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是年輕時嗤笑套中人，成年后羨慕他的安穩？

年少時在語文課堂上讀契訶夫《裝在套子里的人》，講臺下滿是壓抑不住的嗤笑。我們對著課本里別里科夫的畫像指指點點：那個裹著厚重棉大衣、戴著黑眼鏡、連雨傘都要裝在布套里的男人，簡直是“迂腐”二字的活注解。老師在講臺上強調這是契訶夫對保守勢力的辛辣諷刺，我們便跟著在課本上圈畫“千萬別鬧出什么亂子”這句口頭禪，將其視作僵化思想的鐵證。那時的我們，總覺得自己是沖破桎梏的先行者，堅信永遠不會成為這樣“裝在套子里”的人。可隨著年歲漸長，在求職市場的廝殺中摸爬滾打，在失業焦慮的深夜輾轉難眠，再回頭看別里科夫，心中的嘲諷漸漸被復雜的共情取代。尤其是看到他那份旱澇保收的機關工作、在小城之中穩固的社會地位時，竟會生出一絲隱秘的羨慕——在動蕩的現實面前，這個曾被我們嘲笑的“套中人”，或許早已握住了普通人窮盡一生追求的安穩。

要真正理解別里科夫的“優勢”，首先要厘清他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處境。契訶夫筆下的別里科夫，并非一無所有的底層貧民，而是小城中學里的希臘文教師，更重要的是，他還兼任著當地政府的“間謀”一職——負責監視師生的思想動態，向當局匯報異見。這份雙重身份，讓他擁有了遠超普通民眾的社會資源。在19世紀末的俄國沙皇專制統治下，“機關工作人員”這一身份本身就是一張護身符。當時的俄國社會等級森嚴，底層民眾在苛捐雜稅與失業威脅中苦苦掙扎，而別里科夫卻能憑借機關職務，每月按時領取穩定的薪水，不必為溫飽發愁。課文中雖未直接描寫他的生活水準，但從他“總是穿著厚重的棉大衣，即使在晴朗的日子也不例外”這一細節便能窺見一二——在那個許多人連過冬棉衣都置辦不起的年代，他的“套子”本質上是物質優渥的體現。他的住所雖小卻整潔，桌上永遠擺著燙好的茶具，這些細節都在暗示：這份穩定的工作，早已讓他擺脫了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

更值得細品的是別里科夫的“社會地位”。在小城之中，他或許是被同事暗中嘲笑的對象，但沒人敢公開與他為敵。因為所有人都清楚，他手中的“匯報權”足以影響一個人的前途命運。課文中寫到，別里科夫一出現，“整個中學都靜悄悄的，老師們連大氣都不敢出”，甚至校長見了他都要“點頭哈腰”。這種看似反常的敬畏，恰恰印證了他社會地位的特殊性。他不需要憑借人格魅力或專業能力贏得尊重，僅憑機關賦予的權力，就能在小城的權力網絡中占據關鍵節點。這種“不怕失業”的底氣，是當下無數在私企中“35歲危機”里掙扎的人難以想象的。當我們看到身邊有人因公司裁員而中年失業，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做遠超自己能力范圍的工作時；當我們看到畢業生為了一個編制崗位，幾千人爭搶一個名額時，再回頭看別里科夫那份“鐵飯碗”，便再也笑不出來——他的“穩定”，是無數普通人夢寐以求的生存保障。

年少時我們只看到別里科夫的“套子”，卻忽略了這“套子”背后的生存智慧。他的“雨鞋、棉大衣、黑眼鏡”，與其說是保守的象征，不如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鎧甲。在沙皇專制的高壓環境下，任何“出格”的行為都可能引來滅頂之災。別里科夫從不參與同事的閑談，不發表任何有爭議的觀點，甚至連看到同事騎自行車都會“臉色發青”，驚呼“這太可怕了”。這種看似荒謬的謹慎，實則是他在高壓環境中練就的生存法則。他深知，“不出錯”就是機關工作的第一準則，任何創新與冒險都可能讓自己失去現有的一切。這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在當下社會其實并不少見。多少職場人學會了“沉默是金”，在會議上從不發表反對意見，只為保住自己的工作；多少人放棄了自己熱愛的行業，轉而投身“穩定”的體制內，只為避免失業的風險。從這個角度看，別里科夫的“套子”，不過是成年人世界里“生存優先”的早期范本。

