小孫女，也得拿點賠償，好好把她撫養成人……這話，我聽進去了，我才咬著牙走到今天。”

劉業全吐露了一個我從未知曉的秘密：“康律師，不瞞你說，每次你要去開庭前那幾天，我就在家又緊張又上火，心里揪成一個疙瘩。吃不下睡不著，總是……總是拉肚子。這身子，就不由自己使喚了。”

最后，他收回目光，看向我，那眼神里有一種被巨大悲傷洗滌后的透徹與平靜，也有一絲疲憊與倔強：

“我半只腳已經踏進棺材里的人了，我什么都不圖，就只想在閉眼之前，聽他們清清楚楚地說俺兒劉鵬到底是怎么沒的。我只要一個明白。”

這是一位父親最深沉、最卑微，也最執著的訴求，超越了法律意義上的賠償與追責，只是一個老人想在生命的終點前，為他和他早逝的兒子，找到那個通往真相的答案，從而獲得最終的安寧。

我不知道，劉業全會如何對孫女講述這個悲傷的故事，如果有一天他能夠鼓起勇氣再次揭開傷疤，故事的開頭也許是：你父親的生命，因為一句沒人說出口的話，被徹底改變。

畢竟，一句提醒和一張《知情告知書》的缺失，是工作中的一個小失誤，卻足以擊碎一個家庭，更暴露了一家醫院在制度、管理和人性上病灶。

這沉重的代價提醒著我們：有時，一句坦誠的、負責任的、尊重的話，其價值重逾千金，它本身就是一劑救命良藥。

這樣的溝通，對患者和醫生雙方，同樣重要。

看完這個案子，你可能和我一樣，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明明林醫生已經那么辛苦且盡職盡責，為什么要揪住她少說的一句話不放？

康不醫告訴我，情感上她很同情林醫生，但在法律和醫學倫理上，“知情同意”是不容動搖的基石。

醫生擁有專業知識，而患者處于信息劣勢。因此法律賦予醫生一項強制的義務：重要的醫療信息需要用患者能理解的語言充分告知。

這不僅是尊重患者的自主決策權，也是一種風險分擔機制。

然而遺憾的是，類似的悲劇在現實中并不罕見。康不醫很難說清原因出在哪里，有時可能是醫生太累了，忘記與患者和家屬充分溝通，有時可能是醫院怕承擔風險。

另外，患者講理的程度參差不齊，有些醫生會覺得與其花時間精力費勁溝通，還不如自己直接決定。

然而這何嘗不是一種風險？

我也生過病，有時面對醫生的診斷也會不知所措。所以我問康不醫：“如果我們聽不懂醫生的話，或者不知道該問醫生什么問題，這時該怎么辦？”

康不醫給了如下建議：

1、就診前做好準備，寫下要問的問題，帶齊既往病歷、正在服用的藥物清單。

2、面對醫生可以這樣問：

“醫生，我這個病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您推薦的這種治療方案，它的好處（療效）是什么？潛在的風險或副作用有哪些？”

“除了這個方案，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各自的優缺點是什么？”

“如果我不做這個治療，可能會發生什么？”

總的來說，看病前自己也得做點功課，這既是對醫生時間的尊重，也是對自我生命的負責——畢竟，沒有什么比生命更寶貴。

醫患關系的復雜、敏感源于很多復雜而殘酷的現實，也源于人性中的幽暗。但作為共同戰勝病魔的隊友，醫護人員和患者，需要給予彼此更多的尊重和信賴。

（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老腰花

插畫：超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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