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宇會長，您是不是對“法教義學”有什么誤會？

近日，刑法學會賈宇會長在第四屆全國“刑事治理現代化研究生論文競賽”開幕式上的致辭引發熱議，其發言中一句“我國刑法規范中沒有‘教義’，刑法學理論中更沒有‘教義’”的論斷，聽來好惡鮮明、擲地有聲，卻未免把一場本應聚焦于“刑事治理現代化”的學術盛會，悄悄拉回了語詞潔癖的“前現代”。倘若僅僅因為“教義”二字帶著洋腔，就斷言它在中國水土不服，那便等于把“法律解釋”“犯罪構成”“責任阻卻”一并扔進外來語垃圾堆——畢竟它們也都是借詞，卻早已寫進教科書、判決書乃至司法解釋，成為實務家安身立命的工具。

會長警惕生搬硬套的情懷可嘉，但若把術語的“出生地”當成評判標準，便難免陷入“因噎廢食”的邏輯陷阱：因為概念舶來，所以必須驅逐；因為字面帶“教”，便聯想宗教獨斷；因為個人語感不適，就否定整個知識傳統。如此推論，再往前一步，是不是要把“憲法”“民法”“刑法”這些日譯借詞也一并“去魅”？恐怕 courtroom 里最先慌神的，是每天靠“構成要件—違法—有責”三段論寫判決書的刑事法庭的法官們。

“教義”一詞在德文里本無“教條”之意，更多強調“體系化說理”。它既不是教皇敕令，也不是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學，而是把散見的刑法條文、司法解釋、立法解釋，整理成可檢索、可反駁、可累積的知識網絡，讓“案件—規范—學說”之間形成可預期的循環。我國刑法固然沒有寫明“教義”二字，但第14條故意、第15條過失、第20條防衛限度、第23條未遂、第67條自首，哪一條不是在實務中被反復“教義化”——通過學說與案例逐級填充、限定、修正，最終成為可以“一眼看穿”要件結構的“知識模塊”？如果把這些隱形作業統統以“沒有教義”之名掃入暗角，那么法官遇到“正當防衛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時，就只能回到“個人認為”“群眾感受”乃至“輿情熱度”的原始狀態，法治所需的“同案同判”也將淪為美麗的口號。

會長諄諄告誡青年學子“不要動輒談教義”，殊不知，真正的危險恰是“根本不談教義”。當學術期刊上仍充斥著“建議增設新罪”的激情提案，當網絡輿論場依舊彌漫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狂歡，我們正需要一套可被理性檢驗的教義工具，把“是否入罪”“如何處罰”從情緒場域拉回到“構成要件—違法性—責任”的層層過濾機制之中。教義學不是讓人“動輒”張口，而是教會人“先過腦子”：行為是否符合法定構成要件？是否存在違法阻卻？責任刑與預防刑如何權衡？這些看似繁瑣的“教條”，正是防止刑罰權恣意啟動的安全閥。會長強調“慎刑”，我們舉雙手贊成；但“慎”不能僅靠道德感召，而要靠可復述、可批評、可驗證的教義標準。否則，“慎”就可能淪為“慎我之所慎”，而“嚴”卻成為“嚴人之所以嚴”。

誠然，中國刑法需要回應本土問題，例如正當防衛的“僵尸條款”如何激活？民營企業的平等保護如何落地？跨境數據犯罪如何劃定管轄？但這些“真問題”并不在教義之外，而恰恰需要更精細的教義工具去“翻譯”——把價值沖突轉譯為要件爭議，把政策訴求拆解為解釋選擇。沒有“教義”這一層層篩網，我們便只能停留在“加大打擊力度”與“弘揚寬緩精神”的空洞對立，無法產出可供類案參照的“中等抽象”規則。會長呼吁“把學問做在祖國大地上”，我們深以為然；但“大地”不是反理論的泥沼，而是需要借助概念導軌才能精耕細作的梯田。拋棄教義，只剩“問題意識”，研究將迅速滑向“對策報告”；對策若無體系約束，又會淪為“頭痛醫頭”的權宜之計。

