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國粹」還是「國渣」？徐悲鴻這一番演講曾轟動國內南北藝壇

一次少為人知的重要講演

徐悲鴻（北京1950年）

1948年5月8日下午，徐悲鴻赴北京師范大學做了一次題為“國粹與國渣”的講演。據查，《徐悲鴻文集》《徐悲鴻年譜長編》等諸多新近20年間出版的通行文獻中，均未見到關涉此次講演相關歷史信息。

幸運的是，筆者近日翻檢舊報文獻時，偶然在一種當年發行數量不大、社會影響極其有限的舊報《北平時報》上，發現了此次講演的一些相關信息。原來，該報曾于此次講演次日即予以報道，且在5月9日、10日連載刊發了記者現場記錄的講演大致內容，實為確證并考察此次講演相關歷史信息的重要參考文獻。兩次連載報道部分原文如下：

《藝術大師徐悲鴻昨講“國粹與國渣”》，原載《北平時報》，1948年5月9日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與你不相干”

這不是國粹，是國渣

【本報訊】昨天下午二時半，師院舉行第四次學術演講，地點在大禮堂，主講人是藝術大師徐悲鴻，講題是“國粹與國渣”。徐先生是國畫論戰的主人，在去年他曾經為國畫的前途，曾經大聲疾呼過，他反對“定型”的“模仿”，他主張“創造”“革命”。在一陣鼓掌聲以后，師院代理院長黎錦熙，致簡短的介紹詞，他說：徐先生用不著我介紹，想大家都早已聞名，徐先生的畫有三個特點：（一）他綜合中西的古今的畫的精華。（二）創造出一種新的風格。（三）他的這種作風是革命的。今天他根據歷史文化，社會的進展，把藝術上的原理原則說出來，讓我們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

徐先生一開始就說明“畫”在演講時，不能如音樂家那樣哼幾個調子，可以鼓動許多人的情緒，同時也不能把畫畫的顏色，拿給大家看，接著才談到主題，他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像有同學說：天下為公，就是國粹；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與你不相干’，這不只是中國的渣子，簡直就是世界的渣子。在中國文學里，三百篇詩是國粹，而八股則是渣子。所謂國粹，是表示偉大崇高思想，藝術也是一樣，像中國的建筑，都是西方的建筑所趕不上的。不過，這和人民的生活，沒有什么關系。雖有了這，生活也不能得到解決”……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不是國渣，是國粹

“中國藝術上的國粹，是自然主義，自古至今，不是宗教，而是中國社會系統，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就是中國自己一貫的傳統。作人最重道理，藝術也是一樣……”

“中國的國粹，是自然主義的路子，哲學方面也是如此。要不勉強，不矯揉造作，從五代到宋，曾有過多少花鳥大畫家，因為你們不在這一行，所以不注意那些偉大人物的名字。”

“波斯受中國藝術的影響：十三世紀，波斯有一句流行話：‘你如果要畫，就要和中國一樣好。’中國不畫死鳥，雖然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人畫鳥畫得最好，但是總不能超過中國，這樣才能算是國粹。”

“可是，有些人對于各種東西如何畫法，有了定型。這樣，只要學三個月就能成功。這樣一來，便把中國藝術給斷送了。像北平的天壇，公園里有許多柏樹，他們不去看；而只看畫，畫了就是。這樣一來，中國的畫就漸趨沒落，我的結論是，不管任何學術主義，只要一成定型，便離沒落期近了。”

“相反的，要進步就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能反其道而行，我是想著，也堅決主張，把中國藝術恢復到唐宋舊觀，應該趕上歐洲。自然就是我們的老師，像白皮松、楊柳、人、狗、鷹都是，一個藝術家應該雙目敏銳，若不培養其能力，如何能有好作品？不過，舊派的人對于我這種說法自然不愿意，像裹了的小腳放不開”。他最后說：

“寫實主義僅僅是方法，藝術家應該有偉大的抱負和思想，以歷史作為畫材，不能只畫看見的東西，那樣范圍就未免太小了。閑時要讀書，有現代的知識，再去接收祖先留下的遺產，所接受的一定不是渣子。

“我再說一句，要保存國粹，一定要‘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藝術大師徐悲鴻講述“國粹與國渣”》，原載《北平時報》，1948年5月10日

自然主義才是“國粹”

定型畫法即是“國渣”

