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大師向雙螺旋致敬，“世界上最聰明的兩人”神秘相會

11月6日，美國分子生物學家、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928-2025）去世，享年97歲。他自小是個“學霸”，后于1953年與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共同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奠定了當代生物學的理論基礎，極為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生物學的發展。而同時代的西班牙超現實主義藝術大師達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從小“四處惹禍”并被學校開除，在今天看來是妥妥的“學渣”，但他對新事物永遠充滿熱情，很早就開始閱讀各類科學書籍，迷戀上了當時眾多的前沿科學成果，其中一項就是沃森和克里克的DNA雙螺旋模型。為了向這兩位科學家致敬，達利在其畫作中讓先知以賽亞捧起了分子結構。

本文經授權摘編自劉鈍著《格致丹青》第17章“達利邂逅DNA”，標題為編者所加，有刪改。

撰文 | 劉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西班牙畫家、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從小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乖孩子，在家鄉的教會中學時就因霸凌行為與惡作劇被開除，進入馬德里美術學院后又因煽動學生鬧事被勒令停學和開除，按現在年輕人的說法就是一個“學渣”。但是他對新鮮事物總是充滿熱情并喜歡出奇爭勝，很早就開始閱讀各種類型的科學書籍，并把自己視為一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猶如一條在“藝術的冷水和科學的溫水之間游泳的魚”。據說他長期訂閱《科學的美國人》，臨終時床頭還放著霍金（Stephen Hawking，1942-2018）、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1887-1961）等人的科普著作。在弗洛伊德心理學和精神分析之后，他相繼迷戀上了自然科學的眾多新成就：相對論的時空觀，原子世界的組成，突變論描述的運動與變形，以及生命的物質基礎等，都被他以超現實主義的視覺形象——懂或不懂，按照自己的理解表現出來了。

藝術天份、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對所有新鮮事物的濃厚興趣，在達利的超現實主義實踐中得到恣意發揮。他創作的許多藝術作品，僅從名稱來看就與自然科學有關，例如《恩波達的化學家在純虛無中尋找》（The Chemist of Ampurdan in Search of Absolutely Nothing）、《原子麗達》（Leda Atomica）、《球體加拉茶》（Galatea of the Spheres）、《核子十字架》（Nuclear Cross）、《一根天鵝羽毛在原子間的平衡》（Interatomic Balance of a Swans Feather）、《反質子假設》（Anti-Protonic Assumption）、《融化的懷表》（Melting Watch）、《海洋微粒子的圣母升天》（Ultramarine-corpuscular Ascension of the Virgin）、《原子和天國的憂郁思想》（Atomic and Uranian Melancholic Ideal）、《一條高彩魚眼的染色體開啟永恒記憶的和諧分解》（The Chromosome of a highly colored Fish's Eye Starting the Harmonious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蝴蝶景觀》（Butterfly Landscape）、攝影《原子達利》（Dali Atomicus）、雕塑《馬鞍與時間》（Horse Saddled with Time）和《向牛頓致敬》（Hommage à Newton）等。

圖1 達利《向牛頓致敬》（1985），置于新加坡大華銀行門前

這是一座按達利的創作放大的青銅雕像，雕像中，牛頓的頭顱與軀干都是空的，胸腔內懸著一個代表心臟的小球，表示他的大腦和心靈是開放的。唯一能夠說明這尊銅像是牛頓的關鍵是其右手下方的另一個小球，無疑代表正在下墜的蘋果。

將達利的科學繪畫（或他所表現出來的科學）逐一評論需要一本專門的小書，此處暫按下不表（詳見本書pp.738-743），單說說達利向DNA的致敬。

如果說20世紀初的精神分析揭示了人的潛意識，核物理與量子力學揭示了事物的隱藏結構，那么1950年代開始的生物學革命，有可能導致人類對生命本源與思維機制的探索，自然科學的新動向到此與達利的個人經歷、天生氣質乃至內心的生命沖動真正耦合起來。

1953年，美國的沃森（James Watson,1928-2025）和英國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提出DNA雙螺旋結構的分子模型。1962年，他們兩人與英國人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1916-2004）一道榮獲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第二年，達利就創作了一幅與此有關的大型油畫（圖2）。此畫原為波士頓新英格蘭銀行訂制，屬于達利生平繪制的13幅大畫之一，現存佛羅里達圣彼得堡市的達利博物館。喜歡標新立異的達利給它取了個很長的名字，弄得買主和藝術行家一頭霧水。當年年底在紐約著名的藝術市場諾德勒（Knoedler）首次展出時，達利在親自撰寫的展品目錄中宣稱：

在圖畫的名稱變得很短（如“圖1號”“白之白”）的時代，我為自己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的作品取了一個很長的名字：
GALACIDALACIDESOXIRIBUNUCLEICACID。這是我用一個詞來命名的作品中最長的標題，然而畫中表現的主題更長：長得就像人類記憶的遺傳持久性一樣。如同先知以賽亞所宣布的那樣——他就是上帝頭腦中的救世主，人們一眼就能看到這個圖像化的歷史，以賽亞雙臂擎著克里克與沃森的分子結構，同時升起基督的尸體令其在天堂復活。[1]

