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壯派改革，為何會失敗？

1906年，清朝的立憲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著，一位法國外交官做了如下預測：

中國人“帶著即刻改革的毫無理由的非分之想”，在新屋未立之時就砸碎舊屋，“如果形勢不揭示出那個負有天命的人，使一切恢復秩序，那么我們也許將看到這個國家在來自內部的各種力量的推動下四分五裂，從而實現‘瓜分中國’”。

短短幾年之后，這則預言便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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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寫道，革命總是發生在統治者已經有改善的時候，而不是最壞的時候。這句話同樣適用于清末。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26歲的攝政王載灃監國。年輕氣盛的滿族少壯派強勢崛起，掀起了一場改革風暴。他們的平均年齡大概30歲左右：

海軍大臣載洵，1885年出生。

軍諮大臣載濤，1887年出生。

度支部尚書載澤，1868年出生。

資政院總裁、農工商部大臣溥倫，1874年出生。

民政大臣善耆，1866年出生。

農工商大臣載振，1876年出生。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打一個速成，恨不能三步并作一步走。京城的官員們忙著學新道理，唯恐慢人一步，被其他部門取代。立憲派會聚省城，相互呼應，鼓噪開國會。實權派之中，也就這群年輕親貴還沒有被紛繁復雜的事態折去太多銳氣，與時代風氣最為契合。

曾國藩說過這么一句話：“漢人得十人，不若旗人得一人。”在皇權式微、亟待改革的關鍵時刻，覺醒了的滿人精英不可或缺。這些人追求新潮，敢想敢干，力挺憲政，行事激進。隨著他們的入場，清廷也就進入了變政最為激烈的時段。

載灃“生平喜閱西書，深知世界大勢”，“對于國會，希望成立之心異常深切”。

載澤作為五大臣之一出國考察，回國后鼓吹君主立憲，力主設立內閣。有人說憲政有損滿人利益，反對立憲政治，載澤痛斥其“不知大體”。

▲載澤。圖源：網絡

載洵于1910年出國訪美，自覺老祖宗的發辮和裝束與文明世界格格不入，回國后主張“斷發易服”，再次出洋時干脆改穿軍裝。

當軍機大臣討論未來國會如何限制民黨時，載濤說道：“兩黨互爭政見，各國通例，若抑民黨，何用議員？斷不宜干預。”

少壯親貴崛起之后，廣泛結交留學生，其中不乏有革命傾向者。1907年，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延用留學生程家檉、谷思慎為幕僚，此二人皆為同盟會人士。1910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未遂，按照中國千年以來的慣例，此乃十惡不赦之罪。善耆辦理此案，非但不殺汪，還好吃好喝招待之。他給出的理由是，“一切皆按文明之法相待”。最終，汪精衛被判終身監禁，與此案相關的諸多密件一并燒毀。

當然，“憲政”只是確保“皇位永固”的一種手段。依照親貴的想象，臣民議政，君主決斷，最大的麻煩不過是“屢修屢改，幾費切磋，而后漸臻完密”。“憲政”實施之后，人人知納稅當兵之義務，人人有尚武愛國之精神，再走下去便是抗衡列強、黃種人與白種人大決戰。

滿洲少壯一代自甲午以后成長起來，樂于接受外來文明，但外來的東西往往伴隨著欺凌。他們早早就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就對另一個理念深信不疑——武力即強權。

當他們擁抱西方文明時，憧憬的絕不是一個民權的世界，而是一個多元文化、眾多民族皆統一于強大的軍力之下、皇權與軍權緊密結合的帝國。列強有很多，但中國只能效仿德國和日本。

載灃致力于打造一個高度集權的軍事體制。初掌權沒幾天，他便重建禁衛軍，并采用西法操練。1909年，載灃代理陸海軍大元帥。又設立軍諮府（相當于總參謀部），由載濤負責。再讓載洵任海軍大臣，蔭昌任陸軍大臣。這樣，軍權就集中在幾位親貴之手。

宣統年間最具野心的軍事計劃就是興復海軍。1907年，清政府參加海牙國際和平會議，會議要求各國上報海軍艦隊噸位。清朝聲稱有大小兵船共計43162噸，但英國的調查冊卻說中國軍艦僅有13300噸。雖然會議還是按照中國上報的數字進行改動，背地里各國議論不斷，說中國海軍建制混亂、并不足數，不具備頭等國家資格。