上述兩次連載共計約1700字的報道，將徐悲鴻此次講演的相關信息，較為詳實確切地發布了出來。值得注意的是，該報記者在記錄講演內容時，并非全然按照現場講演原文記錄，而是一部分采取概括歸納之法記述，這部分內容，全部出現在首次報道之中；而連載續報時，則又采取全然摘引講演原文的方式了。

第二篇報道中，自然主義才是“國粹”，定型畫法即是“國渣”這一講演主題，在記者的七次原文摘引之下，烘云托月一般“定格”于讀者面前。須知,徐悲鴻自“北上”執掌北平藝專以來，矢志在“畫法”傳習上有所變革，遂一度引起北平國畫界部分人士的質疑與論爭，更進一步激化為曾轟動國內南北藝壇的“國畫論戰”與“倒徐行動”。

應當說，徐悲鴻在此次講演中發表了一系列頗富感染力，頗具感性色彩的“感言”，確實是“有感而發”，確實是針對之前不久剛剛平息下來的那場論戰與風波之后的“有感而發”。當天在講演現場，面對眾多青年學子，他將自己心目中的“國粹”與“國渣”之區分，乃至如何傳承“國粹”與揚棄“國渣”，可謂是全盤托出、毫不避諱。其人矢志革除國內藝壇陳舊思想、保守觀念及其所滋生的陳規陋習之毅然決然，其人當年之勇猛精進乃至孤勇獨行的“先進”與“先鋒”精神，由此也可見一斑。

北平講演之“前奏”

南京講演“當前中國的藝術問題”

事實上，早在此次講演約半年之前，徐悲鴻曾受當時的南京政府教育部之邀，通過向廣大市民廣播講演的方式，以《當前中國的藝術問題》為主題，做過一次公開講演。這一講演，可以視作半年之后的“國粹與國渣”講演之前奏。

1947年11月17日，北平《華北日報》曾以“徐悲鴻昨播講《當前中國的藝術問題》”為題，第一時間向平津及華北地區讀者報道了此次講演，并對講演的主要內容予以摘要式的記錄與發表。一個月之后，12月15日，南京《新民報》則全文刊發了徐氏講演稿，題為《當代中國的藝術問題》。

當時有一位與徐氏或有舊交的南京讀者，在讀到此講演稿全文之后，不禁撫今追昔，頗有一些感慨。不久，步入新的一年，徐氏執掌北平藝專之后，堅持以寫實主義方法來改造中國傳統繪畫技法之傳習，引發了北平美術界中的“國畫論戰”。這位南京讀者思前想后，決定發表一下自己的觀感與觀點，于是撰寫了一篇“讀后感”式的評論文章，于1948年4月17日發表在了南京《新民報》上，題為《此道不孤》，署以化名“非醫”。此文開篇這樣寫道：

自從徐悲鴻先生長北平藝專，主張國畫亦應以寫生素描為基礎，而引起了北平國畫界的論戰。繼之南京也有響應，一時頗為熱鬧，內容有什么蠟燭與電燈之爭，“白描”與“素描”之爭，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報的“半周藝叢”發表了一篇徐先生的長文：《當代中國的藝術問題》。拜讀之下，不覺回想到十二年前在他的南京寓所客廳中所見他自己集《金剛經》的那副大對聯“獨持偏見，一意孤行”。

據上述這段“開場白”來看，這位讀者曾于20世紀30年代出入過徐悲鴻在南京的寓所，二人早年或曾有過交往。此際撰發的這篇評論文章，題目為《此道不孤》，應當就與那副對聯有某種呼應與聯系。而對于所謂“藝術家脾氣”，文末有所提及，文中也有詳加辨析，還為之舉出了一個重要例證：

徐先生是一個藝術家，他有他那副狂妄的，也是可愛的藝術家脾氣。然而，他不是一個冷靜的理論家，所以在他那“高談雄辯驚四筵”的論文中，我們還得原諒他那種摧枯折朽、不可一世的言詞。譬如，上文所說本報刊載過的那篇文字中，說到北平的松柏樹，只有他一個人發現了“奇古雄壯”而收入畫中，自遼金宋元明以來，沒有任何畫畫的人發現過，因此這些人都不能稱為藝術家。這些話除非目的是想把幾個老頭子氣死之外，是毫無足取的。然而，我們不能因為他這幾句話而否定他全文中所述的思想見地，他的對于藝術的熱誠、認真，和手辟乾坤、勇敢挑戰的態度，還是異常值得欽佩的。

