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杰棠：創新研究終于被主流經濟學認可，但認可的卻不是創新經濟學主流丨評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

近日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2025年度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其中，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以表彰其“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三思派為此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田杰棠研究員。

三思派：田老師好，剛剛頒布的202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頒給創新領域的研究者，因此在創新研究領域引發很大的討論。您如何看待三位獲獎人的貢獻？

田杰棠：諾貝爾獎評委會已經對三位獲獎人的貢獻做了闡述，這兩天也有很多文章在講他們的貢獻。在這里我只想談一點感受，就是主流經濟學界開始接納并認可對創新進行研究的重要性了。2016年在美國訪學時我曾經寫過一篇小短文“創新的榮光與創新經濟學的尷尬”，說的就是創新經濟學不被主流經濟學界認可的問題。當今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或經濟體不重視創新，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強大支撐已經成為全球共識，但是經濟學經典教材中創新處于絕對的非主流位置：微觀經濟學幾乎通篇不會提到創新，宏觀經濟學的長期增長部分會涉及創新對增長的作用，但是其處理方式更多的是將創新活動看作一個“黑匣子”，用全要素增長率（TFP）來代表。

今年三位關注創新研究的經濟學家獲獎，至少意味著主流經濟學界不再回避創新研究，對創新的重要性給予了關注和認可。當然，特別要指出的是，這三位經濟學家還只是在主流經濟學框架下研究創新，Jeol Mokyr從經濟史和制度經濟學切入，Aghion和Howitt從增長理論角度闡釋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包括已經去世的鮑莫爾教授也在將創新納入主流經濟學框架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所以搞創新研究的學者聽到這個消息雖然都會感到欣慰，但這也只是主流經濟學邁出的第一步。

三思派：確實如您所言，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布后，創新領域的很多研究者，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錯愕。欣慰創新研究受到了關注，錯愕怎么會頒給這三位學者。在創新研究領域，從熊彼特開始，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大的學術共同體。在您看來，具體到創新研究這個領域本身，有哪些重要的人和成果？

田杰棠：開創了“國家創新體系”的英國經濟學家Freeman曾經講過，創新研究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不僅需要經濟學視角，還需要管理學、哲學、工程學、法學等各方面知識。的確如此，創新研究涵蓋了多個領域、多個角度。

從經濟學領域看，熊彼特是創新研究的開創者，之后也有很多著名學者包括索洛、阿羅、羅默、Aghion和Howitt等從經濟增長理論角度將創新納入研究框架，納爾遜和溫特在繼承熊彼特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創了研究創新的新學派——演化經濟學，Freeman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切入并提出了著名的“國家創新體系”理論，其后納爾遜、倫德瓦爾等經濟學家又進一步進行了拓展，薩克森寧還從區域創新體系角度研究研究了硅谷與波士頓128公路的比較，其他還包括對國際技術轉移的研究、對通用目的技術（GPT）的研究、對技術進步與產業組織關系的研究、對知識產權經濟學的研究等等。當然，這其中大部分學者并沒有被主流經濟學認可。

在管理學領域，從提出鉆石模型的波特，到提出“顛覆性創新”的克里斯藤森，包括寫過《夢斷硅谷》、研究創新創業的勒納等，一直是創新研究成果最多的領域，國內大部分做創新研究的學者基本上屬于管理學的路子。

在科技政策領域，二戰后布什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之后還有提出“巴斯德象限”的斯托克斯等。

法學領域也有很多從新興產業規制角度切入研究的學者。

三思派：最后一個問題，創新研究有沒有可能、以及會以什么樣的形式，被主流經濟學認可和接納？

田杰棠：今年三個獲獎經濟學家都是在主流經濟學框架內研究創新的作用，但顛覆主流框架的創新經濟學家（如演化經濟學的開創者Nelson）并沒有被諾貝爾獎認可，而后者實際上才是創新經濟學的主流。

主要原因在于，創新的機理與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存在根本上的差異。自從１９世紀７０年代“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已經建立了一套基于力學原理的分析框架，或者說參照系。在這個框架中，均衡是一個核心概念：在技術水平不變、產品同質化的假定下，價格作為一個信號，引導著供需雙方兩個作用相反的力量達到一個穩定的均衡，這個穩定的均衡狀態就是一個資源配置達到了最優的狀態，在一般均衡的情況下集體意味著整體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對于企業而言，唯一的競爭方式就是價格，而不是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這個均衡狀態還意味著企業，乃至整個經濟體已經達到了自己生產可能性的邊界，實現了潛在的產出水平。

然而，這一理論與現實經濟中的創新活動相距甚遠：資本主義的增長是來自于實現了資源的最優配置嗎？或許部分是的，但我們其實看到的更多是蒸汽機、電力、信息技術等一系列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每一次工業革命，或者說是重大創新，其核心絕不是走向一個均衡，而恰恰是打破一種均衡，用機器革命打破手工制造的均衡，用新一代機器或動力打破上一代機器應用的均衡。盡管這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但卻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所在，一代一代新技術帶來的“非均衡”增長路徑或許才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參照系與基于物理學的傳統經濟學框架有著根本區別，它移植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遺傳、變異和選擇——來解釋創新活動：最常見的改進性創新會延續之前的技術路線推進，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路線和思想的“變異”性技術，而一旦這一新技術比之前的技術路線能帶更多的商業價值，它就會被市場機制“選擇”成為未來的主流技術，從而延續上述過程。演化經濟學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卓有成就，但是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種對傳統經濟學的“創造性破壞”，而不是簡單的改良，因此被主流經濟學界接納恐怕尚需時日。

田杰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本文由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李輝研究員采訪。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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