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焦捷：全球經濟治理轉向“制度協同+科技創新” 雙輪驅動

文 | 王雅迪

ID | BMR2004

“十五五” 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站在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躍升節點。作為銜接“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過渡期，亦是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攻堅階段，縱深推進創新驅動、區域協調、綠色轉型、共同富裕、安全發展 “五大任務”，已非路徑選擇，而是關乎民族復興進程與國家長遠福祉的必然戰略抉擇。

在2025金融街論壇上，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焦捷以“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轉變”為題，提出全球經濟治理正從要素驅動轉向“制度協同+科技創新”雙輪驅動。他回顧中國從全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的轉變歷程，介紹了中國貿易規模連續8年居全球第一、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縮減至29條、數字人民幣與32國建立本幣互換等成果。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國際經濟最深刻的變革之一，就是發展的關鍵要素正從傳統的生產力要素驅動，轉向如今的制度與科技雙輪驅動。而綠色發展與科技進步離不開制度保障，科技更是核心驅動要素。

因此，他認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決定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格局，尤其是經濟制度走向的關鍵要素有兩個：一是制度協同，它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支點；二是科技革命，它將成為全球競爭的新引擎。

焦捷指出，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與全球格局始終緊密交織。在當前的變局中，未來長期發展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但這種不確定性能否向確定性轉化，關鍵取決于兩大要素：一是地緣政治博弈與信任赤字交織疊加。當前，我們能清晰地看到諸多變化，如俄烏沖突長期化、中東局勢動蕩，全球能源與糧食安全風險上升；多國債務危機持續發酵，部分發展中國家外債負擔沉重。同時，歐美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分化加劇，全球通脹與資本波動愈發顯著；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陷入僵局，多邊協調機制功能弱化，國際合作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他看來，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關系的走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合作空間與全球秩序穩定。面對競爭與分歧，中美雙方能否重建互信、在競爭中實現共管、在分歧中尋求合作，將直接影響全球治理的未來方向。

二是科技革命，它正加速重構全球競爭格局。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不僅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也成為規則競爭與制度博弈的前沿。以人工智能為例，從生成式模型的倫理風險，到算法透明度與數據安全的跨境監管，科技進步不斷突破現有監管邊界。這是一把 “雙刃劍”，既提升了治理復雜性，也為制度創新提供了新可能。

因此，他認為，能否構建協調統一的全球治理監管機制，已成為推動科技進步、維護經濟安全的關鍵。這種機制不僅是數字時代軟硬件協同的關鍵基礎設施，更是支持科技創新有序發展的制度保障。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邏輯正發生轉變，從要素驅動走向制度與科技雙驅動，制度協同與科技革命成為新支點與新引擎。

從具體數據來看，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規模達到 6.16 萬億美元，進出口總值達到43.85萬億元。盡管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貿易規模存在短期波動，但中國已連續8年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貿易伙伴持續增加，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占比超50%。在全球貿易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這充分體現了中國開放型經濟的韌性。

在投資領域，即便全球投資競爭加劇、地緣經濟不確定性上升，中國仍通過兌現開放承諾、推動制度創新，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了穩定預期。例如，2024年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減至29條；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生效，深化與東亞及共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成為亞太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近期備受關注的是，中國已與32個國家建立了本幣互換安排，為區域金融穩定提供了流動性支持；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邊平臺，積極推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綠色投資與可持續發展。目前，亞投行的服務范圍覆蓋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 GDP。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業務已覆蓋189個國家和地區、1300多家金融機構，為全球支付體系的多元化提供了支持。

焦捷表示，當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下一階段更應發揮“穩定器”作用，在不確定性中提供確定性：面對多重沖擊與風險，堅持穩中求進，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與高質量發展化解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成為世界經濟的“壓艙石”；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通過政策創新支持科技創新模式升級、防范技術風險，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發展與安全并重”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