這般難堪的景象使得清廷倍感屈辱，卻又無可奈何。當年，海軍處成立，奕劻、鐵良想要購置戰艦，度支部尚書載澤以經費短缺為由拒絕。他們想了許多辦法，比如提高鐵路票價、借外債、征印花稅等，都不了了之。

1909年初，善耆提議重建海軍。他說，近年來東西各國，如日本、美國、巴西、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年年增加艦隊，行駛于我國領海，即使陸軍能與之較量，也難以鞏固國防。應早日整頓海軍，等到財政充裕之時，再大治海軍。

載灃聞言大喜，立馬召見善耆、載澤、鐵良等人，說“中國海軍不能振興，必難與各國并駕馳驅，故海軍最為緊要，須五年內辦有成效”。載澤作為度支部尚書，知道國庫里拿不出錢，請求收回成命。載灃則鐵了心，說“海軍關系重要”，不能辦也得辦。

▲善耆。圖源：網絡

1909年7月，載灃任命載洵、薩鎮冰為籌辦海軍大臣，并撥了1800萬兩經費。

要振興海軍，首先要有炮艦。10月，載洵赴歐洲各國考察，開啟了一個大訂單時代。他在意大利定購炮艦1艘，在奧匈帝國定購驅逐艦1艘，在德國定購了魚雷艇3艘及淺水炮艇2艘，在英國定購巡洋艦2艘。

聽聞中國人豪擲千金，外國軍火商紛紛上門巴結，為拉訂單甚至還向本國政府求助。1909年11月，美國伯利恒鋼鐵公司提醒美國國務院，各國都在討好載洵以獲得訂單，希望美國政府也為本國企業提供支持。1910年5月，美國富爾里弗造船公司致信美國國務院，說清政府未經投標就和英國人簽訂合同，希望政府出手，攔截訂單。

之后，美國政府命令駐華公使嘉樂恒打探消息。嘉樂恒在調查中發現，清政府不會進行招標活動，如果載洵訪美，只要給他一場盛大的招待儀式，就可以獲得想要的東西。

1910年9月，載洵訪美，受到了格外的禮遇。13日，載洵所乘輪船駛進夏威夷碼頭時，美國海軍鳴禮炮21響。接著，他被護送至州府大樓，州長和軍方要員親自接待，鳴放21響禮炮，離開時又鳴禮炮21響。隨后，他來到海軍基地，拜訪夏威夷海軍基地司令里斯上將，抵達和離開時同樣施放了禮炮。接下來的行程大抵如此隆重。9月27日，載洵訪問華盛頓，得到美國總統塔夫脫的接見，兩人一道觀看了騎兵操練表演。

訪問結束后，美國收到了第一份訂單，由紐約造船公司為中國制造一艘2600噸的巡洋艦。然而這份訂單并不完整，因為合同規定船艦上的槍炮將由英國提供（這些可占船艦造價的一半）。

在外商的吹捧下，載洵或許有些飄飄然了，但并未完全昏了頭腦。他最信賴德國制造，前后總共訂購了8艘船艦，其他國家最多不過2艘。

國內這邊，籌措經費的困難，遠遠超出想象。地方督撫們哭爹喊娘，根本拿不出什么錢，載洵又急著要款，那就只能中央墊付了。至1910年5月，度支部頂著1500萬兩的虧空，墊交了1000萬兩。載洵本想再要500萬兩，度支部尚書載澤說什么也堅決不給。

軍諮大臣載濤、陸軍大臣蔭昌站出來反對辦海軍，主張先練陸軍，實際上也是想討要軍費。他們的意見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可。載灃見反對聲如此大，內心有些動搖，載洵勸道，現在緩辦海軍，必被各國恥笑，以中國之大，要是內外大臣為國盡忠，數年湊出1000多萬兩不在話下。再不濟，還有皇家的錢。萬般無奈之下，載灃多次請求隆裕皇太后動用內帑以充經費。

在此背景下，缺訂單的美國和缺錢的中國走到了一起。美國表示愿意貸款2500萬兩，支持中國發展海軍。然而，嘉樂恒并不看好中美合作的前景，他寫信給國務卿說道：

“如果允許我表達對這項計劃的意見的話，事實是中國不需要任何龐大的海軍；他們也許只需要為沿海和內河巡邏警察工作所需的、或為緝私和鎮壓叛亂和訓練官員所需的已有的炮艇、游艇，等等。但戰艦對他們沒有任何用處。他們沒有錢支付這些戰艦，也沒有能夠操縱這些戰艦的官兵。