更進一步，教義學并非德國專利，而是大陸法系共享的“公共品”。日本、韓國、巴西、葡萄牙都在本土判例中持續更新自己的刑法教義，卻從未聽說他們以“文化不適”為由拒絕方法。我國臺灣地區的“大法官”釋字、澳門特區的終審法院裁判，亦大量援引教義學框架，卻無礙其中華文化底蘊。可見，真正決定知識命運的，不是術語膚色，而是能否解決本土問題。我國二十年來圍繞“共同犯罪”“罪量要素”“單位犯罪”“未遂與不能犯”所積累的汗牛充棟的研究，不正是中國學者用漢語書寫的“活的教義”？這些成果早已嵌入司法解釋、指導案例乃至量刑指導意見，成為實務界“日用而不知”的空氣。會長若因“教義”二字生僻，便否定其存在，無異于否認一代代學人皓首窮經的功夫，也否認了法官、檢察官、律師每日在文書里“引學說、述要件”的默默勞作。

我們理解，會長真正擔憂的是“生吞活剝”——把德日理論整箱搬進中文語境，卻對中國條文與案例視而不見。這種“拿來主義”確需警惕，但解藥不是“逐客令”，而是“本土化再造”。本土化的前提，是先承認教義學作為“方法”的中立性，再將其對準中國條文、中國案例、中國問題，用漢語寫出“可與德日對話、可與美國比較”的本土教義。倘若連“教義”一詞都諱莫如深，便無法建立可供國際同行檢索的“概念接口”，也無法讓世界聽見中國刑法的聲音。學術自信的體現，不是把外來詞掃地出門，而是有能力賦予它們中國內涵，讓“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期待可能性”在中國判例中生根發芽，最終反哺比較法大家庭。

會長告誡青年“不可動輒建議入刑”“不可動輒呼吁嚴懲”，我們深表贊同。但歷史經驗表明，最能遏制“刑罰通脹”的，不是道德勸誡，而是“教義”門檻：當構成要件被嚴格解釋、當違法阻卻被實質審查、當責任刑與預防刑被比例原則牢牢鎖住，立法者與司法者自然“動輒”不起來。相反，若僅以“慎刑”口號自我警惕，卻缺乏可操作的教義護欄，輿情一旦沸騰，“嚴懲”仍可能像泄閘之水，瞬間淹沒理性。會長今日對“教義”的輕忽，或許明日就會被某些媒體斷章取義為“刑法理論無用論”，進而成為“情緒立法”的推手——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術語貶低—理論貶值—工具理性衰退”的連鎖反應。

因此，我們斗膽建議：會長不妨把對“生搬硬套”的警惕，轉化為對“高質量本土化教義生產”的倡導；把“沒有教義”的斷言，升級為“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教義”的追問。與其讓青年學子“不要動輒談教義”，不如告訴他們“如何談好中國教義”，例如是不是可以先讀條文，再讀判例，再讀比較法，再回到中國問題，用可檢驗的論據、可反駁的邏輯，把“寬嚴相濟”“慎刑恤罰”這些價值理念，轉譯為“違法性認識錯誤可否避免”“責任刑起點如何確定”的具體議題。如此，方能既避免“詞”的迷信，又守住“理”的尊嚴，讓刑法研究真正“接地氣”、又“通天際”。

說到底，術語只是思想的交通工具。因為車牌涉外就拒絕上車，只會讓我們錯過抵達法治現代化的班車。會長以“沒有教義”一詞博得掌聲，固然痛快，卻可能把最需要方法支持的法官、最需要概念工具的學子，推向“無法可依”的真空地帶。我們愿意相信，這只是一次出于樸素民族情感的口誤，而非對整整一個知識傳統的否定。倘若后續賈會長愿意修正自己的觀點為“中國刑法需要自己的教義”，那么此次“爭議”便可成為中國法教義學走向成熟的“成人禮”。畢竟，真正的學術自信，不是把外來詞扔進大海，而是有能力在自家的土地上，種出一片可供全世界欣賞的玫瑰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