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成軍事統(tǒng)帥，紀錄從未被打破，曾國藩稱漢唐后最兇猛對手

文：趙立波

道光二十九年（1849），14 歲的陳玉成和所有青少年一樣懷揣 “科舉改變命運”的念想，步行百里赴梧州參加童子試，然 “衣衫襤褸，遭主考呵斥，未入考場便被逐”（《梧州府志》）。

可以想見作為一個少年上進時被無情呵斥的那種巨大侮辱和打擊，只是和他后來的老大洪秀全不一樣，他沒病也沒瘋，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打開了人生的高端局，從小兵到二十歲便成為天京后期的軍事統(tǒng)帥，其戰(zhàn)績屢次打破紀錄，幾度成為湘軍主帥曾國藩最為忌憚和痛恨的對手。

陳玉成連環(huán)畫

陳玉成是廣西藤縣大黎里客家人，父母早亡，依叔父度日，幼時以耕織補貼家用。《藤縣志?人物補遺》記載其 “少負氣，見鄉(xiāng)鄰受豪強欺壓，常挺身相護”，因家貧無錢讀書，僅能識少許文字，卻喜聽鄉(xiāng)中老人講古代戰(zhàn)場故事。這一點和他的另外一位隊友李秀成很相似，他喜歡看三國演義，并因此打下了基本的文化基礎，

苦字是二人身上比較相同的符號，只不過陳玉成后來迅速發(fā)跡卻沒有像李秀成那樣過著揮霍無度，紙醉金迷的生活，相反他的個人作風在太平軍將領中算是非常優(yōu)良的。

咸豐元年，洪秀全、楊秀清在金田發(fā)動起義，太平軍途經(jīng)藤縣時，陳玉成與同村許多少年一同投軍，因年紀尚小被編入童子軍，也就從那一刻，命運的小齒輪開始瘋狂轉(zhuǎn)動。

當時曾國藩組織后方情報匯編《賊情匯纂》的書對陳玉成有基本的情況掌握：“年十四，身不滿五尺，面白，雙頰各有黑痣，行動矯捷，登高涉險如猿猱，清軍呼為‘四眼狗’”。顯然陳玉成的厲害已經(jīng)進入曾國藩湘軍的視野。甚至多年后在回憶陳玉成時，曾國藩還心有余悸。

由于年少，陳玉成因 “勇毅過人，遇敵必先沖”，很快被提拔為童子軍小頭領，永安突圍戰(zhàn)中，他率十余名童子軍 “夜襲清軍哨卡，斬殺哨官一人”，展示出不尋常的靠前作戰(zhàn)突襲能力。

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定都天京后，陳玉成因軍功擢升左四軍正典圣糧，掌一軍糧草。此職雖屬中層官員，卻需長居后方，陳玉成 “每見前方戰(zhàn)報，輒撫案嘆息”，遂三次向楊秀清請戰(zhàn)，言 “愿提刀上陣，為天國殺賊，不愿守糧囤度日”（《太平天國文書匯編》）。

東王楊秀清善于選將是早期成功的重要原因，他看得到陳玉成身上的軍事才華，在使用人才上卻也有魄力，于是他命令陳玉成隨同韋俊同赴武昌前線。對此后來的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做出了一個佐證，《李秀成自述》在自述中回憶陳玉成：“英王少年氣盛，每遇戰(zhàn)事必爭先，武昌之役，實其自請而行。”可見關鍵時期，陳玉成擅長主動謀劃大局，兼具帥才氣度和勇猛。