這里提到的例證，乃是徐悲鴻在講演中提出“北平的松柏樹”之話題，來強調寫實主義重要性的一番言論。應當說，講演中的措辭確有過于夸張、趨于偏激之處，不過若以“藝術家脾氣”來換位思考與體察一番，確亦如《此道不孤》一文中所言，“我們不能因為他這幾句話而否定他全文中所述的思想見地”。

與此同時，也不難推想得到，約半年之后，徐悲鴻在北平講演《國粹與國渣》，確乎可以視作是“藝術家脾氣”的再次發作與進一步激化；這不過是將約半年之前的那一場“前奏”——在南京所做講演《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再度借題發揮一番，再度公開論爭一場罷了。

《我國名畫在巴黎》，原載上海《良友》雜志第82期，1933年11月印行

余韻

關于“北平的松柏樹”及其他

如本文前述，徐悲鴻于1947、1948兩個年度，分別在南京北平兩地所做兩次講演中，均以“北平的松柏樹”為話題，借此表達自己的藝術理念與思想立場。那么，據《華北日報》報道可知，徐氏講演中所謂“北平之所以美麗者，僅仗數千年來之古柏及白皮松而已”，又稱“此二物從未在畫家筆底出現，而僅本人于十五年前畫二古柏，陳列于巴黎圖書館”云云，這一事實又究竟如何呢？

言及于此，就不得不提到徐悲鴻曾于1933至1934年間在歐洲巡回展出中國近現代繪畫的那一段往事了。他曾于1933年初應法國國立美術館之邀前往巴黎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次年游歷意大利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等歷史文化名城；又至德國柏林、蘇聯莫斯科及列寧格勒等地舉辦中國近現代畫展，所到之處，無不大力宣傳與展示中國美術及其成就。時至1934年8月，從莫斯科啟程，返歸上海，歷時約20個月之久。

早在1933年11月，上海《良友》雜志第82期之上，就曾專門用兩個版面的彩頁，向國內讀者介紹徐悲鴻赴法辦展的盛況，還為此特別展示了被法方購藏的大部分展品。對于法方購藏12幅展品，可彩頁上僅展示有9幅畫作的情況，有這樣一番鄭重說明：

法國政府購藏十二幅，除此處所刊九幅外，應尚有陳樹人、高奇峰、張書旂三先生之作品，惜寄回之照片攝制模糊，不能制版，故從缺。

徐悲鴻《古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參展并被法方購藏的徐悲鴻所作《古柏》，除了在《良友》雜志上有所展示之外，在這一畫作旅歐展出前后，還曾多次在國內報刊上“亮相”。僅據筆者所知所見，此畫在徐悲鴻逝世之前的最后一次“亮相”，是在1950年2月，被印在了《四十年來之北京》第二輯的封面之上。圖幅上方的空白處，還印有徐悲鴻當時新題的跋語，扼要說明了此畫的來龍去脈，文曰：

1932年冬，吾游北平，寫此。翌年在巴黎展覽，為法國國立外國美術博物館購藏。北京為世界古樹最多之都會，尤多遼金元明以來之古柏，盤根錯節，蒼翠彌天，斧斤所赦，歷劫不磨，自恨無此健筆，盡其奇觀也。一月十三日，悲鴻。

看來，《古柏》這幅畫作，確實是徐悲鴻生前的得意之作。否則，他不會對這么一幅早已在約20年前即已入藏海外博物館中的作品，如此念念不忘。另一方面，聯系到1947、1948年在南京北平所做兩次講演中，他均有提及“北平的松柏樹”之話題，可知這幅早已入藏海外博物館中的畫作，確曾被其視作個人在以自然主義為“國粹”，以寫實主義來改造“國畫”的一幅頗具代表性的力作。

對于后世讀者而言，這么一幅如今并不知名甚至根本無名，遠不及徐氏筆下“奔馬”形象更具代表性的畫作，竟曾一度成為表征著“藝術家脾氣”的得意之作乃至代表之作，頻頻亮相于國內外報刊及國內公共傳播領域之作——這么一樁近世藝林之“掌故”，或更可以另一種視野來予以觀照。

文并供圖/肖伊緋

編輯/張嚴涵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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