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歲死，75歲埋

如果在臨終前回首往事，白居易或許會給自己的墓志銘定下兩行字：

這里，躺著一個人

44歲死，75歲埋

▲白居易畫像（772—846）。圖源：網絡

唐代自安史之亂后，地方割據勢力越來越根深蒂固，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與中央相對抗。

不僅政令時常不出中央，有時連皇帝也不得不到外地避難。

唐憲宗李純有心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勢力。主張用武力平定地方割據勢力的宰相武元衡，希望朝廷拿盤踞在淮蔡的節度使吳元濟開刀。

此時，勢力范圍毗鄰吳元濟的淄青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感覺到有些不妙。盡管朝廷一直對他的擁兵自重采取綏靖政策，但此刻中央軍用兵討伐吳元濟，難免讓他有唇亡齒寒之憂。

李師道是當時占地最廣，勢力最大，態度也最為跋扈和狡黠的一個方鎮。別的節度使需要邀寵固位，通過討好中央來鞏固個人勢力，但李師道不用這一套。

他的地盤包括了十二個州，并占有今天山東沿海一帶，得盡漁鹽之利，有人口三百多萬。

這個獨立王國自李師道的祖父、父親、兄長，傳到李師道已經歷四世，堪稱根基牢固。他們擅地自專，文武官員向來都是自己任命，也從不向朝廷上交貢賦。

說白了，不知中央為何物。

越是習慣土皇帝的日子，就越是害怕改變現狀。李師道敏銳地感覺到朝廷中有一絲不同往日的氛圍。

宰相武元衡是積極主戰派，主張用兵討平叛亂，不能姑息養奸。御史中丞裴度受命到前方視察，向皇帝匯報情況時，也主張對藩鎮用兵。這兩人深得唐憲宗的信任。

李師道感覺，應該做點什么來阻止中央強硬派的抬頭。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凌晨，有刺客潛入京城，一舉殺死了武元衡，擊傷了裴度。

刺客還在現場留下紙條，上面寫著：“毋急捕我，我先殺汝！”

誰敢抓我，我就滅誰。氣焰十分囂張。

這起罕見的惡性政治事件引起京城大駭，朝野震動。

而其幕后指使者正是李師道，是地方割據勢力企圖以卑劣的暗殺手段阻撓中央以武力削藩的決心。

事情發生后，朝臣們大為驚恐，紛紛給自己找保鏢，保命要緊。

至于這起導致“國辱臣死”的謀殺案，卻遲遲不見有人敢站出來追查和討伐。

▲刺殺武元衡。圖源：影視截屏

白居易，一名閑官，此時不合時宜地站了出來。

很快，原先緘默的朝臣們也都站了出來，不是跟著他呼吁早日緝捕兇犯，而是呼喊著要拿白居易問罪。

這是怎么一回事？

這一年，白居易44歲，人到盛年。他母親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剛丁母憂服滿后補官不久。

由于朝中沒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個閑官——太子左贊善大夫，即所謂“宮官”，太子宮內的官，不管實際政治上的事。

在母喪之前，他曾任翰林學士、左拾遺，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議，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習慣。

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做過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貴族和高品官外，官員并不能給后代庇蔭，其家庭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也會有很大的升降變化。

在父親去世后一段時間，白家的經濟狀況就一度陷入窘境。當時白家在符離（今屬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災，白居易不得不往長兄白幼文任職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貧多故，衣食維艱，前程如夢。可以說，白居易的青少年時期過得還是相當愁苦的。

他后來追認北齊五兵尚書白建為自己的近祖，實際上是瞎編的。目的是在注重門閥的時代，以此自高其姓氏與門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會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與青少年時期作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經歷有關。

只有在科舉路上順風順水的時候，白居易才會不無自得地強調，他完全沒有背景，沒有人脈，全靠實力取得成功。

多年后，他在給好友元稹的書信中，回憶當年為考進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讀書，廢寢忘食，以至于內分泌失調，口舌生瘡，皮膚無光澤，年紀輕輕就齒發衰白。