太平軍畫像

第二年的武昌戰(zhàn)役，成為陳玉成命運的轉(zhuǎn)折點。當時清軍提督向榮率三萬大軍圍武昌，太平軍守軍不足萬人，屢戰(zhàn)屢敗。陳玉成觀察地形后，向韋俊獻策：“武昌城東有磨盤山，懸崖陡峭，清軍守備薄弱，可率死士攀崖而上，內(nèi)外夾擊。”這個基本是攀巖作戰(zhàn)，死亡率很大，但是陳玉成在晚上挑選五百精銳，每人背短刀、捆麻繩，趁夜色從磨盤山攀爬至武昌城墻，“清軍哨兵熟睡，陳玉成手刃三人，砍斷城上旗桿，太平軍主力見信號，即刻猛攻”（《武昌紀事》），武昌城遂破。此戰(zhàn)后，陳玉成被破格提拔為殿右三十檢點，統(tǒng)兵萬余人，時年 17 歲，成為太平軍最年輕的高級將領。

此后數(shù)年，陳玉成轉(zhuǎn)戰(zhàn)南北，戰(zhàn)功越來越愈顯著。

咸豐六年（1856）鎮(zhèn)江解圍戰(zhàn)，他率小船隊沖破清軍水師封鎖，“冒著大炮火力，送糧入鎮(zhèn)江城，又率軍反殺，清軍副將馮子明戰(zhàn)死”（《清史稿?向榮傳》）；天京事變后，石達開率部出走，太平軍 “朝中無將，國中乏兵”，洪秀全于咸豐七年（1857）任命陳玉為正掌率前軍主將，“總掌京外軍事”，時年 20 歲，比其年長 14 歲的李秀成任副主將，凡軍國大事，李秀成必言 “當問英王”。

這個時期的陳玉成開掛一般，其提拔速度和戰(zhàn)功一時無兩，運氣好到爆棚。

兩年后發(fā)生的三河戰(zhàn)役，是陳玉成創(chuàng)下太平軍后期最輝煌的戰(zhàn)績。當時湘軍悍將李續(xù)賓率六千精銳攻三河，揚言 “一月平皖北”。陳玉成從江蘇火速回援，又聯(lián)合捻軍張宗禹部，“先斷湘軍糧道，再設伏于三河外圍”（《湘軍志?平捻篇》）。決戰(zhàn)當日，陳玉成 “披堅執(zhí)銳，率軍沖鋒，湘軍首尾不能相顧，自相踐踏”，李續(xù)賓見大勢已去，在營中自縊，六千湘軍 “僅數(shù)百人逃脫，軍械盡失”。

胡林翼畫像

曾國藩平素很少動氣，但是對于陳玉成已經(jīng)心態(tài)崩了，在家書中罕見地痛罵陳玉成：“三河之敗，殲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頓壞，而吾邑士氣亦為不揚。狗逆（指陳玉成）之悍，近世罕有，此次以少擊眾，尤見狡狠。續(xù)賓（李續(xù)賓）素以驍勇稱，竟殞于賊手，吾心痛徹骨髓！”、最后總結“三河之敗，湘中子弟死者六千余，軍氣大傷，數(shù)年難以恢復。” 可見此次失利對曾國藩的整體戰(zhàn)略的挫傷何其嚴重。

另一位湘軍統(tǒng)帥胡林翼更是悲痛欲絕，他本人和李續(xù)賓私人關系極好，此時正在老家守孝，聽說三河之敗后，胡林翼哀嘆 “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于一旦，而且敢戰(zhàn)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 此外，胡林翼給李續(xù)賓弟弟的書信中寫道 ：“昨日聞三河之失，徹日徹夜旁皇驚懼，憂思慨嘆”。在得知李續(xù)賓戰(zhàn)死消息后，他還曾說 “一抔之土，尚未封棺，而肝腸寸裂，已五日不能安枕”，足見其悲痛之情。

咸豐九年（1859），洪秀全晉封陳玉成為英王，頒詔 “京外不決之事，問于英王”，并賜 “英王印”，陳玉成成為太平天國首位非洪氏族人封王者，時年 22 歲，這是陳玉成人生中的最高光時刻。

