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代購香煙供人轉賣行為的刑法評價

隨著互聯網物流的普及，跨地域代購香煙并轉賣牟利的現象頻發，引發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界分難題。2022年甲省翟某向乙省持證零售商李某80次郵寄香煙，收款7.4萬元，被查獲待發香煙388條（價值9.7萬元）。本案的辦理，為厘清“無證代購”與“有證零售”之間的行為邊界、非法經營罪的適用條件以及行刑銜接提供了鮮活樣本。本文結合該案，就異地代購香煙轉賣行為的構成要件、規范依據、政策邊界進行系統梳理，以期為類案處理提供參考。

樣本為畢冬云、趙路露、詹瀟：《異地代購香煙供人轉賣行為的性質辨析》，《人民檢察》2025年第12期

關鍵詞：

非法經營罪；煙草專賣；異地代購；行刑銜接；寬嚴相濟

一、問題的提出

《煙草專賣法》實行“專賣許可證+準運證”雙軌管理，任何單位或個人未取得相應許可，不得從事生產、批發、零售、運輸等環節。實踐中，部分行為人利用地域價差，以“代購”名義從低價區批量購煙后寄往高價區，交由持證零售商分銷。該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抑或僅屬“未在當地批發企業進貨”之行政違規，司法認定長期存在“同案不同判”現象。翟某案的爭議，正是這一困境的縮影。

二、案情回顧與爭點提煉

（一）事實梗概

1.2022年9月，翟某與乙省持證零售商李某通過社交平臺達成“代購”合意。

2.翟某在甲省以多人身份證化整為零、每單2條的方式郵寄香煙80次，收款7.4萬元。

3.同年10月，甲省煙草局在翟某二手車店查獲待發香煙388條，價值9.7萬元。

（二）爭議焦點

1.行為性質：無證“代購”是否屬于刑法第225條之“經營行為”？

2.法益侵害：已銷售部分與未銷售部分如何認定犯罪數額？

3.刑事政策：達到立案標準但情節較輕，能否作相對不起訴并移送行政處罰？

三、非法經營罪的規范構造與適用邊界

（一）“經營行為”的實質解釋

1.營利性：翟某以賺取價差為目的，主動尋找貨源、組織物流、收取貨款，符合“以營利為目的”要件。

2.持續性：一個月80單、多次收款、庫存388條，表明其非偶發幫忙，而是持續性的購銷鏈條。

3.市場性：行為導致甲省香煙異常流出，沖擊乙市供求關系，具備外部溢出效應。

（二）“非法性”的規范依據

1.煙草專賣法第3條、第21條確立“零售許可證+當地批發”制度，任何個人未取得零售、批發、準運許可，不得跨環節批量購銷。

2.國家煙草專賣局、原郵電部《關于恢復煙草及其制品郵寄業務的通知》明確“每件限2條”，翟某化整為零、冒用身份，主觀上具有規避監管意圖，符合“無準運證運輸”之違法性。

3.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5款將“無證經營煙草專賣品，情節嚴重”明確納入非法經營罪。

（三）“情節嚴重”的數額標準

根據2022年《立案追訴標準（二）》第71條，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經營數額5萬元以上或違法所得2萬元以上，應予立案。翟某已銷售收款7.4萬元，未銷售部分9.7萬元，既遂與未遂并存。既遂數額已超5萬元門檻，構成“情節嚴重”。

四、未遂數額的認定與量刑評價

（一）既遂與未遂的區分

查獲的388條香煙尚未進入交易環節，應認定為犯罪未遂。依據刑法第23條，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

（二）量刑要素綜合評估

1.主觀惡性：翟某無前科，到案后如實供述、認罪認罰、退繳違法所得，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條從寬條件。

2.客觀危害：行為持續時間短、擴散范圍有限，且被及時查處，對市場秩序沖擊相對可控。

3.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少捕慎訴慎押，對初犯、偶犯、認罪悔罪且情節較輕的，可依法作出酌定不起訴決定，再移送行政處罰，實現“刑行并舉、罰當其責”。

五、行刑反向銜接的操作路徑

（一）證據材料同步移送

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后，應將案件線索、審計報告、訊問筆錄、扣押清單等同步移送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建議對翟某“無準運證運輸、未在當地批發企業進貨”行為并處沒收違法所得及罰款。

（二）行政處罰的裁量基準

根據《煙草專賣法實施條例》第56條，對“未在當地批發企業進貨”可處進貨總額5%—10%罰款；對“無準運證運輸”可處貨值20%—50%罰款。兩行為競合時，可擇一重處罰，合并執行沒收違法所得。

六、結論

1.無證異地代購香煙并轉賣牟利，具備營利性、持續性、市場性，屬于刑法第225條之“非法經營行為”。

2.經營數額達到5萬元以上即構成“情節嚴重”，應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未銷售部分可作為未遂情節予以從寬。

3.對初犯、認罪認罰、危害有限的，可依法適用相對不起訴，并通過行刑反向銜接移送行政處罰，實現懲罰與教育、刑事與行政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