……如果他們有一艘或更多的戰艦，在某種程度上只能加強或擴大日本的海軍，因為如果日本與中國或其他國家發生麻煩，在他們需要時日本會攫取這些戰艦，中國和其他國家都不能阻止它的發生。

……他們喜歡擁有一個大國的所有標記，并像大國那樣受到尊敬。因此，他們想要陸軍和海軍、槍炮和堡壘、戰旗、戰鼓和軍號，同時卻沒有使用它們的經驗或能力，此時他們對戰艦的需要還不如一個小孩對槍的需要。

鑒于他們發動的許多實際改革以及他們正在倡導的教育工作和商業及資源的開發都急需金錢，并且也因為他們的稅收或其他的收入來源都到了極限，因此，在我看來，鼓勵他們負債發展海軍或進行龐大的海軍投資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個不友好的行為。我想沒有任何比它更大的金錢浪費。”

雖然前路困難重重，但對年輕氣盛的載洵來說，變革只有敢不敢，而非能不能。1910年12月，他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宣布用七年重建中國海軍。

歷史自然不會給他機會。1911年10月21日，載洵與伯利恒鋼鐵公司總裁施瓦布簽訂合同，宣告中美合作的開始。而在十一天前，武昌起義已經爆發了。

▲載洵。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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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政王載灃要實現軍事集權，第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袁世凱的去留。

丁未政潮之后，袁氏就被削了實權，但影響力尚在。隔年（1908），光緒皇帝、慈禧相繼離世，使得戊戌年間的一些歷史舊案重新浮出水面，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立刻在海外發起了倒袁行動。

1908年11月，康有為聽聞兩宮去世的流言，還不確定光緒帝是否真的死了，于是向美國總統羅斯福連發三封電報，要求各國迅速面見皇帝，防止其被袁世凱所害。按康的邏輯，袁世凱擔心慈禧去世后光緒向其復仇，一定會先下手為強。

美國政府一度相信了康有為的說辭，但他們不想改變現狀。在美國人眼里，袁世凱絕非是一條惡龍，反而是一個極好的合作對象，只要他在，中國就不至于走向倒退和排外。美國本想撮合康袁二人合作，結果袁世凱不留情面地說道，康有為一錢不值，只會講空話，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人；相比較而言，孫中山是較有能量的人，有行動能力，因而是危險人物。

▲康有為。圖源：網絡

之后，保皇黨改變方針，動員載灃對付袁世凱。梁啟超通過滿人長福聯系到善耆、載澤，建議他們以非常手段處決袁世凱。載澤和善耆告訴長福，“元兇 （即袁世凱）之必去”，不必擔心。

善耆、載澤是排袁的主力，他們曾勸告載灃：“此時若不速作處置，則內外軍政方面，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無人可以鉗制他了，異日勢力養成，消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

1908年12月29 日，御史江春霖上書載灃，控告奕劻、袁世凱結黨營私，敗壞官場風氣，要攝政王小心大權旁落。當日，載灃召見江春霖，警告他不要耍小聰明，頗為意味深長。而此時奕劻告病假，閉門不出，以示抗議，朝堂之上又少了一個袁世凱的盟友。

1909年1月1日，袁世凱與載澤大吵了一架。大概半個月前，載澤上清理財政辦法折，希望將財權集中于度支部。當日，袁世凱突然反駁這個方案，主張給督撫們留有一定的財權。載澤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大怒道：“寧不為尚書，絕不受袁之侮。”

1月2日，御史趙炳麟和陳田上奏彈劾袁世凱。兩人的意思大差不差，都是強調袁世凱黨羽眾多，不可留在軍機處，一旦袁黨根深蒂固，必然威脅皇權。

一切水到渠成，載灃決定罷袁，以體恤“足疾”之名。

載灃本來想在詔書中斥責袁世凱“跋扈不臣，萬難姑容”，使其名譽掃地，軍機大臣世續和張之洞極力回護，希望給袁世凱一個體面的下臺。因此，罷袁諭旨不但沒有指責袁“擅權跋扈”，反而夸袁是可用之才，對其患有足疾不能為朝廷效力，表示深切的惋惜。

在政壇上，體面意味著轉圜，意味著余地。1909年1月5日晨，袁世凱帶著深深的眷戀，由西車站登車，送行者僅有數人。他的大兒子袁克定、二兒子袁克文并沒有一起離開，而是留在北京供職。場面雖然凄慘，但還不至于到徹底出局的地步。