轉(zhuǎn)年陳玉成率部馳援安慶，開始走了下坡路。

曾國藩提前給九弟曾國荃寫信，警示陳玉成戰(zhàn)術風險：“狗逆善用奇襲，慣于穿插，前歲三河之役即其故技。今其來援安慶，必攜捻匪張宗禹部，意在斷我糧道。弟當嚴令各營‘深溝高壘，勿輕出戰(zhàn)’，待其銳氣稍挫，再圖破之。”果然安慶之戰(zhàn)，不僅是太平天國由盛轉(zhuǎn)衰的關鍵，更是陳玉成命運的分水嶺。此戰(zhàn)的潰敗，是曾國藩表現(xiàn)出的強勁戰(zhàn)略定力、而陳玉成終究在曾國藩的不斷迂回戰(zhàn)略之下一步步走向隕落，而曾國藩的法寶就是什么都不管，就要拿下安慶，只有這樣才能直搗天京。

曾國藩畫像

同年五月廿二日《致季弟曾貞干》中進一步分析陳玉成用兵特點：“狗逆所部多百戰(zhàn)之卒，尤為兇悍，其麾下劉玱琳一旅，號稱‘百戰(zhàn)不死’，實為勁敵。然其短在糧運艱難，若我軍能扼守桐城、廬江，斷其接濟，狗逆必不戰(zhàn)自亂。”

清廷方面，曾國藩早已將安慶視為 “克復金陵之根本”。咸豐九年（1859），他在《復奏統(tǒng)籌全局折》中明確提出：“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安慶若破，金陵必危。” 即便咸豐十年（1860）江南大營崩潰、蘇常失守，清廷嚴令曾國藩 “棄安慶，救蘇常”，他仍堅持 “安慶城圍不可撤”，令曾國荃率湘軍主力 “深溝高壘，圍城打援”，胡林翼則在湖北 “扼守長江，牽制太平軍援軍”（《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據(jù)曾國藩首席幕僚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安慶圍城戰(zhàn)中，湘軍 “每日消耗火藥萬斤、鉛子五萬顆，賊軍每日死者數(shù)千人，我軍亦傷亡百余人，營中積尸如山”，可見其攻堅之決心。

太平軍方面，洪秀全的瞎指揮與內(nèi)部矛盾埋下致命隱患。咸豐九年（1859），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抵天京，未立寸功便被封為千王，統(tǒng)籌管理整個朝綱。為了給洪仁玕樹立威信，洪秀全不顧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的反對，強行采取洪仁玕 “先取蘇常，后攻湖北” 的 “圍魏救趙” 方案，表面以攻蘇常、湖北逼迫湘軍分兵，實則忽略了安慶的緊迫性。李秀成對該方案始終抵觸，《李秀成自述》中稱 “吾知湖北難攻，蘇常雖得，安慶必失，故進軍遲緩”，導致陳玉成西征軍孤軍深入。陳玉成攻武漢時，又因 “聞漢口有英艦游弋，恐洋人干涉，遂頓兵不進”（《太平天國史》羅爾綱著），錯失了攻克武漢的良機，待回援安慶時，湘軍已在城外布下三道防線，“圍魏救趙” 計劃徹底失敗。

陳玉成的局限亦在此戰(zhàn)中暴露無遺。作為全軍統(tǒng)帥，他雖勇冠三軍，卻因 “讀書少，大局觀不足”（《中國近代軍事史》），存在兩大致命問題：一是協(xié)同能力欠缺，多次致信李秀成 “速援安慶”，卻未能親赴李秀成軍營協(xié)調(diào)，最終李秀成僅派少量兵力虛張聲勢；二是對部下掌控不足，其部將劉玱琳率精銳駐守集賢關，陳玉成未及時派兵增援，導致劉玱琳戰(zhàn)死，“集賢關失守，安慶外援斷絕”（《賊情匯纂》補編）。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五日，安慶城破，太平軍守軍一萬余人戰(zhàn)死，曾國藩在《安慶克復折》中稱 “此役破賊巢穴，長江上游盡為我有”。

安慶爭奪戰(zhàn)

安慶失守后，陳玉成率殘部退守廬州（今合肥），洪秀全非但未反思決策失誤，反而下旨嚴厲斥陳玉成 “喪師失地，罪該萬死”，革去其英王封號與兵權，這直接導致了陳玉成不敢回天京，和石達開一樣的宿命，只不過他沒選擇出走。

