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為楊振寧

32歲，提出楊·米爾斯規范場論。

35歲，憑宇稱不守恒獲諾貝爾獎。

45歲，提出楊·巴克斯特方程。

此后數十年，多項菲爾茲獎的獲獎工作都與他的理論密切相關。

這是楊振寧的人生時間表。看完后你可能會問：這樣的天才，是怎么培養出來的？更直白點說：我的孩子怎樣做，可以成為下一個楊振寧？

看完這篇文章，你心里或許會有答案。

第一步：有個好爸爸，但不學數學

想要成為楊振寧，先想想你是否有一個楊武之那樣的父親。

楊武之曾在美國頂尖大學留學，后歷任廈門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但這位數學博士，偏偏不急著教兒子數學。

楊振寧九、十歲就表現出來數學天賦，常去翻楊武之書架上的英文和德文數學書，看不懂就問，但楊武之總是說：“不要著急。”

他反其道而行之，請著名歷史學家介紹弟子教兒子《孟子》。楊振寧花了兩個暑假把孟子給背完了。想象一下，一個表現出數學天賦的孩子，父親給報的課外班是每天背“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要是別的家長要急死了吧。

楊武之有自己的理念，他認為，“近代的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到念中學時再讀都不遲，可是從小就背誦幾篇精彩的古文和白話文、背誦幾首詩詞歌賦，將來一生都受益。”

科學的創造力不來自科學本身，而來自科學之外的東西，這就是“功夫在詩外”。這個道理，在那個教育資源稀薄的年代，很少有人懂。楊振寧在老年時期接受采訪，依然感恩于這段經歷，這讓他很早就了解了“儒家對社會的結構是一個什么樣的理想。”而這種根基，過了年齡就再也補不回來了。

楊振寧最大的幸運，是有這樣一個父親。文化素養高，通曉教育規律，有定力，這是成為楊振寧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當然，楊武之敢這么做，是因為他有底氣——清華教授的身份給了他托底的資本。

但你敢嗎？

當你的孩子在背《孟子》時，別人家孩子拿到了奧數金牌，保送進了最好的中學。你敢不敢賭這個二十年后才能驗證的未來？

第二步，進入全中國最好的大學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楊武之前往昆明擔任西南聯大數學系主任，16歲的楊振寧考入西南聯大，兩萬多考生中名列第二。

西南聯大給了楊振寧無與倫比的學習環境。鄰居是施蟄存、呂叔湘、錢鐘書，教學也很嚴苛，在西南聯大受過教育有8000多人，最終能正式畢業的本科生只有2000多人。物理系8年里，只培養出69名本科畢業生。

楊振寧后來說：“我在西南聯大本科生所學到的東西及后來兩年碩士生所學到的東西，比起同時美國最好的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楊振寧到底學了些什么呢？

物理方面，吳大猷先生帶他走進初興的對稱理論，王竹溪先生引他接觸正經歷變革的統計力學，這兩個方向成為他一生研究的“主賽道”。

人文方面，因為實行清華校長梅貽琦倡導的通識教育，楊振寧雖然是物理系，但也和其他文科生一樣在大教室里聽課，聽聞一多講《詩經·采薇》、陳夢家講《論語》、朱自清講《古詩十九首》、劉文典講曹丕的《典論·論文》、唐蘭講劉知幾的《史通》……

楊振寧的外語底子也是那個時候打下的，錢鐘書、陳福田、葉公超的外語課，楊振寧都上過。他愛讀英文原版小說，《金銀島》、《傲慢與偏見》……因為當時的學業壓力對楊振寧而言不算大，他甚至還學了德文。

楊振寧認為，來自于中西文化的共同塑造，為他建立了良好的TASTE。

“一個做學問的人，除了學習知識外，還要有Taste。一個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學一樣，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各個科學家也有自己的風格。我在西南聯大七年，對我一生最重要的影響，是我對整個物理學的判斷已有我的Taste……而這個Taste的成長基本上是在早年。”

多年后，當楊振寧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來形容自己的物理研究，當他和鄧稼先一起背《吊古戰場文》“蓬斷草枯，凜若霜晨”，當他把規范場論的數學結構比作中國園林的審美，當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用毛筆寫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時，或許我們才能明白什么是TASTE。

楊振寧對中英文的駕馭能力，常被他耀眼的物理學成就掩蓋，但這才是金字塔的基礎。后來的物理學教授們英文或許讀寫無礙，但中文程度遠不及楊振寧，也就沒法有那種級別的Taste。

進入頂尖學習環境，接受最好的教育資源，遇見最好的老師——這是楊振寧成為楊振寧的第二個先決條件。

所以，想成為楊振寧，你至少要考上清華北大。

但，即使考上國內頂級院校，你敢在大學不實習不找工作，而是把時間”浪費“在讀詩、聽課、思考上嗎？

第三步，赴美留學，和巨人肩并肩

正因為之前的根基，1945年，楊振寧成為唯一一個赴美留學的物理學學生。這是他人生的巨大轉折。

他的導師是費米——設計出世界首個核反應堆的核能之父。他還與氫彈之父泰勒深入交流，泰勒那種”百分之九十的想法是錯的，但不怕犯錯”的精神深深影響了他。

1949年，他進入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在這里，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評價他：“楊振寧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年輕人。”他還曾經開玩笑地說：“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我希望他能像楊振寧一樣。”

楊振寧還在這里認識了愛因斯坦，和李政道、吳大峻、米爾斯等人開展合作。普林斯頓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一群年輕人經常討論、辯論，也有激烈競爭。“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是粒子物理學這一新領域蓬勃發展的時期，他和同時代的物理工作者很幸運地與這個新領域一同成長。”

“一個年輕人在初出茅廬時，如果進入的領域將來有大發展，那么他能夠做出有意義工作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

是的，楊振寧趕上了發展基礎物理最好的年代。他認為愛因斯坦的時代是”黃金時代“，他趕上了“白銀時代”，在他之后是“青銅時代”——“理論物理短期內很難有大的發展。

他甚至多次表示，如果在這個時代開始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會搞物理，而是去做數學家了。

這句話太誠實，誠實到殘忍。

基礎物理方面的理論研究，已經被窮盡，就像幾千年來，哲學領域再也無法出現孔子、孟子那樣的人物。

它意味著：你可以擁有楊振寧的天賦、教育和努力，但如果生錯了時代，你的天花板可能就是一個普通教授。

四、不可復制

楊振寧的成功，是天賦、教育、時代、環境、伙伴與運氣的完美疊加。

哪怕按部就班地操作，成為楊振寧依然很難。

他的故事，與其說是“如何成功”的案例，不如說是“為什么成功無法復制”的證明。

但對我來說，楊振寧至少告訴了我一件事：

功夫在詩外，大器需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