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許國的王淦昌

很多年以來，在海淀中關村的地標建筑中八樓，有很多科學界前輩的話印在地上。每次路過的時候都會停留幾秒鐘，懷念他們為祖國做出的貢獻。例如王淦昌同志，他是兩彈一星元勛之一，是中國核科學與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是為科學奉獻、為祖國崛起而奮斗的傳奇。還有，他的老師和他的學生們和他們的科研群體都可以說是群星璀璨，里邊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他的老師是葉企孫，他的學生當中有為國鑄甲的程開甲同志、氣象學家葉篤正和獲過諾獎的李政道等人。但是王淦昌同志自己因為各種因素錯過了諾獎，但是這個不代表什么，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獎已經不代表太多的問題了。

王淦昌于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蘇省常熟縣的一個中醫家庭。幼年時父母雙亡，所以生活就條件很差，他與外祖母相依為命，靠放羊維持生計。盡管生活艱難，外祖母還是鼓勵他說，“中國不缺放羊娃，但是缺少有學問的人”，激勵他刻苦學習。他特別爭氣，先讀私塾，后轉入太倉縣沙溪小學，13歲時到上海就讀浦東中學。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成為該校第一屆本科生。1929年畢業后留校任助教，在吳有訓教授指導下完成了中國第一篇有關大氣放射性的實驗研究論文——《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

1930年，他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資格，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著名核物理學家邁特納教授。在德期間，他專注于β衰變能譜的研究，并于1932年完成了關于內轉換電子研究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在他的科學生涯當中，曾經有三次重大發現，但是和諾獎失之交臂。但是他始終以科學大局為重，展現了高尚的科學精神，不是那種因為排名先后順序的問題就會跟人紅臉的人。

比如第一次是中子的發現，1931年，王淦昌在研究中意識到用α粒子轟擊鈹核可能產生一種中性粒子流（就是后來熟知的中子）。他兩次向導師邁特納建議用云室重復實驗以驗證這一想法，但均未被采納。半年后，英國物理學家查德威克按照類似的思路完成了實驗，成功發現中子，并于193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邁特納對此深感惋惜，但王淦昌并未懊惱，而是將這次經歷視為寶貴的教訓。

后來，1941年，王淦昌在浙江大學任教期間，提出了通過測量放射性元素反沖能量或動量來驗證中微子存在的方法。1942年，他在《物理評論》上發表了《關于探測中微子的建議》的論文。由于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時期，缺乏實驗條件，他只能“讓別人去做”。所以他的方法又啟發了別人，科學界就是這樣的，你做不成的話，別人就做了，然后美國科學家阿倫據此進行了實驗，證實了中微子的存在。這一方法后被國際物理學界稱為“王-阿倫方法”。1956年，美國科學家萊茵斯在核反應堆中直接探測到中微子，并于1995年獲得諾貝爾獎。盡管王淦昌錯失了獲獎機會，但他淡然表示：“榮譽就應該歸于最后從實驗上去測到中微子的人。”當時在國際上很多人把這個獎當成一個終身的目標，或者說認為為了這個獎可以干很多違心的事情，也可以和別人使勁爭，但是他就沒有這樣做，充分展現了中國科學家虛懷若谷的高尚風格。第三次是1956年，王淦昌赴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員。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利用10GeV質子同步穩相加速器進行實驗，于1959年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這是人類首次在實驗室中觀測到反超子，填補了微觀世界體系的重要空白，在國際學術界引起轟動。這些都是超級棒的劃時代的研究成果，這一發現本有望沖擊諾貝爾獎，但就在國際物理學界期待他進一步突破時，王淦昌突然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1960年，面對當時國際上的新形勢，而且還有那些酸溜溜的嘲諷，我們的領導人拿出了精神，我們不僅有褲子，而且也要有核子。這個時候就需要了不起的核物理學家。

王淦昌接到一封來自國內的密電，要求他立即回國接受新任務。當時蘇聯撕毀了援助協議，中國的核武器研究面臨嚴重困難。1961年，王淦昌被告知新任務需要他放棄所有名譽和地位，斷絕一切海外聯系，并隱姓埋名，很有可能是一輩子。也就是說以前的那個享譽國際的王大教授可能就不能出現在公共場合了。他沉思片刻，鏗鏘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許國！”

從此王淦昌化名“王京”，從國際物理學界消失了17年。他擔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第九研究院副院長等職，成為中國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在青海高原和羅布泊戈壁的艱苦環境中，他領導了上千次原子彈起爆裝置的炸藥爆轟試驗，指導解決了爆轟物理、炸藥工藝、近區核爆炸探測等一系列關鍵技術問題。當時他已年過半百，是試驗基地里最年長的科學家，但他不顧高血壓和高原反應，經常親臨爆炸現場，與年輕人一起熬夜工作。他們干活是夜以繼日的，吃住卻是最最節省的，經常就是啃干饅頭，喝一杯水，然后就趕緊又去工作。他的孩子們小時候總見不到爸爸，問起來時，家人只能回答：“爸爸在信箱里。”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在人群當中，已經好幾十歲的他，跳起來歡呼，像個孩子。王淦昌還指導了中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并領導組織了第二、三次地下核試驗。

另外，在1964年，王淦昌與蘇聯科學家巴索夫同時獨立提出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新概念。他積極促成高功率激光物理聯合實驗室的建立，并指導開展強流電子束、氟化氪準分子激光器等研究。在他的推動下，中國激光聚變研究從無到有，逐步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直到1978年，他調任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才重新以“王淦昌”的身份出現。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他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重新出現的時候，他已經兩鬢如霜，大家才知道大漠中的國之重器的巨響，有那么多是來自他的心血。即使進入晚年，王淦昌始終沒有離開科研第一線。

他曾說：“要做科學家，不做科學官。”1986年3月，王淦昌與王大珩、楊嘉墀、陳芳允聯名向中央提交了《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國務院據此制定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就是著名的“863計劃”），為中國高新技術發展開創了新局面。還有，王淦昌是中國發展核電事業的最早倡導者之一。他積極考察歐美核電技術，向中央領導講授核能知識，并多次建言要發展核電。

他強調：“從長遠看，核能必然成為能源的主要來源……我們一定要把核電站建設起來，讓原子能造福于人民。”他還注意培養科學的人才，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浙江大學任教期間，他培養了一批優秀科學家。這里邊的很多人后來都是享譽世界的。

在中國科學院和核武器研究期間，他培養了三代科學家，言傳身教，扶持后輩不遺余力。

王淦昌一生獲得了諸多榮譽，就舉幾個例子，因為太多了。

1982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的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和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他于1998年12月10日逝世，未能親手接受這一榮譽）。

還有2003年，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王淦昌星”。王淦昌同志用一生踐行了信仰和對祖國的愛，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和奉獻的一生。他完美詮釋了“科學家有祖國”的信念和“以身許國”的誓言。他從放羊娃成長為世界級科學家，三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卻無怨無悔，隱姓埋名十七載只為民族復興！他的科學成就、愛國精神與人格風范，將繼續照耀后輩前行的道路，永遠化為星光伴我們前行。如果有朋友路過這個地方，在買飲料或者是去地鐵的路上低頭看一眼，就是像他和很多這樣為國獻身的前輩保障著我們平靜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