我們常說別里科夫“扼殺了生活的樂趣”，可在生存壓力面前，樂趣往往是奢侈品。課文中唯一一次描寫別里科夫的情感波動，是他對華連卡的好感。他曾鼓起勇氣向華連卡表白，甚至想象過婚后的生活。可當他看到華連卡的弟弟柯瓦連科騎自行車時，那份剛剛萌芽的熱情便瞬間被恐懼澆滅。年少時我們嘲笑他的懦弱，覺得愛情不該被“套子”束縛。可成年后才明白，他的退縮并非單純的膽小，而是一種理性的權衡。在他看來，華連卡一家的“激進”作風——比如柯瓦連科敢于反駁上司——是對自己“穩定生活”的巨大威脅。他無法承擔因為一段感情而失去工作與地位的風險，所以只能選擇放棄。這種“理性”的取舍，或許缺乏浪漫色彩，卻充滿了現實的無奈。就像當下許多人為了穩定的工作，放棄了遠走他鄉的夢想；為了房貸車貸，放棄了自己熱愛的愛好。別里科夫的“套子”，其實是每一個成年人在現實面前不得不戴上的枷鎖。

當然，我們理解別里科夫，并不意味著要全盤認同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悲劇在于，將“穩定”變成了人生的唯一目標，最終徹底失去了自我。他一生都在躲避“亂子”，卻從未真正體驗過生活的精彩；他擁有穩定的工作，卻從未在工作中實現過自我價值；他渴望愛情，卻因為恐懼而親手扼殺了幸福的可能。他的“套子”不僅隔絕了外界的風險，也隔絕了生活的陽光。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他對“穩定”的追求，因為對普通人而言，“穩定”從來都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前提。沒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所謂的“詩和遠方”不過是空中樓閣。別里科夫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找到了一種在動蕩社會中立足的方式，盡管這種方式充滿了妥協與犧牲。

當下社會對“別里科夫式”的穩定的追求，其實是一種理性的回歸。在經歷了互聯網行業的“裁員潮”、教培行業的“大洗牌”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所謂的“高薪”與“前景”，在時代的浪潮面前不堪一擊。而別里科夫所擁有的“機關工作”，本質上是一種“抗風險能力”極強的職業選擇。這種選擇或許不能讓人一夜暴富，卻能讓人在動蕩的環境中保持從容。我們羨慕別里科夫，其實是羨慕他那份“不怕失業”的底氣，羨慕他不必為生計發愁的安穩。這種羨慕，無關迂腐與保守，而是對“安全感”的本能渴求。

年少時的我們，總覺得自己能改變世界，不屑于別里科夫式的妥協；成年后的我們，在現實中摸爬滾打，才明白別里科夫式的安穩來之不易。我們或許不會像別里科夫那樣，用棉大衣和黑眼鏡將自己包裹起來，不會將“千萬別鬧出什么亂子”掛在嘴邊，但我們會像他一樣，為了穩定的工作而努力打拼，為了規避風險而謹慎行事。我們理解了他的無奈，也接納了自己對“穩定”的追求。這種轉變，不是對現實的妥協，而是對生活的深刻認知。

別里科夫最終在恐懼中死去，他的悲劇在于將自己徹底困在了“套子”里。而我們的智慧，在于既要學會像他一樣追求穩定，又要懂得不被“套子”徹底束縛。我們可以追求體制內的穩定工作，但也要在工作中保持學習的熱情，實現自我價值；我們可以選擇安穩的生活，but也要保留對夢想的追求，偶爾跳出“套子”去體驗生活的精彩。我們理解別里科夫，甚至羨慕他的安穩，但我們更要超越他，在穩定與自我之間找到平衡。

或許，這就是重讀《裝在套子里的人》的真正意義。年少時的嘲諷，是對理想的堅守；成年后的理解，是對現實的接納。別里科夫不再是那個供人取笑的“迂腐者”，而是一個折射出普通人生存困境的鏡像。他讓我們明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追求穩定從來都不是一件丟人的事，關鍵在于如何在穩定中保持初心，在“套子”之外保留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