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檔案館里藏著本泛黃的線裝冊,封皮寫著 “陣中日志”,是侵華日軍士兵新井淳的親筆記錄。1938 年 1 月 1 日那頁字跡潦草卻刺眼:“今日開設慰安所,每人 30 分鐘,下士官 150 錢,士兵 100 錢。” 這本日記把日軍慰安所的誕生時間釘在了紙上,可沒人知道,那天走進南京這間慰安所的第一個姑娘,有沒有活著看到第二天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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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慰安所是戰爭里的 “灰色角落”,其實根本是日軍精心設計的 “人肉流水線”。19 歲的李壽段老人到死都記得,1943 年春天有人來村里招 “炊事員”,說管吃管住。她跟著走了半宿,進了個掛著 “軍屬服務社” 牌子的院子,門一鎖,這輩子就變了樣。
剛進院就被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拽進小屋,扒光衣服翻來覆去檢查。后來她才知道這是軍醫,手里的鑷子比刺刀還狠。有個比她小兩歲的姑娘因為 “皮膚不好”,當天就被拖出去,再也沒回來。她還算 “合格”,被編了號 “7 號”,分到靠墻的木板床,床腳還拴著鐵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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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天不亮,院子里就排起長隊。日軍士兵拿著牌子喊編號,喊到誰誰就得掀開破布簾。李壽段最怕冬天,西北風吹得窗戶紙嘩嘩響,身上連件完整的衣服都沒有,還得硬扛著。有次她發燒到渾身發抖,日本女監工拿著登記本戳她腦袋,罵著 “廢物” 就把她拖下床。那天她接待了二十多個士兵,晚上連爬回床的力氣都沒有,只能躺在地上啃個冷飯團。
日軍嘴里總說設慰安所是為了 “防性病、守軍紀”,全是騙人的鬼話。上海師范大學后來查檔案發現,日軍內部流傳 “29:1” 的說法,意思是 29 個士兵配一個慰安婦才夠 “穩定軍心”。為了維持這個比例,他們給姑娘們打一種叫 “606” 的針,說是 “防病藥”,其實里面摻著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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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博鰲的幸存者回憶,打完針渾身又熱又麻,疼得鉆心卻喊不出來。后來才知道這藥本來是治梅毒的,健康人打了會絕育,日軍就是要讓她們徹底變成 “不會出意外的工具”。每周軍醫還會來體檢,拿個小本記 “使用情況”,誰要是懷了孕,直接灌藥墮胎,有姑娘反抗就被活活打死。
這些不是亂兵的胡作非為,全是寫在文件里的規矩。南昌慰安所的檔案里,連 “每日接待人數”“士兵滿意度” 都有記錄,軍官提意見說 “姑娘太弱”,軍醫就建議 “增加給食量”—— 所謂的給食,不過是每天多半個飯團。1943 年冬天,芒市慰安所還出過份 “人員調配令”,把 20 個姑娘像運物資一樣調到前線,理由是 “戰線推進,需補充服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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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人毛骨悚然的是那些 “日常”。安徽桐城的慰安所里,姑娘們不能穿衣服,日夜都得待在床前。有個牧師偷偷溜進去過,說三層樓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人死,早上拖走尸體,下午就補上新抓來的姑娘。海南塔洋橋邊更慘,50 多個姑娘因為 “不配合”,被集體槍殺在河邊。
日軍士兵自己都看不下去。有本遺留的日記寫著:“7 號今天流了好多血,軍官說下次別找太小的,浪費。” 他們把姑娘們當消耗品,用壞了就扔。滇西戰場物資緊缺時,甚至有部隊把病死的慰安婦當成 “特殊供給”,這種事連日軍士兵都罵 “不是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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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更是難如登天。有個江蘇姑娘趁夜色跑了三公里,剛鉆進樹林就被狼狗追上。日軍把她拖回慰安所,讓全營士兵輪流 “教訓”,第二天尸體就掛在門口,牌子上寫著 “逃兵之妻”。其實她們根本不是誰的妻子,連名字都沒人記得,活著是編號,死了是 “廢棄物”。
1945 年戰爭結束,幸存的姑娘們以為能回家,可噩夢還沒停。遼寧的趙麗娟返鄉后,村里人指著她罵 “日本老婆”,她兩次上吊都被救下來,最后只能躲在山里靠女兒養活。她說最怕照鏡子,總覺得鏡子里的人早就死在那個編號 “9 號” 的木板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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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90 年代,這些故事才敢公之于眾。2000 年大阪女性戰爭法庭上,幸存者們拿出軍醫記錄、日軍日記當證據,可日本政府根本沒來出庭,還說這是 “非官方行為”。那些泛黃的檔案里,36 萬到 41 萬的受害人數數字冰冷,可每個數字背后,都是像李壽段、趙麗娟這樣活生生的人。
現在南京的慰安所遺址改成了紀念館,墻上掛著幸存者的照片。有張照片里,李壽段老人的手布滿皺紋,她指著自己的胳膊說:“這里的針孔,一輩子都沒消。” 新井淳的《陣中日志》就放在旁邊,兩相對比,誰也別想抵賴那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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