此時的陳玉成，既 “恥于回天京受辱”，又擔心被洪秀全治罪，遂拒絕部下 “回天京再圖振作” 的建議，決意前往壽州投奔苗沛霖。

苗沛霖本是安徽團練首領，早年降清，后投太平軍，被陳玉成保舉為奏王，實則 “首鼠兩端，見太平軍勢衰，已暗中降清，與勝保勾結”（《清史稿?苗沛霖傳》）。陳玉成部下多次勸諫：“苗沛霖反復無常，不可信！” 但陳玉成 “念及昔日舉薦之情，又無他路可走，遂決意外出”（《被擄紀略》）。同治元年（1862）五月，陳玉成率二十余隨從抵壽州，剛?cè)氤潜惚幻缗媪胤塬@，“鐵鏈鎖身，押往勝保大營”。

據(jù)《被擄紀略》記載，勝保見陳玉成時，端坐堂上令其下跪，陳玉成昂首怒斥：“爾勝小孩，在妖朝為第一誤國庸臣！本總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爾見仗即跑，白云山一役，爾二十五營全軍覆滅，爾帶十余騎抱頭鼠竄，我饒爾性命，今日何敢令我下跪？” 勝保勸降，許以高官厚祿，陳玉成冷笑：“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吾受天國恩重，豈能降爾等清妖？”

清廷恐陳玉成被太平軍劫走，急令 “就地正法”。

同治元年（1862）六月四日，陳玉成被處死，臨刑前 “神色自若，”年僅 25 歲。勝保將其首級傳示安慶、廬州等地，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四眼狗就擒，皖省賊勢已衰，金陵指日可破。”

陳玉成的一生，是太平軍后期領軍人物的縮影，從寒微少年到和李秀成共同執(zhí)掌整個太平軍，確實為歷來少見。

此前曾國藩甚至將陳玉成視作能否拿下天京的關鍵人物，“狗逆就擒于壽州，皖北賊氛立散，此天亡洪逆也！聞其被擒時仍倔強罵賊，真悍賊耳。勝保庸碌，竟能擒此巨魁，實乃僥幸。從此皖省無大股賊寇，弟可專心圍攻金陵矣。”

其日記同日亦補記：“四眼狗伏誅，東南大局定矣。此賊在，皖北終無寧日；今除之，如去心腹之患。”

以此看來陳玉成確實給曾國藩帶來強大的心理壓力和痛恨，以至于不斷在家書和日記中痛罵，這在曾國藩一生的理學修養(yǎng)中是不多見的，這恰恰說明陳玉成把曾國藩心態(tài)搞到什么地步。當然陳玉成也沒少罵曾國藩為“清妖”，戰(zhàn)爭有時候打的不僅是槍藥，有時候還有很多嘴炮要打。

陳玉成“從七年小兵到英王” 的迅速崛起；終究敗給了曾國藩也是有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眼界和文化，戰(zhàn)場上陳玉成是相當出色的，但是在背后的戰(zhàn)略和前瞻上他完全無法和曾國藩相比，，最終落得兵敗身亡的結局。確實如同一顆流星劃過了那個非常混亂的時期。后世對其評價，多聚焦于 “勇” 與 “悲” 兩大特質(zhì)：清方雖斥其為 “賊”，卻并不掩對其軍事才能的忌憚。《賊情匯纂》稱其 “舍死苦戰(zhàn)，攻城陷陣，矯捷先登，為賊中最悍者”；曾國藩在家書中雖稱其 “狗逆”，卻也承認 “自漢唐以來，未有如此賊之悍者”；胡林翼則在《致曾國藩書》中感嘆：“陳玉成若為我用，必為一代名將，可惜投錯門路。”