圖2 達利《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1963）

Salvador Dali, Homage to Crick and Watson

布面油畫（345×305 cm），現藏美國佛羅里達圣彼得堡市達利美術館

達利繪制的先知以賽亞在畫面左上方，其手中長卷上的字符串正是畫名：
Gala-cid-ala-ci-desoxyribonucleicacid。Gala是畫家的夫人與藝術知音加拉，她的形象出現在達利的作品中早已見怪不怪了，在這里則背朝觀眾位于畫面正前方；Cid是西班牙民間傳說中的英雄，在長卷中出現了兩次；Ala是穆斯林對他們的上帝（真主）的稱呼，它與前面的字母D連讀起來近似達利的發音；最后一個長單詞Desoxiribunucleicacid則是達利對DNA全名脫氧核糖核酸的稱呼，與英文（Deoxyribonucleic acid）、法文（Acide désoxyribonucléique）和西班牙文（ácido desoxirribonucleico）的拼寫法都不一樣。他又說：“如果需要一個簡潔的名字，就叫《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好了。”

圖2.1 《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細部：

先知以賽亞、升天的基督和糾纏在一起的雙螺旋模型

達利認為，DNA雙螺旋是人類與上帝聯系的唯一結構。在以賽亞的下方，可以看見雙螺旋的分子模型，它們由一些手持槍械的人物漸變而成。在畫面的右下方，一些穿著阿拉伯服裝的士兵排列成“死亡立方體”，四人一組的士兵每人手中的步槍都指向其鄰人，連同他們的影子一道構成類似某種礦物結晶一樣的立體方陣。一旦有人開槍，必將觸發其鄰人的反應而整個結構都將分崩離析。

圖2.2 左圖：《向克里克與沃森致敬》細部：構成“死亡立方體”的阿拉伯士兵，右圖：食鹽晶體模型

這幅畫還反映了不久前發生在加泰羅尼亞地區的一個真實事件：1962年9月，山洪引起里奧洛布雷加特河水泛濫，最終導致450人喪生，成為現代西班牙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被洪水淹沒的景觀位于畫面中心，遠方可見山脈與天際線，泛濫的大水中間依稀可見一個倒立男子的痛苦面容。專家們認為，畫家想通過這幅作品為受害者提供安慰——在洪水景觀的上方，基督（或圣母）在天使召喚下正在升天。科學與藝術、世俗與宗教、死亡與永生，這些人類思想史上永遠討論不盡的主題都在這幅畫中體現出來了。

達利經常出席各類生物學會議，據稱他還會見過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沃森，他倆中的一人說那是“世界第一聰明人”與“世界第二聰明人”相遇，至于誰是第一誰是第二就不得而知了，兩人會面的細節也未見披露。聯想到沃森晚年經常就遺傳學與種族問題發表驚人言論，而達利一向持才自傲口無遮攔，這兩位個性鮮明的聰明人的會見應該是十分有趣的。

花絮. DNA撬開了達利的棺材板

1989年達利去世之前，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復活的他把后事托付給未來的生命科學家，如同古埃及的法老王一樣，他的尸體被涂滿防腐劑和香料，至少可以保持三百年不腐。入殮時的達利仍然蓄著精心梳理過的翹胡子，身穿名貴的羅馬式服裝，衣服上鑲飾著普波爾侯爵的紋章和代表DNA雙螺旋結構的繡花滾邊。這個生下來就不消停的精靈終于沉寂了，在墓穴中靜靜地等待以賽亞或科學家帶來的福音。

圖3 達利遺體于1989年1月25日下葬菲格雷斯劇院博物館

這是葬禮前的現場丨圖源：Diario Las Aamericas

28年之后，達利的墓穴被打開了，但是召喚他的既不是以賽亞也不是科學家，而是來自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的一紙法令。2017年，一位61歲的女靈媒皮拉·阿貝爾（Pilar Abel）自稱是達利的私生女。按她的說法，其生母上個世紀50年代受雇于達利家，與達利有過一段私情，并于1956年生下了她。經過多次上訴，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于6月26日同意了她開棺驗尸進行親子鑒定的申請。如果貨真價實，作為達利“唯一繼承人”的阿貝爾將獲得其遺產總額的四分之一作為補償。

圖4 自稱達利私生女的西班牙女靈媒阿貝爾 | 圖源：Lluis Gene

這一消息激怒了西班牙文化部門和達利遺產管理者。文化部長說這是一個讓人心碎的決定，加拉-達利基金會的律師對此裁決一直持有異議，并揚言如果鑒定結果證明阿貝爾不是達利的女兒，將讓她承擔開棺與檢測的全部費用。但是法院的決定不容違抗。2017年7月20日，達利的墓穴被打開了，他的棺柩被抬出來，遺體保存完好，那標志性的上翹胡須還在。在執法人員與雙方律師面前，檢測人員從達利遺體的皮膚、指甲和兩塊骨頭上提取了樣本，連同阿貝爾的唾液一道送往馬德里進行DNA比對檢測。

圖5 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小報將阿貝爾與達利的照片排在一起丨圖源：Equity’s Darling

圖6 在馬德里地方法院指令下，達利遺體被取出進行DNA檢測丨圖源：Mirror

2017年9月6日，加拉與達利基金會對外宣布DNA檢測結果，阿貝爾與達利之間不存在任何血緣關系。向阿貝爾索賠的要求隨即被提出，但她一直以各種借口推脫。2020年5月18日，馬德里地方民事法院駁回了阿貝爾的申訴，要求她支付開棺檢測的所有費用，具體數額沒有公布，但人們估計在7000歐元左右。

達利的遺骸則被重新放入菲格雷斯達利劇院博物館的地下墓穴，靜靜地等待下一次來自天堂或人間的福音。

注釋

[1] 維基百科上有原文，引自Georges Keller, Georges Keller presents Dali: November 26 to December 26, 1963. New York: M. Knoedler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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