好在命運總會眷顧拼命的人。

唐代考進士很難，有句俗話叫“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29歲，白居易就考中了進士。這是相當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時考中進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輕。

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動。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三登科第”，順利得到官職——秘書省校書郎。經歷多年的困頓漂泊后，終于在京都定居下來。

▲白居易根據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愛情傳說，寫出不朽名詩《長恨歌》。圖源：電影劇照

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顧自己東宮官的身份，第一個站出來上書言事，亟請捕賊雪恥。

后來，他解釋自己為什么要越權站出來。

他說，國辱臣死，這樣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職位再卑微，也不當默默，而應倍感痛憤。

其實，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對包藏禍心的李師道有過看不過眼的事。當時，李師道奏請用私人錢財收贖太宗朝名臣魏徵的舊宅，以此為自己樹立形象，撈取政治資本。對此，唐憲宗宣稱“甚合朕心”，并讓時為翰林學士的白居易撰寫《與師道詔》。

白居易借寫詔書的機會，表達了他的意見。他說，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賜，李師道是什么人，竟有資格收贖魏徵舊宅？他建議，收贖魏徵舊宅這件事，不能讓李師道參與，而要中央以官錢收贖，歸還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書記載，白居易的意見最終被采納。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師道，出錢為忠臣魏徵的后裔濟窮這么諷刺的事情發生。

然而，這次面對李師道指使的刺殺宰相案，朝臣們的所作所為卻遠遠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們對刺殺案沉默不語，但對白居易的仗義執言卻一點兒也不沉默。

他們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個罪名是，宮官不當先諫官言事。就是說，諫官沒講話，他卻先講，不應該。

這基本是一條莫須有的罪名。白居易后來申辯說，“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認所作所為出于忠憤，你們說我狂妄，那也無所謂，但要以此給我加罪名，確實就過火了。

然后，平素憎惡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去世的母親做文章，給了他另一條罪名：傷名教。

這些權貴誣陷“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為核心的封建禮教。這種惡毒的毀謗，目的是構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倫的“不孝”大罪。

白居易的母親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癥，確實是墮井而死。不過，白居易對母親十分孝順。他當年高中進士后，未參加完長安城的一系列慶祝儀式，就趕著回家，為了將好消息第一時間告訴母親。

權貴的中傷，使得白居易有口難辯，悲憤莫名。

最終，白居易遭到貶官。先是叫他去做長江以南邊遠地區的刺史，接著，一個叫王涯的中書舍人落井下石，說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長，于是追回前詔，改作“江州司馬”。

▲九江長江江面，當年被貶江州司馬后，白居易寫出不朽名詩《琵琶行》。圖源：攝圖網

這次遭貶謫的經歷，幾乎完全改變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謫遷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謗”的屈原、“明時見棄”的賈誼自況，可見其承受的冤抑與憂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權貴為什么要集體為難白居易呢？

這得從他從政后犀利的政治態度說起。

經由科舉進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運的。他以卓越的文學才能蜚聲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職，能夠以左拾遺和翰林學士的雙重身份參與朝政。

唐憲宗一開始對他很賞識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舉措，也得到了采納。

作為中唐最負盛名的詩人，白居易干預時政的手段，除了諫章、廷議之外，還有大量的政治諷諭詩。

或許，正是這些諷諭詩，讓白居易四面樹敵。

他在給元稹的信里說：“聞《秦中吟》者，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隨便找一首，感受下白氏詩風：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
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
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輕肥》

全詩描述權貴的奢靡生活，直到最后兩句，觸目驚心。人間冰火兩重天。

白居易的諷諭詩，風格大抵如此，因此幾乎把權貴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寫詩，多的是風花雪月，而白居易卻寫成了匕首投槍。

終于，他也為自己的不為身謀、不識忌諱、勇于言事，賭上了政治前途。

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開抨擊，或曾以某種類型的惡德出現在他詩中的政敵們，逮住機會，聯合起來，讓白居易有多遠滾多遠。

官場險惡，人過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領教到。

而且，更讓他絕望的是，明知官場險惡無理，沒有背景的人卻永遠無能為力。

他的思想，在經歷此次貶謫后，急劇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他在詩中，寫盡了這種無奈而現實的轉變：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這些“懺悔詩”帶有濃重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諷諭詩相比，感覺像是兩個人寫的。