兩宮去世之后，權力洗牌是可以預見的事情，但來得如此迅猛，還是令人驚駭不已。

時任郵傳部官員的孫寶瑄曾在日記中夸贊載灃：“自攝政王當國后，氣象為之新，中外推服。觀其連日所下諭旨，似極有條理。蓋于和平中寓有嚴肅之氣，吾為中國前途賀也。”等到袁世凱被罷免后，他卻疑惑了：“庚子以前，李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項城之世界也。合肥既死，項城又去位，不審更推何人支此殘局？”朝中一些官員致書御史趙炳麟，責備他彈劾袁世凱，“謂漢大臣中，才未有如項城者，去之可惜”。

然而，率先做出行動的是外國人。1月2日下午4點，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上報國務院，聲稱罷袁是滿族官員反動的第一步，十年之前的動亂（拳亂）可能要再次上演。他拜訪了各國公使，準備向清朝提出抗議，請求載灃收回成命。

日本和俄國卻表示反對。俄國公使認為袁世凱對俄國不友好，不想為此人抗議。日本公使說不想干涉中國內政。法、德兩國不想當出頭鳥。意大利、奧地利追隨德國的腳步。和美國站在一起的只有英國。

美國懷疑日本參與了驅袁的行動。當時，日本推行大陸政策，企圖將中國東三省變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影響了美國的在華利益。在美國人眼里，清廷有一大堆親日派，高層有張之洞、那桐等人，中層有曹汝霖等留日學生，而且，這些親日派都和滿族權貴關系親密。在東北問題上，袁世凱處處和日本人作對，把他趕走，符合日本的利益。

其實，日本人對于此事也感到意外，但他們的情報工作要比美國出色。很快，他們就從善耆、張之洞等人那里得到了內幕：袁世凱下臺是政治斗爭，事態不會擴大。

日本政府自然是樂于見到袁世凱倒臺的，但它不能任由懷疑的帽子扣下來。1月14日，日本外務大臣向美國駐日大使解釋道：日本沒有陰謀罷袁；日本希望中國和平；袁世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日本不希望他被追究。同時，還安慰美國不必太擔心，中國不會因此倒退的。1月15日，柔克義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會見奕劻，奕劻說，袁的免職是攝政王個人發動的一場政變，但袁尚在壯年，未來仍有可能得到重用。美國人才算稍微消停了下來。

▲柔克義。圖源：網絡

袁世凱在彰德的洹上村住下，過起了閑云野鶴般的生活。而載灃等人改革的結果很糟，籌款困難，內斗頻繁，腐敗猖獗，反叛不止，猶如波濤堆疊，形成巨浪，足以將年輕人一些不切實際的妄想拍碎。假如袁世凱沒有被開缺回籍，一直留在軍機大臣的位子上，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甚至還會因為某一件事而聲望下降。離開，反而成全了他的英名。

1909年10月11日，《泰晤士報》發表《中國局勢》一文，在“袁世凱的地位”一節中說：“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由于毫無經驗的攝政王所為，帝國中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罷黜，這是個愚蠢的錯誤，是缺乏愛國心之舉。報界曾對直隸總督袁世凱充滿敵意，并在其失勢時對他猛烈抨擊，現在則謹慎地為他返回官場而努力。……除非發生意外，全國人民都確定他能重新掌權。而他的復出將受到所有關心中國進步的人的歡迎。”這番言論幾乎要把袁世凱捧上了天，但面對劇烈變化的時局，人們似乎也需要這么一根救命稻草。

載灃在短時間內就驅逐了政敵，表面看起來順風順水，實際上走入了權力錯覺之中。權力不只在于位置，更在于關系。三歲幼童溥儀雖貴為九五之尊，本質上只是一個木偶、一個符號。當年慈禧代行皇權主要靠的是漫長從政過程中積累的人脈和威望。哪怕是光緒皇帝，身后也有清流黨人。載灃等人占據了要職，卻沒有觸動深層的權力結構。

袁世凱通過多年經營編織了一張密密麻麻的關系網，上面有北洋派，有多年合作的政壇老人（奕劻、那桐等），有地方督撫，也有洋人。只要這張網還能運作，袁世凱就有機會東山再起。

