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警告：此種“教唆”屬操控，法律將嚴懲不貸！

在法律咨詢中，我們常常遇到家長們憂心忡忡的提問：“我孩子才13歲，被別的孩子慫恿去偷東西，法律能追究那個教唆者的責任嗎？”她的疑問，戳中了一個關鍵的法律盲區。近年來，教唆、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正以令人心驚的速度增長。那些躲在陰影里的“大人”或“壞同伴”，抱著“孩子還小不懂事，就算犯了事也不用擔責”這樣的僥幸心理，一些不法分子將黑手伸向未成年人，試圖利用他們的懵懂無知實施犯罪。然而，刑法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并非“一刀切”的免罪金牌，而是根據心智成熟程度，劃定了精細無比的責任階梯。了解這些階梯，才能明白教唆者何時是“教唆犯”，何時會淪為“間接正犯”。

一、年齡與責任的法理劃分

要區分教唆犯是否構成間接正犯，應當根據被教唆對象的年齡，以及其行為構成什么犯罪類型來看。我們將其分成三類：

1、完全無刑事責任年齡：不滿12周歲

這時教唆者屬于“間接正犯”。

從法理上來說，所謂間接正犯，是指行為人通過利用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不知情的第三人等作為犯罪工具，間接主導犯罪的發起與實施，自身雖未直接動手，卻需像親手實施犯罪一樣承擔全部刑事責任的情形。

由于12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他們在教唆犯罪的過程中更傾向于被利用的“無罪的工具”，而操縱這一“工具”、利用孩童天性實施犯罪的教唆者，則應當承擔最直接的法律責任。

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12周歲至16周歲

這一年齡段分為兩個層級，責任認定更為復雜：

（1）教唆12-14周歲未成年人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

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進行了修訂，新增第三款明確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既避免了對未成年人過度追責，也確保了對極少數惡性犯罪行為的依法規制。

也正因此，當該年齡段未成年人實施上述符合核準追訴條件的惡性犯罪時，其已具備了法律意義上的“部分刑事責任能力”，能夠成為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主體”。此時，教唆者的行為便符合《刑法》第二十九條關于“教唆犯”的規定。也就是說，如果教唆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去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從法律上是可以認定教唆犯成立的。

反之，倘若教唆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之外的其他犯罪，教唆者將成立“間接正犯”。與前述第一類同理，12-14周歲的未成年人心智成熟度仍有限，對于盜竊、普通搶劫等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法律后果，仍缺乏足夠的辨認與控制能力，因此教唆者也應以間接正犯身份，獨自承擔全部刑事責任。這里的“其他犯罪”，既包括盜竊、詐騙、搶奪等侵犯財產類犯罪，也涵蓋搶劫（未致人重傷、死亡）、尋釁滋事等

14-16周歲：僅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這8類嚴重犯罪負刑事責任。教唆這8類犯罪的，構成教唆犯；教唆其他犯罪的，構成間接正犯。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已滿16周歲

無論教唆的是侵犯人身權利的犯罪（如故意傷害）、侵犯財產權利的犯罪（如盜竊），還是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如聚眾斗毆），只要被教唆者已滿16周歲，教唆者的行為通常會被認定為教唆犯。

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心智已接近成年人，能夠全面理解各類犯罪的危害性，需對《刑法》規定的所有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此時，被教唆者不再是“無責任能力的工具”，而是法律意義上的“犯罪責任人”。他們能獨立判斷行為性質，也需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后果。因此，教唆者的角色從“工具操縱者”回歸為“犯罪意圖的挑起者”，依法成立教唆犯，與被教唆者構成共同犯罪，并根據其在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如策劃、指揮）或次要作用（如協助勸說），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案例拆解

我們通過一個案例來進一步了解一下。

2024年7月，被告人謝某（2003年生）慫恿小強和小偉（均為2009年生）偷自己家里的金銀首飾，并承諾幫助變賣，所得變賣款可共同花銷。次日，小偉在家中偷了其母親的1條金項鏈和1對金耳環，小強在家中偷了其母親的1條金項鏈和1枚金戒指，均交給了謝某。第三天，謝某將上述金銀首飾以12915元的價格變賣，違法所得三人共同使用。2024年8月1日，謝某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賠償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

本案中，被告人謝某（犯案時21周歲，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教唆小強、小偉（犯案時均為15周歲，屬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盜竊行為。由于小強、小偉未達到盜竊罪的刑事責任年齡（盜竊罪追責年齡為 16 周歲），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因此，屬于謝某操縱的 “工具”，無需對盜竊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謝某通過 “利益引誘（共同花銷）”“明確指示（偷自家首飾）”“負責銷贓” 等行為，實際支配了犯罪的發起、實施與贓物處理，是盜竊行為的真正推動者，應屬于盜竊罪的 “間接正犯”最終，法院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謝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三、如何保護孩子不被利用？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頻發，既暴露了不法分子的囂張，也反映出未成年人保護中的薄弱環節。家庭、學校、社會需形成合力，筑牢防護網。

1.家長：做好“第一責任人”

關注異常行為：

作為與孩子接觸最密切的人，家長是抵御教唆犯罪的 “第一道屏障”，如果你的孩子突然出現持有不明來源的財物（如手機、首飾）、頻繁與陌生成年人接觸、夜不歸宿等情況，需立即警惕，應先以關心而非指責的語氣追問細節，及時溝通核實，避免孩子因害怕批評而隱瞞真相。

加強監護管理：

避免孩子長期脫離監護，更要建立信任溝通機制，強化法治意識，教會孩子謹慎對待陌生人提供的“高薪工作”“輕松賺錢”機會。

2.學校：強化法治教育

開展場景化普法：

學校作為孩子接受系統教育的場所，需將 “預防教唆犯罪” 融入日常教學與管理，通過精準的法治教育和完善的預警機制，幫學生建立 “法律防線”。通過模擬法庭、法律講座等形式，還可邀請辦理過此類案件的民警或律師進校園，用 “現場提問互動” 的方式解答學生疑問，讓學生直觀理解“教唆犯罪”的危害，學會識別不法分子的誘導手段。

關注重點群體：

在建立預警機制上，要重點關注 “易被教唆” 的重點群體，尤其是家庭監護缺失、沉迷網絡、有不良交友傾向的學生，重點了解孩子的社交圈變化，比如是否認識校外人員、是否有 “放學后不回家去打工” 的想法，建立班主任與家長的常態化溝通機制，對發現的風險點及時通報社區和警方，及時干預異常情況，從源頭減少教唆犯罪的發生。

3.社會：壓實監管責任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滋生，與社會監管漏洞密切相關。要破解這一困境，應凝聚平臺、機構、群眾的合力，構建 “權責清晰、協同聯動” 的治理體系：平臺需承擔 “源頭管控責任”，通過技術升級實現誘騙信息的自動識別與下架；司法、社區等機構需履行 “矯治跟蹤責任”，建立涉事未成年人動態管理檔案；同時要暢通群眾 “監督參與渠道”，簡化舉報流程并給予合理激勵。唯有形成 “信息管控—矯治跟進—全民監督” 的全鏈條閉環，才能真正實現 “全方位共治”，從制度層面遏制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

暢 森 律 師 提 醒 您

法律的終極目的，從來不是懲罰，而是指引與保護。它用最嚴格的尺度，丈量著成人的罪惡與孩子的無知之間的距離。它提醒我們每一個人：守護孩子的純凈，不僅是法律的責任，更是我們所有成年人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中，不容推卸的文明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