于是，干預現實的諷諭詩寫得少了，怡情風月的閑適詩、場面詩、應酬詩越寫越溜了。

是的，人家賞識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鶯一樣動聽，不是希望你來充當饒舌的啄木鳥。

當白居易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此后，盡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兩度回朝擔任要職。但是，他平淡處之，絕不戀棧，甚至辭去刑部侍郎這個炙手可熱的位置，主動提出分司東都，即到洛陽做一個沒有實權的養老官。

學術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貶，作為白居易從前半生“兼濟天下”轉向后半生“獨善其身”的分界線。這是極有道理的。

▲電影中的白居易形象。圖源：妖貓傳劇照

我讀白居易的傳記，時常替他感到惋惜：一個奮進有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變成了一個閑適無為的老干部？

在唐代詩人排行榜前三名中，白居易是最有從政條件和能力的一個。

正如許多學者所論，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負和文學才華，但不諳封建體制之規則，且志傲性絕，無法適應統治集團的運行規則。杜甫具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識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徑設計，白居易應當屬于政治，屬于朝廷，完全有條件以匡時濟世為終身職志。

但是，江州之貶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軌道，在政治上幾乎自暴自棄，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覺地與朝政保持心理距離和空間距離，實施一種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評價，說他“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敘其樂，謂本之于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基本上，就是一個有錢有閑、鎮日作樂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57歲的白居易寫了一首名叫《中隱》的詩，里面有說：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

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

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

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白居易《中隱》

詩中所申述的，是坦誠得近乎露骨的貴族階層的生存哲學。這種生存哲學，為官而不太作為，圓融而近于圓滑。

初讀這首詩，我對晚年的白居易真是十分不屑。你有本事直接學陶淵明辭官歸隱，不然就學屈原抗爭到底，搞這種精致利己的路線，跟當年那個犀利的詩人官員已經形同陌生人了。

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會不會一點兒也認不出來了？

隨著自己年歲的增長，慢慢地，我對白居易的人生選擇卻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他曾經努力過，試圖改變命運，改變社會，改變政治，但他失敗了。

他曾經躊躇滿志，發起新樂府運動，希望改變一切不合理的現狀，但他失敗了。

他在失敗中認識到，那個年代，固化板結的局面，那個年代，朝堂黨爭、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所有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他能夠改變的。

他的失敗與退化，到底是他的錯，還是時代的錯？

一個人當然要奮進拼搏，但能否有所大作為，還要考慮歷史的進程。當時的歷史進程，顯然不適合白居易這樣的人有所作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聲色，被認為“憶妓多于憶民”，但他的縱情聲色，是否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呢？

任何時候，官場里的人都有兩種選擇：可以選擇做好官，可以選擇做壞官；可以選擇不畏權勢，可以選擇卑身屈節；可以選擇潔身自好，可以選擇同流合污。

不管怎樣，他自始至終都沒有選擇后者。

獨善其身，同樣需要勇氣與正直。

▲竹子在古代被賦予君子人格。圖源：攝圖網

白居易死于會昌六年（846年），享年75歲。

死前一年，他對自己晚年風情不減、盡日游嬉有過反思，說“事事皆過分，時時自問身”。

那個時候，老詩人應該會想起，他剛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關播住過的宅子。宅子的東南角有一叢竹子，經過他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環境，他于是寫下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

竹似賢，何哉？

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

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

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

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

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

——白居易《養竹記》

竹子，正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對自己的人格期許。盡管后來，他把這叢竹子弄丟了，好在，他至死都知道：

心中的竹子死了，但心田寧可荒蕪，也絕不能讓它長出雜草。

如果在臨終前回首往事，或許，他會給自己的墓志銘定下兩行字：

這里，躺著一個人

44歲死，75歲埋

愿他的墓地，長出一片竹林。

參考文獻：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蹇長春：《白居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莫礪鋒：《莫礪鋒評說白居易》，安徽文藝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