1910年夏、秋之間，日俄第二次簽訂《日俄密約》，合作“開發”東北。載灃不得不起用徐世昌、唐紹儀兩位袁黨人士，以應對侵略，又起用毓朗和盛宣懷，加以牽制。一時之間，輿論紛傳袁世凱即將復出。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軍人時不時以各種理由路過彰德府，看望老上司，為其造勢。9月，美國總統塔夫脫會見載洵時，還詢問起用重新起用袁世凱一事，載洵回答，“此事正在由攝政王加以考慮，但還沒有做出決定”。

然而，反對袁世凱的人未必少于支持他的人。比如保皇黨就痛罵袁世凱借憲政之名，行攬權之實，并非真正支持立憲的人。再如御史趙炳麟、江春霖等人要求載灃盡快清除袁黨。日本政府則更加不樂意袁復出，聲稱“誤滿洲之政局者，實袁、徐、唐三人也”，還說美國從中作梗，意在離間中日兩國，警告載灃不要上美國人的當。

隱居期間，袁世凱寫過這么兩句詩：“雕倦青云路，魚浮綠水源。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他肯定不甘于池水的束縛，渴望更廣闊的天地。然而，他只能等一個機會。輿論營造出“非袁莫屬”的聲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新人物的長成，再有幾年時間，即便是綿密的權力網，也會破漏不堪。

1911年6月，張謇沿京漢線自漢口趕往北京，途中經過彰德，“就和二十八年以來分道揚鑣、疏離已久的袁世凱會面”。他們具體聊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二人確定了合作的意向。當晚12時，張謇回到車站休息，笑著對人說：“慰廷（袁世凱）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

“洹上密談”之后，張謇直赴京師，受到了一眾政要的接見。張謇的兒子張孝若記錄道：“到了北京以后，清攝政王和滿朝親貴尊賢禮士的風氣，都還做得十足。就是談到正經事體，仍舊口是心非，當做耳邊風一樣。我父那時一看國勢衰弱，江河日下，只是瞄準了走上那頹敗的道兒，絲毫沒有因為籌備立憲、開國會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點覺悟，振作起來；依然是敷衍顢頇，蠹國病民，自家拼命地自殺自己，他人是救不來的。但是我父這次到京，還抱著極興奮誠摯的心意，想打一針最后強心的忠言，來救醒親貴的沉迷，來保住那將倒的大廈。”

親貴們卻沒有把握住最后的機會，惹出了大亂子。武昌起義后的形勢是，立憲已成泡影，“若多一日躊躇，則多一日糜爛，外人起而干涉，瓜分之禍，即在目前”，張謇再不欣賞革命，也只能剪去辮發，勸說復起的袁世凱贊助共和。

3

宣統一朝，立憲加速和親貴弄權是一體兩面。實際上造就獨立和贊助共和的力量——新軍和議會，本身就是親貴大臣用以強國的工具。到最后，兩個工具不約而同背叛了朝廷。

咸、同以來，兵權轉移到督撫手中；小站練兵，又讓北洋派形成勢力。滿人精英提拔留日士官生，以抗衡北洋派。這些學生，要么留在北京的練兵處；要么分散各省，進入主持新軍事務的督練公所之中。史載，“光宣之交，各省督練公所，均受命于中央，公所總辦一員，例由中央簡放，出身十有九系留學生”。相當一部分人從日本帶回了革命的意識，比如湖北的吳祿貞、藍天蔚，江西的李烈鈞，山西的閻錫山，云南的唐繼堯等。

官制改革，練兵處變為陸軍部而取代了兵部，之后又被軍諮府所取代，始終以集權為宗旨。新軍逐漸脫離督撫的控制，但另一邊，它又不在陸軍部、軍諮府的號令之下。各省新軍從當地招募，又由當地供養，地方利益就是他們的利益，“聽命中央”只能是一種幻想。清廷越集權，軍隊也就越自由。

揚眉吐氣的，除了軍人，還有士紳。1908年，清政府宣布《欽定憲法大綱》，將預備立憲期限定為九年后。它設計了一個相當完備的議會系統，中央有資政院，省有咨議局，省以下有議事會。議會成立，士紳集合，其影響力也就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鄉、一城一鎮，而可以對全省乃至全國產生巨大影響。

在時代的浪潮中，汪榮寶是一個不太起眼、但又十分關鍵的角色。從他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憲政”是如何興起的。