同治元年（1862）五月陳玉成被擒，曾國藩在六月初七日《致九弟曾國荃》中，將此事視為 “天意定局” 的明證：“狗逆就擒，實乃天意亡太平之兆。此人悍勇冠賊中，數(shù)年以來，屢破我軍，今一旦成擒，非人力所能及，乃天奪其魄也。成大事者，當識天意之向背：洪逆（洪秀全）任人唯親，陳玉成雖勇而無謀，此天之所以棄彼而佑我也。”

資政新篇

近代史學家多肯定其抗爭精神與軍事智慧。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中評價：“陳玉成是太平天國后期最杰出的軍事家，其三河之戰(zhàn)、二破江北大營，戰(zhàn)術之精妙，堪稱近代戰(zhàn)爭史上的經(jīng)典。”

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則指出：“陳玉成的失敗，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太平軍腐朽治理的必然結果。

戰(zhàn)爭這個放大器它清晰地放大了洪秀全關鍵時刻的能力和李秀成、陳玉成的定力水平，打贏一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緊緊依靠幾個人是不可實現(xiàn)的。

曾國藩后來對此進行了長篇總結，這里既總結了陳秀成也總結了湘軍的整體走向：“三河之敗，非續(xù)賓之不勇，非諸將之不力，實乃天意弄人。賊（指陳玉成）以少擊眾，且恰逢皖北大雨，我軍糧道斷絕，此非人力可挽。然成大事者，豈能因天意之難而遽棄？當咬牙堅忍，再圖恢復。”

次年正月初十《致四弟曾國潢》中更明確：“自古成大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意。人力盡而天意至，或天意阻而人力克，未有全恃天意而不事耕耘者。今狗逆雖橫，然其勢終難久，我等但求盡心，天必不負。”安慶合圍時：言 “天意屬清”，以戰(zhàn)略定力待時，而這種淡定和等待恰恰是陳玉成乃至于洪秀全所不具備的智慧。

咸豐十年（1860）清廷嚴令曾國藩棄安慶救蘇常，他拒不從命，在三月廿日《致季弟曾貞干》中解釋決策，暗含 “天意眷顧” 的判斷：

“安慶為金陵上游門戶，此天之所以界我（清廷）以克賊之機也。若棄此而救蘇常，是違天意而失大局。狗逆（陳玉成）雖來援，然其部糧少，捻匪亦非心腹，久必生變 —— 此乃天意示我以可乘之隙，不可錯過。”

第二年安慶破城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城破之時，賊軍（太平軍）哭聲震天，然湘軍傷亡亦眾。自古克大城、成大事者，未有不歷艱險而得者，此天意磨礪我軍，亦天意欲亡洪逆也。”

七月廿日《致長子曾紀澤》中，他更系統(tǒng)總結 “天意” 與 “人力” 的關系：“爾輩當知，自古成大事者，天意為主，人力為輔。如我湘軍，若不堅忍苦戰(zhàn)，則天意亦無從彰顯；若徒恃人力而逆天意（如違時勢、失民心），則亦難成。今太平賊內(nèi)訌、陳玉成死，此天意也；我軍上下一心、堅據(jù)上游，此人力也 ， 二者相合，事乃可成。”

同治六年（1867）曾國藩平定捻軍后，在《家書?諭紀澤紀鴻》中回溯與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對 “天意” 有更成熟的闡釋：“昔年與太平賊戰(zhàn)，常謂‘成大事者待天意’，實則‘天意’即‘時勢’也。洪楊之亂起于民心失，陳玉成之敗起于戰(zhàn)略誤，我軍之勝起于上下同心，此皆時勢之必然，非冥冥之鬼神。所謂天意，不過是時勢累積之結果耳。”

這些總結帶有許多神秘色彩，但是總而言之，就像曾國藩調(diào)侃勝保居然能得到擒拿陳玉成的大功，真是運氣好到離譜，因為勝保的外號是“敗保”，所以晚年他時長認為人長的這樣大，做事都是靠運氣，所謂“不信書，信運氣”而已。反觀陳玉成也是運氣不好，沒有遇到真正擅用之的人，否則可能會以另外一種形式記錄在歷史，發(fā)出幾聲昂揚的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