汪榮寶是江蘇人，早年在日本留學，學習政治和法律，回國后就職于民政部。當時，王爺貝勒和留學生是一個十分流行的組合。汪榮寶深得少壯親貴的信任，在修訂法律館與憲政編查館工作，編寫中國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當然，這部憲法來不及最后欽定，清王朝就覆滅了。

1910年1月初，各省請愿速開國會，代表們陸續進京。江蘇咨議局議員找到汪榮寶，希望獲得支持。雖然議會才成立不久，但士紳們早就摸透了民主制的玩法，地方議員和地方議員之間橫向呼應，京官和地方議員之間縱向呼應，從而讓聲量最大化。不過，汪榮寶是學者型官員，行事穩健，傾向于在政府內部進行改革，對于國會一事還不太感冒。

6月，代表們再一次會聚京師，準備第二次上書請愿。善耆詢問汪的意見，汪建議于1913年（比原定時間提早三年）召開國會。善耆深以為然，但認為此建議一定會被奕劻等政壇老人駁斥。果然，朝廷頒布上諭，拒絕了提前召集國會的要求，并命令代表們以后不準再請愿。

奕劻反對速開國會是出于權力的考量。他把持了軍機處和政務處，必然希望保持原狀。責任內閣一成立，軍機處多半被裁。即便他能控制新的責任內閣，還有國會能對其監督。這無疑將大大削減權力的集中度。

▲奕劻。圖源：網絡

于是，汪榮祖退而求其次，建議先定下憲法。親貴之中，新上任的軍機大臣毓朗也傾向此說。此人正處壯年，不滿于老人政治，常與奕劻打對臺。汪榮祖勸善耆與毓朗相商，最好再把載澤、載洵拉進來。可惜載澤持觀望態度。最后，由汪草擬的說帖，經善耆、毓朗之手，呈給了載灃。制憲一事提上了日程。

10月3日，資政院開院。10月22日，全體議員表決通過陳請速開國會議案。當副議長沈家本宣布“如有贊成請開國會者起立”后，全場起立，掌聲如雷。議員汪榮寶興奮至極，帶頭高呼：“大清帝國萬歲！大清帝國皇帝陛下萬歲！大清帝國立憲政體萬歲！”

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得到了二十多位督撫的支持。當時，朝廷要收督撫的權，咨議局也總是找督撫的麻煩，督撫們實在不想兩頭受氣，要求清廷給個明確的態度，于是支持國會請愿運動。

少壯親貴的入場，則將國會請愿運動推向了高潮。載濤當眾宣稱：“國會早開一日，則中國早治一日，士民得參政權，擔任國責，上下一心，共謀進步，中國之危局可于是挽回。”載洵在外國考察之際，就“電促明年即開”國會，回國之后，對載灃說道：“再遲一二年后恐吾國將無以自存。”溥倫，作為資政院總裁，最熱衷于開國會。汪榮寶在資政院激昂文字、揮斥方遒，就是得到了溥倫的大力支持。“錢袋子”載澤還在觀望，但他到資政院演說時，也表示了支持的態度：“能速開國會，則財政大綱，必有頭緒。”

10月下旬，汪榮寶就如同一只辛勤的蜜蜂，出入于北京城的各處府邸，采集民主的花蜜。

23日上午，汪榮寶到軍機大臣毓朗家拜謁。毓朗的態度突然游移起來，說資政院的舉動是不是太過了，自己居間調停甚是辛苦。汪榮祖竭力解釋，還留在毓朗家中吃了頓飯，飯后又聊了一個多時辰。

24日上午，汪榮寶馬不停蹄地拜訪溥倫，剛好載澤也在。當天，載澤向攝政王面陳了速開國會之利，特地過來報告情況。載澤走后，溥倫與汪榮寶相商。攝政王雖然行事激進，但不得不承受政壇老人的壓力，如今越來越多大臣贊成開國會，事情應該有所轉機。

下午，載澤下屬林景賢拜訪汪榮寶，聊到財政問題。汪榮寶不會放過任何影響載澤的機會，趁機說道：“此種問題，唯有國會可以解決。”

當汪榮寶四處奔走時，一些不明內情的議員產生了懷疑：這位仁兄在資政院高呼立憲萬歲，背地里卻敲響了貝勒王爺的大門，是不是陽奉陰違？24日晚上，汪榮寶參加議員的集會，解釋道，自己向來主張速開，外間不察，謂予反對，殊不可解。

26日上午，溥倫得到載灃召見，回來后對議員說“國會問題大有圓滿解決之望”。

27日上午，汪榮寶到溥倫家。下午，某議員拜訪汪榮寶，希望面見溥倫，汪榮寶驅車再次前往溥倫家，隨后又有數名議員進來。晚間，汪榮寶聽到各省督撫請設內閣國會奏稿將在明天清晨呈遞的消息，連夜加班趕稿，以使資政院的奏折與督撫的奏折能同時呈遞，對朝廷構成更大壓力。

28日晨，資政院請速開國會折上呈攝政王。汪榮寶知道，在親貴及大臣中，真心實意贊成者甚少，大部分人只是想左右觀望、從中漁利。然而，經過他們的宣傳，國會一詞，已成為了一種壟斷話語——誰若公開反對，必然成為輿論之敵。如此，速開國會應無大礙。

面對排山倒海的攻勢，奕劻等人堅持不住，終于松了口，決定于1913年召集國會。

上諭頒布后，京城內外各店鋪張燈結彩，龍旗飄揚，大街小巷都響起了《立憲歌》。但熱鬧背后，人心依然是蕭索的。汪榮寶并不滿足于此，他接連拜訪善耆、溥倫，希望能將期限再提早一年。善耆不為所動，但溥倫極為支持。然而，掌權者應者寥寥。

11月7日，資政院開會。溥倫向議員們宣讀了上諭，議員們一時不知作何反應，整個會場陷入沉默之中。過了一會兒，眾人群起反對，忽有一人站出來說，與日本相比，中國的立憲已經算快得多了，結果罵聲更多了。汪榮寶夾在親貴和議員之間，也只能勸大家不要再作無謂的努力。

當晚，汪榮寶從資政院回家，路過大清門，見各處燈火輝煌，一股莫名的悲涼從心頭泛起，忍不住下車佇立片刻，方才回去。

▲汪榮寶。圖源：網絡

載灃等人沉溺于“軍國”的幻想，立憲派也陷入了另一種迷思，以為國會一開，便能解決內外問題。面對朝廷的敷衍，議員們不肯退讓，將沮喪轉化為憤怒。設議會本為集權，然而，自覺“上當受騙”的士紳們紛紛掉頭轉身，與清廷背道而馳。

1911年5月8日，依照立憲之路，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內閣，以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梁敦彥為外務大臣，善耆為民政大臣，載澤為度支大臣，唐景崇為學務大臣，蔭昌為陸軍大臣，載洵為海軍大臣，紹昌為司法大臣，溥倫為農工商大臣，盛宣懷為郵傳大臣，壽耆為理藩大臣。這13名閣員中，滿人占了9個，其中皇族親貴多達7人，而漢人僅有4人。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皇族內閣”。

即便不談“皇族當政”，新內閣也是一塌糊涂。設內閣也是為了集權，然而清廷還是無法解決老人與新人之間的沖突，結果搞出了這么一個四不像出來。

以軍權為例。在當時，任何一個軍國的戰爭部門都必須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內閣出臺之前，軍諮大臣載濤聯合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載洵在攝政王載灃面前力爭，宣稱“中國現值整頓全國陸海軍備之時，總理大臣須具有軍事上知識方可負完全責任，否則將來諸多窒礙”。他們的本意是讓軍事長官也擁有過問財政的權力。

爭權的結果卻是，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直接向陸海軍大元帥（即攝政王載灃和皇帝）負責，內閣總理大臣可以不過問軍國大事。作為總理大臣，奕劻自然惱火，干脆擺出不負責的姿態。1911年7月10日，奕劻發表組閣演說，全篇重點在財政，絲毫不提陸海軍之事。

載濤在奕劻演說之后跑去詢問，奕劻語帶譏刺，冷冰冰地回答道：“吾國內閣總理與各國情形不同，今陸海軍既有軍諮府主持，自毋庸內閣參預。”

這樣一來，軍諮府看似獨立，實際陷入孤立的境地。對比德國和日本，哪有這么窩囊的戰爭部門？

詭吊的是，被廣泛詬病的少壯親貴，其實是最不拘一格任用漢人的掌權者。表面上看，王公貴族盤踞權力核心，打破了慈禧刻意為之的滿漢大體均勢的局面，但是，在中層和下層，反而是漢人勢力的膨脹沖破了長期以來的滿漢平衡格局。

就此而言，清廷對于立憲是真心還是假意，已經不重要了。清朝覆滅的真正原因還是滿漢之間無法調和、無法妥協的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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